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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为政功绩到底有什么？ 知乎??
登录加入知乎李世民的为政功绩到底有什么？我看太宗本纪的时候，发现李世民实际上是唐王朝的实际建立者之一 但是在他作为皇帝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实际上表现的更像是儒家意义上的好皇帝，实际上他真正为帝国带来的影响感觉不到有多少 比起秦皇、刘邦、汉武、明祖、宋宗、光武、刘裕甚至高欢、宇文泰在统治天下的具体规则、后代的朝制典范、甚至于文化、行政、教育方面建制的都稍低 因为害怕有些人不清楚我说的具体朝制典范是什么我来补充一下 秦皇开创皇帝制度、群县制度等…显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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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谢 @尺八 邀。开头补充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先点赞的各位依然不好意思~
（***正文开始处有特别明显的提醒，不想看开头个人感受的请选择跳过***）
刚开始看了问题描述就觉得怪怪的，现在弄明白了，提主的思路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宏观上的，因为李世民没有制度创新，所以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小；微观上的，因为李世民在行政、民生、战略眼光（与其他答主对话中提到）上我看不到比较出彩的地方，所以李世民没有为政的功绩，甚至可能只是历史爱好者的狂欢。这两条，从逻辑上都是立不住的。
先说第一条：制度影响不等于历史影响。制度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政治、军事、经济、民生、文化等多方位的影响，用“没有制度创新”来得出“历史影响小”的结论，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串联而成的。影响历史的，是一个个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一件事的结果引来下一件事的起因，然后造成下一个结果……这样日积月累一路走到了今天。脱离具体事件去谈什么制度是十分空洞的，即便是同一个制度下，不同人不同时期也会产生天差地别的效果。
评价一个人的历史贡献，看的是他做事情的效果。（这一点 的看法与我相同。）
一个人，解决了许多困难的事情，做好了他所处时期的大多数事情，为后续事件向好处发展打下基础，并让这个时代成为凝聚后人精神力量的美好记忆，就是历史的影响力。
此处讲到制度就再多说两句：就我在知乎历史版的感受，现在“制度创新”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许多人认为制度就是最大的功绩，但我并不非常认同这种观点。
首先，制度史是一项非常系统的研究。很多看似“突变式”的制度创新，实际是渐进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质变，即便一定时期内大框架都叫一个名字，具体内涵也在不断地调整。不把这些来龙去脉都弄清楚，很难说哪项制度就是某一个人的功绩，而通史史料的量嘛……作为爱好者我可能一辈子也读不完，哪怕只读现代史学家专著，所以不想张口就下这方面的定论。
其次，是制度去适应时代，不是时代来适应制度——制度是必须根据时代不断调整的，不能把后人懒政的责任都推到开国一代身上。李世民的时代没有达到制度的瓶颈（当然渐进式改良是有的，比如完善三省六部和府兵制），那么他自然不必为后世制定什么“万世之法”。那些一成不变的祖宗之法，到头来往往会体现出很强的负作用，比如冗官冗兵冗费、宗室养猪等等，具体朝代我就不点名了。
（注：引战的话题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问题描述提到了我就顺带说说，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不要过度发散。）
以及，“制度”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很多个层面：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有组织结构层面的，有执行细则层面的。当年管院专业考试，很多人分不清哪些理论适用于企业级管理，哪些是事业级管理，哪些是产品级管理……不客气地说，许多“制度吹”连自己究竟吹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贞观时期，除了“组织结构”这个层面没有大的调整之外，在意识形态和具体执行层面的设计都有很多的建树：意识形态上，建立了以唐帝国为中心的“天可汗”胡汉二元体系（这一点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唐朝，甚至直接奠定了后人对唐朝的印象），具体执行方面，贞观律、史馆制度、官员考课制度，都是后世君主执政的有力依据。
