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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诺族的恋爱特点与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 杜玉亭学术文选
人类社会大约已经历了300万年，而文明史——阶级社会史还不到1万年。然而，尽管文明时代的史学家一直致力于文明史的记录和研究，文明史中至今仍问题成堆，许多重大历史课题都还没有定论。不足1万年的文明史的研究尚且如此，原始社会300万年历史研究之尚处于开始阶段，包括经典著作在内的许多具体论断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原始社会史上的学术问题不比文明时代少，问题的难度也不比文明时代小，但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长期认真的科学研究。在原始社会的许多学术问题中，爱情这一课题并不引人注目，但即使这一平淡无奇的课题的解决，也需要长期认真的研究。
爱情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虽然有限，但它却关乎人类自身的繁衍和社会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有许多论述。其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以下两段话，就有一定代表性：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因此，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
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亦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性），而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又加以歌颂的。
恩格斯的以上观点，在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中不仅可以找到一些实例，而且还可发现一些更为肯定的论断，如：
男子寻找妻子，并不像文明社会中那样出于爱情，他们对爱情一无所知，他们还没有发展到足以理解爱情的地步。因此，婚姻不是以感情，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
野蛮人不懂得爱情。感情是文明社会和高度修养的产物，野蛮人尚未达到理解爱情的地步。
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这些观点，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有反映。这些经典论述，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爱情是文明时代的产物，中世纪的骑士爱才是它萌发的第一个形式，而原始社会的人们尚未发展到足以理解爱情的程度，所以就谈不到个人的性爱。
笔者曾反复学习以上经典论述，当时不仅觉得它有理有据，而且曾是信而无疑的。只是在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中，不断遇到许许多多的反证，才促使笔者对原始民族不懂爱情的论断发生了怀疑。
20多年来，笔者曾足历基诺、彝、哈尼、傣、纳西等十余个少数民族地区，在调查其婚姻家庭形态中发现，有的民族虽有父母包办现象，但也确有许多原始民族的婚姻并非父母包办。即使以经典著作所要求的性爱水平而言，他们与文明时代的民族相比虽有逊色之处，但就其性爱的纯朴自然而言，却又有文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竟是如此感人，以致促使笔者这个文明时代的人也不得不反躬自省，并在三思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原始民族并非都不懂爱情，相反，他们的爱情曾一度达到文明人难以想象的高度。换言之，在用中国的一些原始民族的实践检验之后，有关原始民族不懂爱情的论断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今谨将拙见写出，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各民族的恋爱和婚姻过程往往各具特点，异常复杂，将不同民族的有关材料排比成一篇长文虽然并不困难，但却难免影响命题本身的科学性。因此，本文研究的对象只就一个民族——即基诺族的情况说起。
