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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历经变幻。先秦时期的官员选拔，大都是依靠世袭制。如果一个人在建国之初立下功劳，被封为大夫，往往在他死后，就由儿子来继承大夫的职位。当时，诸侯的封地叫做国，大夫的封地叫做家，于是中国古代有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这种世袭制有很大的弊端。一国之君，如果贤明那还罢了，如果昏庸，可就为祸不浅。一个平凡的傻子，最多不过是在家里乱搭乱闹，可一个国君，如果是傻子，就要祸害到成千上万人了。可关键还是，许多的昏君，不认为自己是昏君，反而把一些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的人当成是忤逆之臣，把一些奸邪小人，当成是国家的忠良。世袭制度，流弊广矣。
到了汉代，官员选拔主要靠推荐。推荐的主要名目是和秀才。汉代特别推重孝道，于是汉代的帝王多冠以孝字。孝廉自然是尊敬父母的人，古人往往说，忠臣必然出自孝子之门，有一定道理。能够孝顺父母的人一般来说，也能够终于国家，爱护百姓。秀才则是精通一些典籍，比如说儒家的经典，《尚书》《诗经》什么的。相对而言，推荐为秀才的比较少，推荐为孝廉的比较多。翻翻《后汉书》，绝大多数官员出道，都是走孝廉一条路。为什么呢?因为孝廉比较好作假。秀才必须精通典籍，两人一聊天，彼此有多少墨水就清楚了。可是孝顺不孝顺，关键是看父母乡亲的评价了。可是，在历朝历代，只要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就有人作假。在汉代，孝顺就可以当官，越孝顺就越越受到大家表扬，既然有实际的利益，那么父母邻居也就会参与造假了。于是，推举制度的弊端也出来了。推举过分的看重了考察者的正直公平。你说他是孝顺那就是孝顺，而没有统一的可以量化的标准。到了隋唐时期，风气为之一边，科举制度的出现，可以说是选官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分为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科和明经科，其他的明法、明算等等都有专项考察。而当时最受人看重的就是进士科。当时有人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三十岁考中明经就算是年纪大了，而五十岁考中进士，那也算是年轻了。据说，在唐太宗时期，每年都有八九百人参加进士考试，可是录取的有多少呢?不过是二三十人，录取比例不到3%，可远远比现在的高考，甚至是硕士、博士难考多了。而当时能够来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本身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才子。唐高宗在位三十三年，一共录取的进士不过是五百来人。纵观整个唐朝，一年录取的进士科人员，不超过三十四人。既然录取人数如此之少，为何几百年来，还有人趋之若鹜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从录取进士科之后，出仕会非常方便。唐朝的许多名臣名相，都是出身于进士科。如王勃、王维、刘知几、陆贽、颜真卿、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唐朝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是出自进士科，因此后人称进士科为“将相科”。
在史料中还记载了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曾的一番话：“我虽然富贵过人，但大遗憾，头一件就是不能以进士及第入仕。”就算是身居将相高位，如果不是由进士出身，依然会心有余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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