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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阅读的大部分是故事书，各种各样的故事。
不能读书的人，也可以听故事。我们甚至还会自己编故事。
对人类而言，小说或虚构的故事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许多小说是关于爱情的—或许绝大多数—当我们认同其中恋爱的角色时，我们会觉得快乐。他们很自由，而我们不自由。但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爱是不完整的。——两性，事业，社交，现实生活中的不完美和缺憾导致虚构角色的情感认同和补偿。
其中一个理由是：小说能满足我们潜意识或意识中许多的需要。
如果只是触及意识的层面，像论说性作品一样，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小说一样也很重要，因为它触及潜意识的层面。 简单来说—如果要深人讨论这个主题会很复杂—我们喜欢某种人，或讨厌某种人，但却并不很清楚为什么。如果是在小说中，某个人受到奖励或处罚，我们都会有强烈的反应。我们会甚至因而对这本书有艺术评价之外的正面或负面的印象。 譬如小说中的一个角色继承了遗产，或发了大财，我们通常也会跟着高兴。无论如何，这只有当角色是值得同情时才会发生—意思就是我们认同他或她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也想继承遗产，只是说我们喜欢这本书而已。 或许我们都希望自己拥有的爱比现在拥有的还要丰富。
许多小说是关于爱情的—或许绝大多数—当我们认同其中恋爱的角色时，我们会觉得快乐。他们很自由，而我们不自由。但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爱是不完整的。
其实，在每个人的面具之下，潜意识里都可能有些虐待狂或被虐狂。这些通常在小说中获得了满足，我们会认同那位征服者或被虐者，或是两者皆可。——8偏7昆汀电影里的暴力美学，希区柯克电影里的宗教审判，库布里克电影里的人间地狱。
在这样的状况中，我们只会简单地说：我们喜欢“那种小说”—用不着把理由说得太清楚。
最后，我们总是怀疑生命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好人受苦，坏人却成功？我们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为什么，但这个事实让所有的人焦虑。在故事中，这个混乱又不愉快的情况被矫正过来了，我们觉得格外满足。
在故事书中—小说、叙事诗或戏剧—公理正义确实是存在的。人们得到他们该得的。对书中的角色来说，作者就像上帝一样，依照他们的行为给他们应得的奖励或惩罚。在一个好故事中，在一个能满足我们的故事中，至少该做到这一点。关于一个坏故事最惹人厌的一点是，一个人受奖励或惩罚一点都不合情合理。真正会说故事的人不会在这一点上出错。他要说服我们：正义—我们称之为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已经战胜了。 大悲剧也是如此。可怕的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们眼中的英雄不该承受这样的厄运，但最后也只好理解命运的安排。而我们也非常渴望能与他分享他的领悟。如果我们知道如此—我们也能面对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所要碰上的事了。《我要知道为什么》I Want to knowWhy是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所写的一个故事，也可以用作许多故事的标题。那个悲剧英雄确实学到了为什么，当然过程很困难，而且是在生活都被毁了之后才明白的。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洞察力，却不需要分享他的痛苦遭遇。 因此，在批评小说时，我们要小心区别这两种作品的差异：一种是满足我们个人特殊潜意识需求的小说—那会让我们说：“我喜欢这本书，虽然我并不知道为什么。”另一种则是满足大多数人潜意识需求的小说。用不着说，后者会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世代相传，永不止息。只要人活着一天，这样的小说就能满足他，给他一些他需要的东西—对正义的信念与领悟，平息心中的焦虑。我们并不知道，也不能确定真实的世界是很美好的。但是在伟大的作品中，世界多多少少是美好的。只要有可能，我们希望能经常住在那个故事的世界里。
我尽力证明，科学、——数理逻辑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自然博物智能顶尖的人
社会研究——语言智能，人际智能，自我认知智能
