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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着名史学家梁启超先生曾在其书中定出出了中国六大政治家分别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
对于这个说法，另一位史学家章太炎对此说法十分反对，因为他认为这六位政治家基本上都属于法家人物，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儒家政治的本质，对于诸葛亮更是主张此人无治国之才。
就这些政治家而言，锐意改革者不在少数，而其中有两个人的改革却颇有意思，那就是王安石与张居正。
拗相公与活太师 两个性格不同的改革家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 积贫积弱 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 一条鞭法 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 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 ，并把他誉为 救时宰相 。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 复居正故官，予葬祭 ；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 故辅居正 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 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王安石为人过分张扬，早在英宗年间，丞相韩琦就对他的评论是：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着名的参知政事唐介也评价道：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正因为其过分执拗，所以有了一个拗相公的名声，对于王安石来说，他个人的思维注定了他变法之路走不长。
张居正比起他来说就很好了着名历史学者唐甄在其《潜书》中称为张居正之为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凛凛，各率其职，纪纲就理，朝廷肃然，其效固旦夕立见者也。为政十年，海内安宁，国富兵强。尤长于用人，筹边料敌，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刘显平都蛮之乱，用凌云翼平罗旁之乱，并拓地数百里；用李成梁戚继光委以北边，辽左屡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驯治水而河淮无患。居正之功如是，虽有威权震主之嫌，较之严嵩，判若黑白矣。主虽至愚，未有以乱政为良相，以安社稷为奸相者也。然则任相之道，岂难能哉？显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严师，信之如筮龟，无言不从，无规不改，虽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尽忠竭才，为所欲为，无不如意，可谓盛矣。
张居正本身是个强势之人，黄仁宇先生考证此人十分张扬，出入极其讲究排场，甚至僭越礼制，配备火铳队为私人护卫部队，且有贪污腐化之行，万历皇帝对其也十分畏惧，但是张居正聪慧就在于他在朝堂之上可以团结反对者，改变反对的声音，从而使得自己的改革变的顺利，并且在后宫中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的支持。
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佑5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 先王之政 。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 祖宗之法 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 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 ；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 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 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 祖宗法度 ，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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