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吃瓜群众”们为何最爱这些市井小故事

美国著名汉学家高居翰在其《图说中国绘画史》中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书画艺术以宋代为分水岭。宋以前，书画家极力推崇逼真，“直逼古人”为上，“如临其境”为美，至于宋，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臻于成熟。自宋以后，书画艺术家另辟蹊径，以表现自我为上，手法上则表现为我写我心，舍形而悦影，轻像而重意，不再受中古时代的圭臬所左右，绘画走得尤其远。

这和近古中国社会的变迁有关。元代统治者极力排挤汉人，传统知识分子的从政空间很小，于是他们纷纷离开主流文化体系即庙堂体系，走向江湖，走向个人兴趣，并以此为生。因为不能在体制内分一杯羹，只有到市场上去找饭吃。书画家不再靠摹写圣贤故事来装潢冠冕，小说家也要编写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来迎合民间趣味，于是，植根于宋代话本的说唱艺术就风靡起来，在写法上更讲究情节和人物，主题上更接近写人性，写凡夫俗子的爱好和趣味，而非局限于文以载道，于是出现了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

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主题是宣扬善和美，思想上总是抱定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这不仅为大众喜闻乐见，也符合了儒佛道三家的精神，统治者也愿意默许。这一点，在“三言”“二拍”中表现得很是充分。比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那个朱重，在为昭庆寺送油后，碰巧看见了住在附近的王美娘，被其美貌所吸引，心想“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于是日积夜累，积攒了10两银子，要买王美娘一晚春宵。老鸨嫌他是个卖油的，再三推托，后来见他心诚（其实是因为银子），就教他等上几天，扮成个斯文人再来。然而等到能见美娘之时，后者大醉，又认为朱重“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会被人笑话”。但朱重不以为意，整晚服侍醉酒的美娘。次日美娘酒醒后，觉得“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知情识趣”“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回赠朱重双倍嫖资以作谢。不久，油店朱老板病亡，朱重接手了店面。这时美娘生身父母来到临安寻访失散的女儿，到朱家油店讨了份事做，也就是在朱重那里打工。一年后，美娘被福州太守的八公子羞辱，流落街头，寸步难行，恰巧遇见经过的朱重。朱重连忙将美娘接回青楼，美娘为了回报朱重，留他过宿，并许诺要嫁给朱重。美娘动用自己多年储下的钱财为自己赎身，嫁给了朱重，又认出了店里的亲生父母，皆大欢喜。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是众所周知的爱情故事。名妓杜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她深知沉迷烟花的公子哥们，由于倾家荡产，很难归见父母，便处心积虑地积攒一个百宝箱，藏在院中的姐妹那里，希望将来翁姑能够体谅一片苦心，成就自己的姻缘。谁知道，她那一片向往爱情的赤诚和处心积虑的设计，还是无法对抗封建礼教的压力和人性的卑怯，最终只能当众怒斥奸人和负心汉，抱箱投江而死。杜十娘不仅美丽、热情、心地善良、轻财好义，而且有忠于爱情的勇烈。她用决绝的死维护了自己人格和尊严。

尽管主题围绕着善美，但“三言”“二拍”描述的社会文化中，透露出当时人们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而非古代人的说教。这一点，很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很像薄伽丘的《十日谈》。明代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从明初到晚明，极端的皇权专制走向破碎的自由，严厉的禁海政策走向民间贸易的失控，官场的冷酷逐渐被丰富多彩的市场所腐蚀，文学艺术在曾经的冰天雪地上蓬勃兴起，蔚为大观，封建社会走到了末期，社会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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