和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与艺术——语言艺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建筑等八大艺术
是三种截然不同的事业。归根到底，三者都是讲故事的形式，都是人们条理清晰地解释自己经验的尝试。
然而，三者目的不同，提出的问题不同，遵循的程序不同，给“真理”赋予的意义不同。
社会研究和科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和其他形式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学倒有大量相似的地方。
19世纪科学家的希望也保留下来：自然科学的假设和程序可以原封不动地用来研究社会，并且和自然科学一样，达到增进预见和控制的目的，并得到同样的工程业绩。
实践证明，这个希望既使人误入歧途，又使人产生幻觉。
然而，由于附加在“科学家”标签上的心理、社会和物质利益的诱惑，这样的幻觉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社会研究者总是觉得，这个标签难以割舍。——科班情结背后的非理性崇拜和依赖心理
弗洛伊德晚年与自己辩论他所谓的“幻觉的未来”。他指的幻觉是对存在、知识和道德权威的超自然、超人源泉的信仰，即对上帝的信仰。他盘问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人是否能够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种幻觉的情况下，人类是否在心理上、文化上和道德上能够生活得更好。弗洛伊德以最强有力的声音表述了他的疑问（通过与他设计的另一个自我的辩论），最后“胜利”的是弗洛伊德的理性（或他对理性的信仰）：人类可能会活得更好或更糟，但人类必须要在没有上帝幻觉的情况下生活。弗洛伊德没有看到，就在他写《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时，他的著作又在支撑另一种幻觉，这样一个未来的幻觉：凭借客观而中立的科学家的努力，凭借道德权威的经验源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程序最终能够揭示人类行为“真正的”真相。他未能预见我们这个时代终极权威形象经历的一个奇异的变化，从白髯垂胸的老人形象变成了穿白大褂的年青男女的形象。倘若他预见到这个变化，他可能会修正他盘问自己的问题。他未能修正这个问题，让我来做这个修正吧。我不会提供答案，我希望提出问题以期引起新的辩论：关于上帝幻觉的问题、关于唯科学主义幻觉的问题、根本没有幻觉的问题、根本不希望道德权威的终极源泉的问题——在技术垄断时代，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利，哪一个最可能对人类有害呢？
这自然引出我的另一个话题：如何看待米尔格兰姆从事的研究，如何看待研究人类行为和处境的研究工作。我首先指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似之处。弗洛伊德把自己的一本书送给爱因斯坦，请他评价。
爱因斯坦回答说，他认为这本书堪称典范，但他没资格评判它的科学价值。弗洛伊德回信说，
如果爱因斯坦对它的科学价值不置一词，那他把这本书说成是典范就是不能想象的：要么是科学，要么就是谬误。当然，弗洛伊德错了。他的研究成果的确是典范的成果，而且还是纪念碑式的成果；然而到了今天，几乎再也没有人相信弗洛伊德从事的工作是“科学”，正如受过教育的人不会相信马克斯·韦伯、刘易斯·芒福德、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17] 、卡尔·荣格 [18] 、玛格丽特·米德 [19] 、阿诺德·汤因比从事的研究是“科学”一样。他们所做的和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所做的一样，是记述人面对自己的文化提出的问题时的所作所为和情感，他们从事的工作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当然，科学本身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形式，但科学的假设与研究方法和社会研究有云泥之别，把两者统称为科学，实在是使人误入歧途。事实上社会研究者的故事在结构和功能上都很接近想象力丰富的文学；换句话说，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都是对人的一系列事件做出独特的解释，并且用各种形式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解释。社会研究者和小说家的解释既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两者的魅力都来自语言的力量、解释的深度、例证的相关意义和主题的可信度。社会研究和小说创作的一切要素里都有一个可以辨认的道德意旨。“正”“误”这两个词用于数学或科学的意义在这里不适用。
