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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醒 世 展 示 自 己 收 集 的 一 份 日 文 画 报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对于抗日战争中云南和昆明的作用,国内学界普遍的定位是:大后方。实际上,云南史学界的学者对这一定位并不完全认同。记者就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对于昆明的意义采访多位专家、学者,他们一致认为,抗战8年是昆明以及云南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云南人民对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战也促进了云南的发展,特别是昆明,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因此,昆明应该大力挖掘、保护、宣传这段历史。
毕 醒 世 向 视 察 的 领 导 介 绍 日 文 画 报
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
对于云南以及昆明在全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近代史专家吴宝璋用9个字来概括: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
吴 宝 璋 教 授
吴宝璋 1947年9月1日生，男，汉族，河南光山人。中共党员。1982年1月毕业于昆明师院（现云南师大）历史专业。云南师大外语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秘书长，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
吴宝璋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北方及沿海城市逐步被日军占领,昆明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但同时云南又位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和中国抗日战场的结合部。在1941年底,日本从泰国攻入缅甸,从而进攻滇西,占领怒江以西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云南又成为抗日的前线。这样的特点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云南以及昆明在全国抗战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市政协文史委顾问周家骅也认为,中国的抗战史如果不提及昆明,是不完整的,因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诸多的云南元素。例如,抗战8年,日军先后切断中国对外的交通线,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史迪威公路以及中印输油管道,这些运输生命线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 其实,每一个老昆明人的家庭里几乎都有抗日的英雄,只是有许多是无名英雄。”周家骅说,抗战中,云南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抗日将领,如周保中、王甲本等。另外,值得昆明人骄傲的还有聂耳,他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选作国歌,就证明这首歌发出了激励全国人民抗战的民族最强音。
义 勇 军 进 行 曲
“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
吴宝璋介绍,抗战中,滇军先后派出60军、58军、新3军赴前线。仅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有20万滇军在抗日一线浴血奋战。抗战8年,42万云南人投入抗战一线,参加20多次重大战役,包括著名的台儿庄战役,滇军用英勇、顽强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滇 军 原 地 休 息 中
滇 军 领 导 合 影
吴宝璋介绍,昆明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为负荷涌入昆明的全国各地同胞,并为抗战前线提供大量抗战物资,昆明乃至全省的农民努力开荒、生产、节衣缩食,可以用“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来形容,其背后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仅全省出动的民工数量,就属全国第一。此外,云南人民对抗战的物资支援也是巨大的。据估计,抗战8年,云南人捐献的御寒棉衣就有200万件以上,衣帽鞋袜更是不计其数。1941年初,抗敌后援会在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的倡议后,云南人民踊跃捐献,共捐出30架飞机,名列全国第一。至于像云南白药的创始人曲焕章捐献3万瓶“百宝丹”等事迹都颇为常见。
抗战8年昆明迎发展黄金期
在抗战历史中,昆明与全国命运与共,为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同时也获得历史的回馈。云南学者李晓明认为,战争带给全国一场灾难,但同时也给昆明带来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抗战爆发后,内地一些企业迁来昆明,为昆明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昆明的四大工业基地,马街、茨坝、海口、安宁。中国工业的很多“第一”都诞生在昆明:中国第一根电缆、第一台汽车、第一台军用望远镜、第一炉电力炼制的钢水……
另外,大批精英人士来到昆明,对昆明的金融、城市建设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时的南屏街“银行如林”,堪称昆明的“小华尔街”。
随着十余所国内著名高校内迁昆明,一批知名学者、高素质人才涌入昆明,推动云南的教育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在西南联大的帮助下,云南大学从名不见经传的省立大学变为师资规模壮大、院系完善的国立大学。同时,西南联大师生还创办了一大批私立中学,如江西学生创办的天祥中学,即现在十一中的前身;东三省学生创办长城中学等。这些都为昆明的中等、高等教育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昆明抗战故事
东川牯牛山上的驼峰坠机残片
驼 峰 坠 机 前 飞 机 正 常 运 行 照 片
8月的牯牛山上青草葱茏,生机勃勃中看不出一丝战争的痕迹。但历史上,昆明市东川区是著名的驼峰航线主航线之一。二战时期,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线”后,又开辟了昆明—东川—重庆这一国内唯一的主航线。2004年,李元义、谭国详、叶如3人在牯牛峰找到飞机残骸,后被证实很可能是“飞虎队”的坠机之一。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牯牛山下,听李元义老人重温当年寻找英灵的故事。
东 川 牯 牛 山 现 貌
牯牛山发现飞机残骸
牯牛寨终年云埋山顶,那巍峨挺拔的峰顶成为当时航线中一道险关。
1998年的一天,李元义来到牯牛寨,偶然听一个叫雷开全的80岁老人说起这么一件事:“年轻时,经常听到飞机从牯牛山顶上飞过。1944年3月的一天,一架飞机飞过时能明显地听出发动机声音与往常不同。过了一会,山顶上就着起火来。”就是这么一段话,激起李元义心中的千层浪。那时,铜都镇武装部长谭国详是牯牛寨岩脚村人,也常听老人讲山头掉飞机的事。
2003年9月,李元义、谭国详、叶如3人凑到一起,决定利用工作之余对此事进行探究。在没有经费、没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3人寻访30多位目击者和参与者,经过对各种线索的排查,确定了坠机地点。2003年10月4日,3人在当地村民的协助下首次抵达位于海拔3700多米的坠机地范围。
2004年11月5日至11月8日,3人及东川区文联一行7人在目击者梁正礼老人的带领下,再一次登顶对坠机的具体地点进行核实。在尖峰坪子,梁正礼老人一一指证当时亲眼目睹的事发情景。经过细致搜索,刨到一些飞机残片,有挡风玻璃、飞机内衬纤维板、铜丝、仪表盘、油管、有机玻璃和一片皮革飞行员服。
同年11月20日,东川方面从时间上初步推断:此坠机很可能就是1944年3月24日坠落的“飞虎队”编号为4717的C 46大型运输机。
驼峰飞机到达昆明以后，地勤人员忙着卸货。
铭记故事背后的历史和英雄
牯牛峰坠机事件公布后,本报曾在2004年11月19日刊登《东川发现驼峰坠机》一文,一时间轰动整个春城。同年12月,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组编导和摄像来到东川,与3位搜寻者再次攀登牯牛峰,并于2005年2月制作专题片《寻找消失的神鹰》。2005年8月30日,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美国志愿飞虎协会健在的104名老兵及家属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观东川牯牛峰坠机的部分实物残片。
然而,3人的步伐并没有停止。2007年5月,在多方筹得经费和得到岩脚村梁子小组的协助后,于坠机地山脚下建起一座“纪念牯牛峰罹难盟军”纪念碑,碑文用中英文详细记录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献出宝贵生命的无名英雄,他们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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