最后，都说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制度只是国家机器运行的基本保障，在此之上，治理效果好坏，主要决定因素是人。传统史书描写人物的《本纪》《列传》比记载制度的《志》篇幅要长得多，不要以为史官都是愚昧未开化，在人治社会以制度论贡献，就是在拿本朝的剑斩前朝的官。
（声明：以上文字，我没有否定历史人物在“制度创新”方面的贡献，没有否定制度建设对历史的影响，没有否定制度在日常事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请仔细分辨其中的逻辑关系，拒绝杠。）
至于第二条，题主看不到李世民在普通行政、民生、培养优秀的继承人等方面的具体建树，那就只有三个字：多读书。
以下为正式回答：
李世民最大的功绩，就是四个字：拨乱兴治。后人回顾历史，总爱过度陷入“历史规律定论”，忽视历史是由无数动态细节组成的。站在当时的角度来看：从东汉末年到唐朝建立，天下割据四百余年，中间西晋和隋加起来统一了40年左右，却马上紧随而来更大的分崩离析，为“大一统王朝”带来的印象分有减无增。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合”只是四百年前的一个传说，“分”才是常态。
但就是在种承数百年分裂大势、内有民生凋敝十室九空、外有北狄之盛控弦百万的局面下，李世民不仅做到了统一中原，并且振兴文治，开拓疆域——一个人完成了三代人的事业。
（这里说“一个人”不太准确，应该理解为“以李世民为中心的人才团队”。）
说到这忍不住插一段：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件事，即为什么球场上会盛行“假摔跳水战术”——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不摔，裁判会选择视而不见；如果你不满地打滚求关注，裁判会出于“不破坏比赛节奏”而拒绝吹哨掏牌；如果你不但不满地打滚，反而顶着一脸抓痕满身污泥，带球甩脱n人的贴身盯防，连过对方整个后防线，完成帽子戏法，那么赛后报道不仅会认为你赢得很轻松，甚至还会有球迷（mang）觉得裁判在偏向你。
具体到李世民身上，就是：迅速统一天下，是因为李家出身高贵众望所归（完全不管门阀时代皇权来得快去得也快）；达成贞观之治，是因为隋朝把制度的风口都给铺垫好了猪都能起飞（完全不管为啥这个风口没把李渊给吹起来，甚至还把隋朝给吹死了）；灭东突厥被尊为天可汗，那是东突厥遭遇雪灾自爆的（然后到了宋代“小冰河时期”不但没把辽国金国给冻死，反而给他们南下加了buff……）
目标达成得太快，就会给人一种“过程很容易”的错觉。就题主所谓“李世民在制度创新、内政民生、战略眼光上都无特别的影响，仅仅因为符合儒家思想就被奉为明君”的逻辑实际上是根本无法自洽的——
比李世民更不折腾、更保守偏安、更符合“儒家意义上的好皇帝”的君主有得是，但他们共同的名字却是“庸主”——难不成李世民的身边都是忠臣良民，其他时代个个都是亡国之臣？
天灾饥荒，官僚争利，外敌入侵，对于执政者而言，天下之事从来都不是你不想去折腾它、它就不来折腾你的。
所谓“不折腾的圣君”，真正做到的，是“有能力让其他因素都不来折腾你”。
第一条：统一中原因为问题是“为政功绩”，这条就简单讲一下。
之所以要说这个，是因为统一是治世的基础。能够在四百年乱世之后将王朝转入正轨，本身就是对历史极大的影响力。
唐朝开国的主要战役：攻长安之战，平薛举、李轨、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之战（北），平萧铣、辅公祏之战（南），共计九战。其中李世民直接灭国擒敌首的有四战，作为主力重创敌军的有两战（包括太原起兵入长安），此外还直接逼降了辅公祏旧主、江淮的杜伏威，占据了绝对核心的地位。
再多说几句：其实在李世民消灭了盘踞陇西如芒在背的薛氏之后，武德二年初，李渊并没有想让李世民一家独大，而是启动了一套“宗室子弟各领一面、自己居中制衡”的策略：
太子李建成前往西凉接收李轨降部；秦王李世民以“陕东道行台”之名出镇长春宫，筹划攻打洛阳；齐王李元吉继续留守太原管理山西老家；淮安王李神通与李勣组合攻略河北；庐江王李瑗坐镇荆襄抵抗萧铣。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到了武德二年底，形势变成了这样：
四月，李建成在原州接收降卒“时甚暑，而驰猎无度，士卒不堪其劳，逃者过半”；十月，李神通李勣面对河北窦建德节节败退，直到黎阳失守被生俘；同月，刘武周宋金刚在山西一路势如破竹，李元吉李仲文裴寂刘弘基轮番上演全军覆没，被俘的被俘逃命的逃命，太原沦陷临汾失守，敌人同时站在龙门蒲津眺望关中；李瑗面对金州蛮贼数万“讨之，数为所败”……于是以上这几条战线，除了最后一条，其余皆被李世民接管，最后一条由李孝恭李靖组合接管：
五月，李渊封李世民为凉州总管、使持节甘凉等九州诸军事（不过最终凉州没出事，李世民也就没去）；十一月，李世民主动请战来到山西；次年四月，李世民平刘武周，收复太原；再次年五月，李世民一战两克，消灭王世充窦建德，定鼎中原。就连后来平定南方的李靖，还是从李世民长春宫的幕府里出去的（李靖，武德二年以秦王幕府从讨王世充，以功授开府。时萧铣据荆州，遣靖安辑之。轻骑至金州，遇蛮贼数万聚山谷，靖与庐江王瑗击之，多所克获。——《册府元龟·将率部·立功第十》）
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到了时间节点是个人都能统一”的？
具体战役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见以下文章：