没有什么关键的测试可用来验证或证伪这些解释。没有什么由它们演绎而来的自然法则。
它们受到的局限是时间、情景的局限，尤其是受到研究者或作家文化偏向的局限。——因人，因地，因文化而制宜。
每个女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虽然每个故事都是由金赛访谈的问题精心构造的。一些人可以谈允许范围内的一切，一些人只被允许谈很少的一点点，有人也许说了谎话。不过，所有的故事放在一起之后，某时某地的一个集体故事就浮现出来了。这个故事比劳伦斯的故事抽象，多半是用统计数字的语言讲述的，当然，它不会有多少心理学的洞察力，但它仍然是一个故事。你不妨称之为一个一千零一夜的部落故事，由101个女人讲述，但它的主题和劳伦斯的主题差别不大——有些女人的性生活比故事里讲述的性生活更加奇怪、更加活跃，尤其超过了弗洛伊德让我们相信的程度。
我并不是说，劳伦斯和弗洛伊德没有区别。劳伦斯展开故事的语言结构叫作叙事体。金赛的语言结构叫作说明文。这两种体裁当然不同，虽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不相同。有人评论亨利·詹姆斯 [22] 和威廉·詹姆斯 [23] 兄弟时是这样说的：
亨利写小说像心理学家，
威廉研究心理学像小说家。无疑，用我所谓“故事”的意义，说明文能够像记叙文那样展开一个故事。当然，劳伦斯的故事完全受他想象力的局限，除了他了解的事实之外，他不必查找其他任何事实。他的故事是纯粹的个人感受，我们称之为“虚构”（fiction），其道理就在这里。金赛的故事是别人讲述的，他受到的局限是人家的回答。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故事叫作记叙。然而，正如一切故事一样，金赛的故事也贯注着道德偏向和社会学理论。这是因为问题是金赛设计的，访谈对象是他挑选的，访谈的环境是他决定的，如何解释受访者的回答也是由他决定的。这一切都决定了他的故事的形态和要义。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金赛和劳伦斯一样，从一开始就知道故事的主题，否则他可能就不喜欢讲这个故事了。
小说家和社会研究者都用原型和隐喻来构建故事。比如，塞万提斯 [24] 就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永恒的原型，一位不可救药的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就塑造了资本家的原型，他塑造的是无名无姓但残忍而狡诈的资本家。福楼拜塑造了爱玛·包法利夫人的原型，她是感到压抑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玛格丽特·米德塑造的原型是萨摩亚岛上无忧无虑、不觉得内疚的青少年。卡夫卡塑造的原型是与社会格格不入、虚度光阴的都市人。马克斯·韦伯塑造的原型是一群辛勤工作的人，他们的驱动力是他所谓的基督教新教伦理。陀思妥耶夫斯基 [25] 塑造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原型，但爱心和宗教狂热使利己主义者得到救赎。B. F.斯金纳 [26] 描绘了自动化的原型，因宜人的技术而得到补偿的原型。
顺便说明，我不是说，社会研究者的隐喻和小说家、剧作家的隐喻是以同样方式创作的。小说家创作的方式是详细而具体地描绘人的行为和情感，社会学是小说家创作的背景，个体心理是小说家创作的焦点。相反，社会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是倒过来的；其焦点是一个比较宽广的领域，个体生活的轮廓靠演绎和暗示来揭示。此外，小说家用展示来推进情节。社会研究者用的是抽象的社会事实，靠理性、逻辑和论辩来推进说理。因此，小说往往更加有趣。奥斯卡·王尔德 [31] 、伊夫林·沃 [32] 向我们展示慵懒、炫耀的富人；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则论证有闲阶级的诞生。巴德·舒尔伯格 [33] 用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来展示自恋的人物；相反，克里斯托夫·拉什 [34] 用社会学分析来解释自恋文化的根源。由此可见，不同人讲述的故事是有差别的；大多数时候，小说家讲的故事读起来更有趣。然而，社会研究者讲述的故事至少有同样的吸引力，而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讲述的故事显然是更加可信的。
不能读书的人 也可以听故事。我们甚至还会自己编故事。对人类而言 小说或虚构的故事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大多数人平凡卑微且被现实难题困死的补偿红辣椒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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