基诺族约有1.2万人，其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区是西双版纳州景洪县（今景洪市）的基诺山区（基诺公社，今基诺族乡）。基诺族的基础是由血缘家族发展起来的原始部落。至20世纪50年代，基诺族社会已发展为地缘联系的农村公社，在婚姻形态上已基本上属于一夫一妻制了，但氏族制度甚至血缘家族时代的某些特点仍有存在。基诺族社会结构的这种复杂性，与长期以来傣族和汉族封建统治的影响，促使基诺族社会发生过历史跳跃有关。也许正因为这一历史特点，基诺族社会就提供了原始社会爱情的一个范例。
基诺族的爱情过程是怎样的呢？经过多年的反复调查研究，从其总的发展过程具体分析，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爱情的发生阶段或初级阶段，基诺语称“巴漂”。关于爱情的发端，基诺族有这样的谚语：“巴漂咪带约”，即爱情是由两双含情的眼睛注视时开始的。男女在一个寨子内生产生活，爱慕之后便以含情的眼睛向对方表达心声，彼此心领神会，就标志了爱情的开始。尽管这一点是秘密的、微妙的，但这是恋爱的第一步，根据基诺族惯例，不经过这一步就不会有爱情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再三之后，彼此就有象征性的赠礼，而且一般也是秘密进行，如在劳动途中，女子——初恋时通例是女子主动迅捷地将事先包好捏在手指的整齐的槟榔在背后一动，其身后等待着的小伙立即接下，赶紧放在口中。小伙接受和口含姑娘赠送的槟榔，是爱情之由目中传情到互相授受，自然是一种进步，所以女子对此十分重视，此间姑娘往往乘机询问：“我这个穷姑娘的槟榔是用胖光叶代替的，你放得进口吗？”有个聪明的小伙曾这样回答：“吃了你的槟榔不仅使我口红，连我的心也红了。嚼后的槟榔渣我不忍心吐在路上任人踏，把它吐在路边的小树叶上了，这红色的印记几天之后还可看到，永世也难忘了！”
“三口槟榔不算巴漂”，这又是基诺族对巴漂阶段的另一种定义。这就是说，作为爱情的初级阶段的巴漂，不止于由目中传情到赠送槟榔，此后，女子通常要向小伙赠送鲜花，这鲜花以并蒂成双之寓意用红线精心捆扎好，悄悄地赠给小伙或直接戴在其耳饰上。而小伙则回赠以草烟，有的还以精心刻制的刀把之类相赠。如此多次往复，其间包括多次窃窃私语，双方爱情渐趋热烈，直至情不自禁地互相拥抱亲吻，才标志了爱情初级阶段的结束和中级阶段的开始。
巴漂阶段是秘密的，高明者的巴漂也曾瞒过了众人的眼睛。但一般而言，除了眉目传情的微妙时外，互赠槟榔、鲜花、草烟时，多易被别人察觉到。所以谚语又说：“有伤疤处就有苍蝇，有巴漂处瞒不过人的眼睛。”巴漂阶段初恋的男女都充满着憧憬，但偶尔的风波和微妙的挫折也往往难免，为此而痴情相思乃至卧病者也常有之。为了思念恋人而身体憔悴，这明显地表现了爱情的深刻程度。
不经过初级阶段可否发展到爱情的中级阶段呢？为此笔者曾一再询问基诺族长老和中年朋友，他们都众口一词：按照惯例，不经过初级阶段的巴漂，爱情就不可能向中级阶段发展。
第二，爱情的中级阶段——“巴宝”。中级阶段的巴宝与初级阶段巴漂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热恋的双方可以私下亲吻，更表现在双方爱情的公开化，可以当众赠礼了。如果说巴漂阶段时女方较为主动，那么，巴宝阶段时男子则较为主动了。
巴宝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互相交换、赠送礼物，这在基诺语中被称为“巴宝可德”。除了巴漂阶段的赠物仍在不断授受外，在爱情中级阶段的巴宝时，女方赠给男方的礼物多是田间的香瓜、甜瓜，山间的橄榄果，乃至自己带到田间的菜饭、自织的绣有花纹的绑腿布、筒帕（挎包）之类，而男子多赠以甘蔗、精雕的各种竹刀把、纺线的竹筒，自编的竹烟盒、饭盒、槟榔盒等。而男子此时对女子最为尊贵的礼物，是男子的母亲向女子赠送的礼肉，大凡男家杀鸡、杀猪、杀牛，或出猎时得到野兽，男方的母亲都要选一块好肉用新鲜的芭蕉叶包成整齐的四方形，然后请儿子交给自己的恋人。自然，女方家长也知道这一喜讯，稍大一点的礼肉照例是全家共同享用。
在公开的社交活动中去考验爱情，这又是巴宝阶段的必经的关口。男女社交的中心是“尼高左”，即玩的家，或汉族俗称的公房。基诺族青年男女十五六岁后发育成熟，届时要举行成年礼，经过许多郑重的仪式，即换上成年人的服装，成为正式的村社成员，这时才取得了恋爱的权利。此后成年男女夜晚必须到“尼高左”进行社交活动，其间火塘的火焰熊熊，男子编着竹篾活，姑娘纺着线，谈今论昔，即景生情。姑娘可以把精心包扎的槟榔送到恋人的口里，小伙也可把他的草烟管放在姑娘的手中，而最为尊敬的礼节是女子亲手把熏有漆色染料的铁片递到小伙面前，小伙则用手指细心漆齿，据说漆齿后不仅可以固齿还可增加美感，对于恋人来说自有一番爱情的深意。随着热恋的加深，在这样的公开社交场合，手拉着手，偎依亲昵，也为习惯所允许。但需要指出的是，“尼高左”内聚集着许多成年男女，在这公开社交场中也就有了互相比较的余地，即使男子的编织竹器和女子的纺织刺绣也有水平高低之别，至于谈吐的风雅和个性的特质也在这里表露无遗，这对于私下秘密活动中建立的初级阶段的爱情来说，自然又是一番锤炼。而真正的爱情通过这一公开社交场的考验将更加升华，这自然是一种主要的趋势，但见异思迁者亦往往有之，这也为习惯法所允许。
