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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多数放贷者会刻意保持低调一样，老刘也不会随意向别人介绍他的第二个身份。即便是这样，作为一位“浸淫”在民间借贷圈子十余年的“资深”放贷人士，知道他以及他在做什么的人依然有很多。
如今，哪怕是在北方的二三线城市，想要接触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途径也很简单：通过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房地产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或是一份刊载了大量小额贷款广告的当地报纸，人们便能快速“碰触”到这一略带神秘色彩的活动。8分到1角不等的月息报价，更会让人们在短时间内感受到眼下民间借贷高利息倾向的趋势。
不过，由于放贷活动的隐蔽性以及放贷者与借贷者的低调，想要真正了解民间借贷的内部运作，或放贷者具体的放贷活动并不容易。而老刘的出现，为我们揭开了这神秘面纱的一角。
放贷初期：不是“放贷者”的放贷者
今年已近60岁的老刘，最早的放贷活动可以追溯到1993年，但他并不认为当时是在放贷。
1993年，部队转业的老刘被分配到北方一座二三线城市的银行工作。一天，一位战友找到他，希望在他的帮助下，申请一笔银行贷款用来做生意。由于未能满足银行贷款条件，请求最终被拒。重情意的老刘便主动提议借钱给他，战友随即表示，可以以略高于银行年贷款利息的利率作为回报。随着战友的生意渐有起色，老刘不仅顺利拿回了本钱，还初次尝到借钱的甜头。
其实，民间借贷在很多资金并不充裕的小企业成长之初，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哈尔滨市某民办幼儿园高园长就对记者表示，作为一名下岗职工，在幼儿园创办初期，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少资金。当时筹措资金的唯一途径就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借款，高园长说：“2005年，按照年息一分的标准，从朋友处借来30余万元，这笔钱就成为幼儿园建立的启动资金。”如今，该幼儿园已初具规模，入园儿童人数最多时可达200多名，该园的固定资产已达300多万元。
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无论是个人与小企业还是小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极为普遍。温州市银监局2007年曾对民间融资占温州企业运营资金构成做过调查，调查数据表明：当年中小企业民间融资总额约为2200亿元，占运营资金的28%，调查还发现温州民间融资多以民间借贷方式进行。民间借贷的正面作用也被国家监管部门所认同，日前，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吴显亭称，今年上半年，民间借贷比较活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老刘并不认为当初借钱的举动是一种放贷行为，他称“这完全是帮助朋友。”而记者所采访的很多小企业主也表示，早期的民间借贷多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所以往往在还完借贷的资金后，还要还一笔“感情债”，如逢年过节的礼品答谢、对方遇到资金紧缺时也要出手帮助等。
民间借贷夹杂“感情债”也助推了借贷成本。杨先生是某著名电脑品牌在东北地区的省级代理商，至今提到几年前的一次借贷行为，还会让他感到忿忿不平：“在我们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曾经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借过100万元，对方是我的一位朋友。当时这位朋友要求以企业年纯利润的20%作为利息，按照企业之前的盈利水平来看，借贷利率与当下持平。不过后来企业发展的速度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利润是年年翻番，因此两年的借款时限到期时，我们支付的利息已达100万元，与眼下的高利贷相比也不‘逊色’。”
放贷中期：从担保人向放贷组织者转变
纯粹帮朋友、无意识的借贷行为，意外地将老刘拉上了一条“生财路”。随着战友生意的越做越大，需求的资金也越来越多，这时，老刘的自有资金已经无法满足战友的需要。怎么办？他想到了自己的亲戚和同事。
一位曾参与老刘放贷活动的银行员工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家手头都不富裕，通常个人只能放款一两万元。而该工作人员也证实，老刘在其中只充当了担保人角色，真正的借款人是他的战友，这一点从借条内容便可看出。当记者询问其有没有考虑过风险，她回答：“一方面利息比银行高一些，年息可达到1分；另一方面有同事担保，风险相对小些。”
在放贷高峰期，以老刘作为担保人借出的资金就达到百万余元，涉及三四十人。
该银行员工告诉记者，近几年她投入这块的资金已达20万元，其中包括自己、妹妹以及父母的钱。她说：“继续加大借款规模的原因是借贷人比较讲信用，如需要提前支取借款，不仅马上支付，而且也会照常支付部分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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