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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对中国人的评价，这是西方人对中国人不信任的原因： 各民族的不同性格是品德与邪恶的结合，是好和坏的品质的混合。混合得好的时候便产生巨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常常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有的混合产生巨大的坏处，这些坏处也是人们所没有料想到的”。 “无论哪一个时代，西班牙人都以信实著称。查士丁告诉我们，西班牙人保管寄托物是克尽忠诚的：他们常常是宁死也要保守秘密的。他们过去的这些忠实，今天仍然存在。凡是在卡迪斯进行贸易的国家都把财产托付给西班牙人；它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这些令人羡慕的品质，和他们的懒惰混合起来，便产生对他们有害的后果，就是：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他们的眼前经营了西班牙王国的全部贸易”。（第308页上册）“中国人的性格是另外一种混合，和西班牙人的性格恰恰相反。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心，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这种人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们得以保持对日本的贸易。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第308―309页上册）“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一种是卖出用的，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第316页上册） “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尚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规则，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第313页上册）“有两种原因使这种礼得以那么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里。第一是，中国文字的写法极端复杂，学文字就必须读书，而书里写的就是礼，结果中国人一生的极大部分时间，都把精神完全关注在这些礼上了；第二是，礼里面没有什么精神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已，所以比智力上的东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第313页上册）“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要借刑罚去完成刑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一个公民，因为丧失了道德的观念，以致违犯法律，刑罚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的话，刑罚能把道德重新树立起来么？刑罚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铲除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第313―314页上册） “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贞女誓言、妇女在教堂集会、她们和神职人员的必要的来往、她们参加圣餐、秘密忏悔、临终的涂油式、一夫一妻——所有这一切都推翻这个国家的风俗和习惯，同时也触犯它的宗教和法律”。 “基督教，由于建立慈善事业，由于公开的礼拜，由于大家参加公共的圣礼，所以似乎要求一切都要在一起；但是中国的礼似乎是要求一切都要隔开”。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隔离一般是和专制主义的精神相关联的；我们从以上的一切可以了解，君主政体以及一切宽和的政治同基督教是比较能够合得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此”。 “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要是在父母生前不知尽孝，就不可能在父母死后以应有的仪式来敬奉他们。 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侍奉在世的双亲的礼节，则与法律、风俗、礼仪的关系较为密切。不过，这些只是同一个法典的不同部分而已；这个法典的范围是很宽广的”。 “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而礼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不是尊重的礼仪的话，那么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该把老百姓看做像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的爱的关系也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惯中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一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地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那末我们便将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因此，“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老百姓勤劳刻苦。因为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老百姓的生活是不稳定的；除了刻苦和勤劳之外，是不能保证生活的”。“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的时候，国家的处境就是幸福的了。 由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都是许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经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益的话，那么，容易受骗的人也就应该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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