巴宝阶段的内容丰富多彩，以上不过是就其主要特点大略言之。据基诺族朋友说，这一爱情的中级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经过了中级阶段才能向高级阶段发展。
第三，爱情的高级阶段，基诺语称“巴勒”或“巴里”。巴勒是对性的追求，巴里是恋人的同居，它们本来是有一定区别，甚至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的，但经与基诺族朋友研究后认为，它们互为因果，又有基本的共同点，还是把它们合二为一，称为爱情的高级阶段为宜。还需说明，巴勒、巴里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不少问题值得专文论述，这里只就其主要内容概论于后。
巴勒，可直译为求爱。基诺族情歌中还专有巴勒一种，也是求爱之意。但在爱情的实践过程中，巴勒即请求同居，基诺族的成语“巴勒勒特”正是此意。这一步骤习惯上是男子主动，当他觉得双方的热恋达到同居的程度时，便可秘密地直接告诉对方，通常是这样说：“我是不害羞的男子，今晚到你的家，不会拒绝吧？”有意的女方则这样回答：“我睡处只有一条破烂被子，你怎么看得上？来了又怎么能睡得着？”这样，女方就委婉地表示了同意。当然，聪明的男女在追求同居时往往有动人的问答或对唱，但结果是相同的。
男子私下向女方提出同居的要求，付诸实践后就叫巴里。巴里的具体过程和形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但通常是这样：男子提出同居的要求得到女子同意后，双方在“尼高左”玩至深夜，待情侣一双双离开时，初恋的女子才向小伙发出邀请的信号。这信号一般有三种：一是将自己吸烟的烟管留在小伙身旁——请他跟着来之意，二是有意将纺线锤的线拉断迅速敲一下小伙的肩，三是临行前点火把时着意悄悄地踩一下恋人的脚。男子得到这信号的一种或几种，即刻会意，在女子走后片刻即尾随而去，而女子多是持着火把在半路等待。双方进入女方家后，女子即用早已在阳台上备好的大竹桶的水一同洗脚，然后登堂入室。尽管热恋的男女夜半同寝，但天不亮时男子照例要悄然离去，所以有人在女方家同居多次女方父母尚未察觉。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是否同意恋人同居，权力完全操在女子手中，假如女方不发出信号，男子绝不能贸然追随——这是习惯法所不允许的，即使同居之后男子再到女方家，如果女方的房门没有半开也不得任意闯入。
巴里阶段，男女间的赠礼也随之升级，这时女方送男子的有精制的绣花腰带、大筒帕等等，男赠女者为精雕的竹筒内装着的竹制口弦乃至银手镯之类。此间女子常为男子舂好精细的盐巴、辣子、八角粉然后装入常用的竹筒内，把烧好的茶水装入竹水筒内，同时把包好的槟榔包一并放入恋人的筒帕内，有时女子还煮好糯米饭与男子的旱谷饭交换。在热恋得不分彼此时，也常常交换整个筒帕（内有饭包、盐筒、茶水筒、槟榔盒等等）。
巴里是爱情的高级阶段，初恋的同居也充分体现了性爱的特性。有几个基诺族朋友告诉笔者，他们与初恋的巴里同居时，作为性冲动的热恋曾达到不能自已的地步，在整个过程中居然激动得全身颤抖不已，令人终生难忘。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初次同居的这种紧张状态自会被和谐的热恋所取代，所以，与此有关还有这样一句俗语：“未睡过三次者不能叫做巴里”，这可能是反映了性爱特性的经验之谈。只有经过巴里阶段的考验，双方的热恋有增无减，不仅外力的引诱不能使之动摇，而且男女海誓山盟，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时，男子才能采取一个突破性的步骤——早上给女方家庭背水、扫地，既是向女方的父母表示也是向世人声明，他和这女子将要结为夫妻了。接着不久，男方的父母和证人便登门求亲，自有一番复杂的过程，这就标志了恋爱过程的结束，开始进入结婚和组织家庭的过程。因这一课题已越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此不赘述。