柏壁之战时，李世民昼夜转战，大将刘弘基执辔苦谏，理由是：方今草创，敌可尽乎？
李世民给出的回答是：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
第二条，振兴文治作为爱好者，我自认为文治方面不是我的特长，但是鉴于题主说“李世民在普通行政方面似乎也看不到比较出彩的地方”……我决定还是举几个例子。
1.兴修水利之所以要把“兴修水利”单拿出来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本文开头那段话的最佳注解——某些回答中“贞观年间自然灾害较少”的结论是哪里来呢？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资治通鉴·唐纪九》总有人特别推崇突变式的革新，哪怕过把瘾就死，都能号称“为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对于渐进式的、真正惠及民生的改变，却被认为是“看不到比较出彩的地方”——这就是我说的“不假摔卖惨裁判看不见”。
***以下为史料原文：
擢累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李）袭誉为引雷陂水，筑句城塘，溉田八百顷，以尽地利，民多归本。召为太府卿。——《新唐书·列传第十六·李袭誉传》贞观中，（薛大鼎）累转鸿胪少卿、沧州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时与瀛州刺史贾敦颐、曹州刺史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称为“铛脚刺史”。——《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五·良吏上》陈留，县，武德四年置。有观省陂，贞观十年，令刘雅决水溉田百顷。——《新唐书·志第二十八·地理二》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洪洞县开南北霍渠，引霍泉水溉洪洞、赵城两县田数百顷（光绪版《山西通志·洪洞》、民国版《洪洞水利志补》）。工程延续使用，即今霍泉灌区。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文水县西北二十里开栅城渠，“民相率引文谷水（今文峪河），溉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古渠不存，今归于文峪河灌区。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原井苦不可饮，“长史李勣架引晋水（今晋祠泉）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新唐书·地理志》）。此为省境内首座跨河引水工程（即渡槽），今已废弃。——以上三条引自太原市税务局网站《山西古代水利工程》2.设立义仓义仓是贞观年间效仿隋朝“社仓”而设置的备荒粮仓，以田亩为纳粮标准，自王公以下每亩纳粮两升，逢灾年则州县开仓赈济，是一种带有民间自救性质的赈灾制度。
可以说，义仓制度是贞观时期“民本思想”的典型体现：贞观二年，天下诸州并遭霜涝，太宗令蒲、虞等州百姓入邓州就食。邓州刺史陈君宾安排当地住户展开一对一帮扶，“逐粮户到，递相安养，回还之日，各有赢粮”，李世民下诏劳之曰“变浇薄之风，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复何忧！”——然而即便“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贞观君臣依然认为水旱无常，应该从制度上形成更好的备荒方案，义仓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值得说明的是，隋朝间虽然设立了“社仓”，但开皇十五年就因疏于管理、盗用严重而被“收归国有”（十五年二月，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捐，于后乏绝。 又北境诸州，异于余处……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隋书·食货志》），从此成为一种强制性赋税，反而背离了抗灾自救的初衷。贞观一朝的义仓始终都在有效运转，这是贞观时期地方行政水平高的体现。
***以下为史料原文：
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戴胄上言曰： 水旱凶灾，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畜，《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之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节级输粟，多为社仓，终于文皇，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贷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涂，无以支给。