没经过巴里——同居而结婚者有没有呢？对此，基诺族长者和中年朋友的回答是一致的：没有。按照惯例，巴里是恋爱的高级阶段，是走向正式结婚组织家庭的必经步骤，没有这个重要步骤就谈不上结婚组织家庭。这也就是说，基诺族家庭婚姻的基础是性爱，没有爱情的婚姻家庭在基诺族说来是不可思议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巴里是婚前的必经步骤，但它仍属于恋爱过程的一个阶段，它与家庭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既然是恋爱的一个阶段，那就是说，其中还有一个选择余地的问题，比如，同居之后因故不能保持热恋，甚至爱情逐渐消失，也可终止同居关系，即使一方或双方感到遗憾乃至怨尤，这也为习惯法所允许。这还说明，“童贞”一类的观念是次生的，它在原始民族的婚姻中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也许，正因为基诺族的婚前必经秘密的巴漂、公开的巴宝、同居的巴里三个阶段，即经过性爱过程的全部考验，由此而结成的家庭离异者也较少。
以上所述，就是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50年代前）基诺族爱情过程的三个必经阶段。这三个阶段由此及彼，缺一不可，反映了爱情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其具体表现虽然天真朴实，却也反映了性爱内在的规律性。而恰恰在这性爱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中，暴露了文明时代的爱情的缺陷。
平心而论，就一个社会总体而言，以基诺族的爱情与文明时代相比较，其分歧或特点至少有以下五点。
其一，基诺族的婚姻是恋爱，并非父母包办。当然，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并不是漠不关心的，诸如禁止氏族内婚的原则、选择对象的标准等等，也是经常耳提面命的，但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情绝不越俎代庖，子女婚前的巴漂、巴宝、巴里三阶段统由其自行其是。在子女恋爱成熟后决定终身大事时自然要告诉双亲，但按照惯例，只要子女的婚姻不违犯习惯法，父母都会大力支持的。其中，最生动地反映父母全力支持子女自由恋爱的事例，是男方父亲代儿子正式向女方父母求婚中，竟有这样的唱词：“我儿子到你家得到了你女儿的同意，是追求了三次才如愿的。好像妇女在寨内纺线走出了一条路一样，我家到你家的路已经走出来了！”而女方父亲的答词是这样：“我虽是女儿的父，我虽是女儿的母，可是太阳我不能阻挡，月亮我不能阻挡，澜沧江的水路不能堵挡，青年人爱情的大门不能关闭。”这唱词也就是习惯法，形象地表明了父母对子女恋爱的热情支持，自然也是并非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明证。这一切，显然是文明的阶级社会所难以达到的。这还说明，即使原始社会曾有父母包办子女婚姻的现象，但它仅限于一定时期，而绝不包括整个原始时代。
其二，恋爱双方的年龄基本相当，这也是基诺族爱情的一个明显特点。男女十五六岁发育成熟后举行成年礼，即参加到一个青年集体，也就是一个恋爱的年龄等级，由于人们生产社交日夜聚首，在年龄相当的班辈中选择配偶原是很自然的事。这样，基诺族的婚姻中也就不存在文明时代曾有的童养媳或小女婿之类。
其三，基诺族恋爱的三阶段反映了性爱的自然发展过程，所以，一切正常的人都能经历作为性爱特性的热恋。这也就是说，文明时代的欧洲中世纪出现的以破坏夫妻忠实为能事的骑士之爱，并非“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它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文明时代的枷锁下发生的一种爱情的畸形儿而已！
其四，婚姻的基础是性爱，而不是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利，这是基诺族的爱情和婚姻异于文明时代的第四个特点。因此，基诺族社会不存在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不存在因穷苦而失去爱的权利的光棍汉，更不存在拥有成群的后妃或妻妾的帝王和富翁。
其五，在爱情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系列互相考验的步骤，而且，双方在决定结为夫妻前享有充分选择的余地。这可谓基诺族爱情与文明时代不同的第五个特点。与此有关，恩格斯曾这样说过：“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恩格斯这一婚姻道德的断言，既是对文明时代婚姻“不可离异性”的宗教神话的批判，又是对未来共产主义时代爱情与婚姻的道德原则的预言，这一点，在基诺族爱情的过程中，也可以找到基本的共同点。
基诺族爱情的以上五个特点，是一种客观存在。它证明，恰恰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定时代，人类的性爱才得到了自然的蓬勃发展，爱情也就成为婚姻的基础，而到了文明时代，由于阶级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爱情铸造了种种形式的桎梏，天真的爱情再也不能还其淳朴的本来面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文明时代的金钱和特权等等关系曾把人类的爱情塑造得奇形怪状，但也并不是说，文明时代发展的结果，再也得不到天然的性爱。这一点，恩格斯曾有如下精辟的论述：
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这段话，是恩格斯对未来共产主义时代爱情特点的设想。它与文明时代的阶级社会的爱情相比，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而又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爱情的这种境界也是理所当然的。基诺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共产主义相比，有着天渊之别，不可同日而语，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不管其社会发展有多么悬殊，但在没有阶级和剥削、没有国家和压迫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又与共产主义社会有了根本的共同性，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婚姻基于爱情这个基本点上，原始社会末期的基诺族就与共产主义有了根本的共同性。基诺族的爱情过程也生动地说明，它与恩格斯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基于爱情的婚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说到这里，不禁令人想到这样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当时能发现基诺族这样的原始社会爱情的典型材料，他们定会高兴地加以研究，那么，有关整个原始社会的人类都不懂爱情的结论，也许会写成另一个样子的。
作为一个范例，即使它不能代表其他原始民族，基诺族的爱情过程至少应是原始社会存在着爱情的一个例证。而且，基诺族的范例绝非一种特例，从笔者调查过的五六个少数民族中，还可找到许许多多的类似佐证，足以证明基诺族的范例有一定代表性。这一点，正是基诺族这一范例的可贵之处。但是，即使基诺族的实例可以证明原始社会存在着爱情，至多也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的一半而已，随之而来，人们还会提出另一半更为重要的问题：基诺族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只能证明原始社会后期有爱情，它无论如何不能说明约有三百万年的原始社会存在着爱情，但最早的爱情又是发生在什么时代呢？这样，爱情的上限问题便很自然地提了出来。
有文字的文明民族的爱情尽管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但总是有史可据，有例可循，科学的解释还不算十分困难，而数以百万年计的湮没已久的原始社会婚姻与爱情的研究，特别是爱情上限问题的解决，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不仅因为史料奇缺，而且即使进行逻辑推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存在着很多难题，这显然不是拙文所能解决的问题。不过，笔者在对基诺族的多年调研中曾注意到并搜集到一些材料，也有一得之见，不妨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向同志们求教。