今请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言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 太宗曰： 既为百姓预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 户部尚书韩仲良奏： 王公已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 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以至高宗、则天，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旧唐书·志第二十九·食货下》3.矫正“重中央轻地方”的吏治思路上《贞观政要》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忍不住吐槽一句：题主在讨论中经常提起《贞观政要》，可见是读过的，对这段应该有印象吧？）
大多数君王，包括官员本人，都有以朝廷之职为清要，轻视地方职务的传统，而李世民认为地方官员才是“治乱之所系”，尤其需要谨慎选任，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意识。
体现李世民重视地方吏治的例证有很多：比如上文提到的将诸州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如有善事则加以备注，每次出入寝宫都能看到；比如贞观元年因山河形势分“天下十道”，设“观风使”“黜陟使”等按道巡察——
（贞观元年九月）令中书侍郎温彦博、尚书右丞魏徵、治书侍御史孙伏伽、检校中书舍人辛谞等，分往诸州，驰驿检行。——《册府元龟·帝王部·弭灾》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新唐书·志第三十九下·百官四下》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一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多所举刺。太宗命褚遂良一其类以闻，乃亲自临决牧宰以下，以能官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免黜数百人。——《文献通考·卷六十一·职官考十五》甚至贞观八年，时任尚书右仆射的战神李靖都充当了一把关内道黜陟使。（《唐会要·卷七十八》
其他的，关于唐代官员考课“四善二十七最”的研究论著亦有不少，此处就不展开了。从前面讲水利和赈灾的1、2两条也能看出，贞观年间地方吏治清明，良吏辈出。
以上三条，无一不是唐太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反映，李世民之所以会成为民间评价最高的皇帝，正是源于贞观之治是民本思想下的治世。其实可以这么讲：唐朝中后期的衰落，不仅不是因为李世民没有留下“祖宗之法”，反而恰恰是因为后世君主对贞观思想的背叛——祖宗一遍又一遍地跟你强调民生红线意识，讲慎选官吏，讲地方监管，你大搞土地兼并巧取豪夺偏听偏信按人划线，完了还怪祖宗没给你制定“怎么懒政都不会丢权的万世之法”，你咋不怪祖宗生了你呢？
出处见原图水印4.编修前朝史书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成书于或主体成书于贞观年间，其中《隋书》《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晋书》为官修史，《北史》《南史》为太宗至高宗年间的史学家李延寿所著的私修史，为官史的总结与补充。
然后，不好意思我又要吐槽题主了——“李世民时期修的史书有很多其实在其他朝代已经修了”又是什么鬼啊？！
还是那句话：不要把“执行”想得太简单：
《北齐书》主编李百药，其父李德林与颜之推共掌文学馆并编修北齐国史，但是李德林入了隋，李百药进了杨勇东宫后遭贬、投靠反王沈法兴杜伏威入唐后再遭贬，直到贞观元年李百药才调回朝中，得以继承父辈遗志；《梁书》《陈书》主编姚思廉，其父姚察在南朝时就编修国史，入隋后隋文帝谓朝臣曰: “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册府元龟·帝王部·礼贤》），开皇年间姚察就奉敕编修过一次梁陈二史，武德年间李渊又诏姚思廉修过一次，但皆未修成；《隋书》主编魏征，据《魏郑公谏录》记载：虞世南在隋朝担任起居舍人时，“每须书、手、纸、笔所司多不即供”，起居舍人只能私下记录，零落散佚。魏征修隋书时，必须趁着当事人还在世，“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以每采访三人有二人一致为信。《晋书》由于年代太久又间隔战乱，在贞观版《晋书》修成之前，市面上流传着十八家不同的晋书版本……所有的修史都是总结前代资料，宋朝修的几大部类书也“只是将前朝史籍归类总结”，不存在突变式的平地起高楼。但是，修史是一项专业性很强、过程极其繁琐、耗费人力物力又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事，所以往往成为国力有余的风向标。
《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史馆从此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治学机构，由宰相监督，专门的史官负责修撰，国家负担了修史所需的人力物力，也承担了史书质量的风评。