爱情的上限何在呢？据对基诺族的调查研究：其上限至少应发生在普那路亚家庭时代。关于普那路亚家庭时代是爱情上限的观点，是笔者近两年两度应邀到基诺族山寨过年时逐渐酝酿形成的。原来，根据基诺族的古老风俗，过年时要唱一曲动人心弦的情歌——“巴什”，译成汉语，就是氏族内的爱情诗歌。这支情歌是如此感人，以致不仅中年男女歌唱时曾眼中含着热泪，而且年过花甲的领唱者唱到动人处也声音哽咽，竟然不得不多次停顿后才能继续唱下去。一眼就可以看出，在所有基诺族的口碑流传的文学作品中，“巴什”堪称最为感人的一曲。对这一点，基诺族朋友也是完全同意的。问题是，既然基诺族的婚姻已基本上属于一夫一妻制，氏族内婚已基本禁止，为什么对古代的氏族内婚姻爱情如此关怀，甚至伤感落泪呢？经过对许多“巴什”史诗的全面认真地翻译整理，特别是结合基诺族的古老风俗进行对比研究后才发现，人们所以对“巴什”有一种亲切的实感，是因为基诺族直到不久前仍存在着普那路亚式血缘婚残余，而且不少人曾有过亲身的经历。其具体表现是，基诺族虽然原则上禁止氏族内婚，但在婚前的恋爱阶段，除了同胞兄妹之外，氏族内的青年男女之间的巴漂、巴宝、巴里恋爱三阶段却并未严禁，而这些氏族内的恋爱又都反映了性爱的自然过程，其状况和特点和前述诸点并无差异。经历了纯真的爱情而又因禁止氏族内婚的习惯法不能成婚，遗憾终生自然难免。因此，这个古老的普那路亚家庭遗俗连同“巴什”情歌的古风一起，无疑都是普那路亚家庭时代产生了爱情的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基诺族不仅有丰富动人的“巴什”——氏族内婚的传说故事和诗歌，而且还有许多“巴什”的具体遗例。如在亚诺（旧称龙帕寨），同一氏族的男女经过恋爱的三个阶段，欲誓同终生，不可分离时，为了免得发生不幸而又在现象上不违犯习惯法，那么，就只好玩弄一个改变名称的诡辩术，即女子在婚前拜另一氏族的长者为干父，并与这位外氏族的干父连名，这就意味着成为外氏族的成员，从而就在钻了习惯法的空子的情况下达到氏族内婚的目的。类似事例十分具体，形象地说明在由氏族内婚到氏族外婚的过渡中，道路是何等艰难而又漫长曲折。在巴卡寨（旧称曼卡）还有这样一个古老的风俗，即阿车绕同一氏族内的青年欲结婚，必须捧着一只猪腿和白银请求巴别寨的氏族长者首肯，并举行祭祖仪式，此后就可结成婚姻，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证明这风俗的来历：据说阿车绕氏族的远祖为了氏族内婚，曾走访了基诺山最知名的长老，一再请求过阿西、阿哈两个古老胞族的长老，但均遭拒绝，之后又到傣族召片领（车里土司）和昆明的官府恳求，都未获得允准，待这对不屈的恋人回到巴卡寨时一人多高的手杖已磨去了大半，但最后仍向巴别寨的长老——舅舅去恳求，终于感动了舅舅，舅舅给以种种考验并在规定贡献猪腿祭祖的条件下，才准许这对百折不挠的氏族内的热恋者成婚。巴卡寨的这个故事的价值，在于它通过一种古老风俗把氏族内婚在一定程度上再复活，而且这故事和风俗本身都贯穿着热恋者为了氏族内婚而不顾一切的精神，这无疑都是普那路亚时代已产生了爱情的力证。
最可说明普那路亚时代产生了爱情的材料，莫过于巴朵寨。直至20世纪50年代，这个古老的寨子仍只有一个氏族，而且并不禁止氏族内婚，其唯一的限制就是血亲之间要隔一代再通婚。笔者曾对这个村寨的近四代人的通婚状况和人口繁衍进行了调查，了解了他们为改变氏族内婚的陋习进行了不懈努力而终于失败的原因，自然，也具体考察了他们爱情过程的特点，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巴漂、巴宝、巴里这三个爱情发展阶段，也与基诺族其他村寨无异。很显然，巴朵寨氏族内婚制及婚前的恋爱三阶段本身，虽然只此一例，却是普那路亚时代为爱情上限的明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氏族内婚的情歌——“巴什”中，或是禁止氏族内婚但不严禁氏族内恋爱的村寨的实例，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基诺族存在着氏族内婚村寨的遗俗，都有一个共同的古老风俗——成年礼。只有十五六岁时举行了成年礼后，人们才取得了恋爱的资格，由此编入一个同年龄级的青年组织，此后便开始了巴漂、巴宝、巴里这三级依次发展的恋爱生活。换言之，人们在成年礼后便进入性爱的过程之中。至于成年礼的来历，十分悠久，以基诺族材料看来，至少在普那路亚时代已基本定型。这说明，作为人们进入爱情生活起点的节日的成年礼，也可谓爱情上限的一个标志。
说到普那路亚是爱情上限时，还有必要与现代的性爱加以比较，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它是否具有性爱的基本水平。关于现代的性爱，《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有这样的论述：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实践中，这个新的标准……在理论上，在纸面上，也是被承认的。目前它也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
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现代性爱，是封建的或资产阶级时代的性爱。的确，文明时代是曾有过具有这三个条件的性爱，尤其在欧洲的一些文明民族的道德标准中，在理论上和纸面上，也曾把是否基于爱情作为性交关系的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但不可忽略的是，文明时代的个体婚制绝不是以性爱的形式而出现的，而是以女性被男性奴役和空前的两性冲突的形式而出现的，因为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处在经济地位和社会权力的枷锁之中，即使存在着现代性爱也会被扭曲压抑得奇形怪状，真正享受到自然的性爱者是微乎其微的。而有人为了爱情不惜拿生命孤注一掷，正表现了文明时代寻求真正爱情之艰难。这一切，在以上引文的恩格斯的同一著作中，也是有详细论述的。
即使以基诺族成年礼后发生的氏族内的性爱，即普那路亚式爱情与文明时代爱情的三个条件相比，也可当之无愧。因为，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三两条，实质是一个内容，如第一条的爱情以“互爱为前提”，可谓爱情的基础，而第三条的作为“新的道德标准”所要求的性交关系基于爱情，乃是在意识形态中对文明时代肆意践踏性爱的谴责而已，其实二者并无本质的不同。基诺族处在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自然没有纸面上的性交出于爱情的道德信条，但必须正视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尽管基诺族没有纸面上的道德文章，但它却使得社会的一切正常人，而不是少数幸运儿，都能享受到性爱；具体说，巴漂、巴宝、巴里这爱情由初级到高级发展的三阶段，乃是人们都必须经历的社会实践。因此，不管基诺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怎样落后于文明时代，但它从普那路亚时代起已经产生了人类性爱，而且还远比文明时代套上了经济和权力锁链的爱情更为淳朴自然，应是一个难以否定的事实。
至于现代性爱的第二条，即性爱的强烈、持久和分离后的大不幸，为了彼此结合而孤注一掷等，这与文明时代的文学名著描绘的爱情悲剧一样，正是文明时代的必然产物。试想，在原始社会的基诺族，没有阶级和特权，人们自普那路亚时代后就划分了以年龄分级的社交恋爱集团，除了同胞兄妹就可自由恋爱，而且这爱情完全是以互爱为基础，又岂有为了爱情拿生命孤注一掷之事呢？所以，可以这样讲，普那路亚时代已产生了爱情，但并不存在爱情的悲剧。这也就是说，现代性爱三条件中之第二条，在普那路亚时代的爱情中也是不成其为问题的。
由此可见，即使以基诺族有关普那路亚的遗俗与文明时代的现代性爱相比较，也证明普那路亚时代具备了爱情应有的水平。当然，其最终的结论仍是爱情的上限至少应划在普那路亚时代。
需要在此附说几句的是，笔者所以要在此谈论爱情上限的问题，也同有感于文明时代爱情的山盟海誓在原始社会基诺族的爱情面前相形见绌有关。因为基诺族爱情中的许多事例，曾使人深为感动。比如，基诺族婚姻制度已进步到基本禁止氏族内婚，发生了纯真爱情的氏族内的恋人虽然服从习惯法，但双方仍约定爱情至死不渝，并互赠信物，这信物惯例允许珍藏至临终，男方赠送的雕刻精致的竹筒内装的口弦（吹弹的竹制乐器）要放入女方的棺材，而女方赠送的刺绣的手帕要覆盖着死后的男子的脸，长而精美的腰带要将男子的用一段大树制成的棺材紧绕三道，意思是他们在世间不能成婚死后一定成双。相传热恋的双方先死者要在一个名叫九条岔路口处等待九年，然后再双双到祖先鬼魂居处安家立业。笔者同一位基诺族朋友足历了氏族内的恋人们终生怀念的九条岔路口，并在这个形势壮观的山口上聆听了这位朋友讲述了他与自己的“巴什”恋人的动人经历，最后，这位已氏族外婚且子女成行的朋友黯然神伤地说，至今他仍信守与初恋的“巴什”恋人的誓言，死后将在这里互相等待，然后再双双到祖先的鬼魂世界完婚同居。这故事和风俗自不能与罗曼蒂克式现代爱情故事同日而语，但从这个原始民族的风俗和实例中，足见其对爱情之天真和痴情。这种反映了性爱特性的史实，也不能不是爱情上限发生在普那路亚时代的佐证。
最后要说明的是，爱情上限问题异常复杂，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即使基诺族的许多丰富的材料，也有待专门分析研究。这里仅在论述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时将它提出，抛砖引玉而已。
（原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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