甚至可以说，贞观史馆制度直接影响了我国史家主流从私修史向官修史的转变，以后各朝史馆制度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和改进，有唐一代乃至后世读书人皆以编修国史为最高追求之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而已的。
5.编修《五经正义》，推进学校建设依旧是题主读过的《新唐书》原文：
太宗身橐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纡侈袂，曳方履，訚訚秩秩，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新唐书·儒学上》因为连年战乱，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衰落玄学盛行，加上南北长期分裂，造成经学内部宗派林立，互诘不休。贞观年间，天下安定，唐太宗诏命孔颖达与诸儒编修《五经正义》，统一了南北经学之说，成为后世明经取士的蓝本。儒家经学作为“经世之学”再次复兴。
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旧唐书·儒学上》关于《五经正义》的地位，这里就说一句：大家可以去翻翻《辞海》，看看《五经正义》是一个多么高频的词源出典。
上述4、5条合在一起，就是贞观之治对整个唐朝的又一重大影响：文化影响——
前朝史的修成，代表着对旧时代的总结定论；经学的统合，代表着新王朝治国思想的确立。
两相结合，标志着唐朝完成了对内最关键的统一，即文化统一。
如果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成了汉朝的文化统一，那么，魏晋南北朝隋乱世更替之后再度完成文化上的统一，就是在贞观时期（韩升《唐太宗治国风云录》，P24）。
之前说，统一是治世的基础，那么，治世就是文化繁荣的基础。
历史上的人物、事件、王朝，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不会消亡的，是文化。现代人提到唐朝，向往的正是她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文化——诗有李杜王白，书有虞欧颜柳，文有昌黎子厚，舞有破阵羽衣，画有画圣，茶有茶圣，还有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壁画、唐三彩和胡俑……当人们怀念起这个灿烂的时代，势必会追溯她的起点，那个政治清明、文教兴盛、开放多元的贞观之治。
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宁不其然。——《新唐书·儒学上》贞观之治，庶几成康，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全唐诗·作者小传·李世民》6.文治类其他杂项问题完善三省六部制和修订《贞观律》，是贞观年间非常重要的制度贡献，这个有许多其他答主提到了，也有许多相关论著，就不展开了。
用人融合南北不拘一格的问题，从秦王府时期“十八学士”的分布就能看得出来：既有杜如晦、于志宁这样的传统关中贵族，也有房玄龄、薛收、孔颖达这样的山东名士，还有虞世南、姚思廉、陆德明、褚亮这样的江南文人。武德时期，朝中宰相除了前南梁、南陈后裔萧瑀和陈叔达，其余尽是关陇勋贵；而到了贞观时期，不仅首相变成了山东人房玄龄，最著名的大臣是河北庶族魏征，还重用了岑文本、刘洎等南方文官，和马周这样的“布衣宰相”。这一点也有很多相关论著。
教育后代的问题，有本书叫《帝范》，前几年正式出版过原文+翻译版，可以读一下。
还有题主（包括大多数人）念念不忘的纳谏：我承认，“纳谏”确实是被部分后世腐儒拔到了一个过高的程度，但是，因为纳谏被过度拔高，所以纳谏没有用，甚至“纳谏的都是牌坊”——这是逻辑错误好吗？！知乎就有一个热门问题“在体制内当领导是一种什么体验”，许多高赞回答都提到“众星捧月的感觉是会上瘾的”，能够听得进正确的批评建议，永远是身为领导人最优秀的品质之一。
至于发展科举，虽然也有“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的说法，但个人认为科举真正的“飞跃式”发展是在宋明两代，此处就不说了。不过这不影响贞观之治对于唐朝文化繁荣的奠基。
（ps，其实不太明白题主为什么要纠结“贞观时代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并未延续至整个唐朝”，问题描述中提到的很多短命割据王朝影响力还不如贞观一代呢……到了别人那里不管好坏有制度创新就行，到了李世民这儿光为唐朝奠定繁荣昌盛的基础还不够，还要为子孙提供“万世之法”……嗯，对著名历史人物的要求总归要高一些，理解～）
第三条，开拓疆域要知道，宋代以后所推崇的圣君李世民“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米数钱无兵戎”的形象，实际是建立在“我方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天可汗军事外挂”的基础之上的。
这里推荐一篇不长不短的《唐太宗地缘战略思想探析》（作者邱剑敏，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员）：
（先写一句，具体有空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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