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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拍电影真不容易，导演不仅要考虑影片能否被通过，还要考虑通过审查的影片能否被观众认可和看懂。张元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把影片拍得明白晓畅，但还是有很多观众追着他问，吴芳和朗朗是不是一个人？抱怨他没有交代清楚。弄得张元只好说，朗朗打张昊那个耳光时说的那句话，“我最恨男人跟女人动手了”，便泄露了天机，坐在一旁的陈明亮终于明白了，朗朗就是吴芳。 但这只是陈明亮个人的问题，只是他的困惑和焦虑，所折射的也是他对女人的欲望和想像，他希望同时拥有一个女人的白天与夜晚、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情感、贞操与放荡；或者换个说法，他希望一个女人，应该既是妻子又是情人，既是圣女又是荡妇，既拘谨古板又灵动妩媚，既能引领他在精神里升华又能带着他在欲望中堕落。 问题是，陈明亮不是孤立的个人，在这里，他提供了一个想像女性的男性视角，是典型的男性看问题的方式。我们也可以说，这里所表达的，也是张元对女性的认识。为什么会有许多人关心吴芳和朗朗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不能责备观众对张元的穷追不舍，因为正是影片中的两分法叙事，诱导观众沿着这样的思路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在小说中，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或者只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在小说中，叙述者“我”一直在讲自己的故事，朗朗就是她的一个组成部分，她和朗朗的关系，是历时性的。在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我”对陈明亮说：“我去洗个澡。”这个暗示或者只能理解为女性在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时的游移和不确定性。有人把小说中讲述自己经历的那个女孩所经历的身心变化形容为“蝉蜕”，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女孩，从过去走到现在，从朗朗变成了“我”，又从“我”变成了朗朗，那些往昔的痛苦和沉沦都被时间过滤为“我”的叙述，而曾经分裂的身心也终于在爱的抚慰中痊愈了。 然而，在电影中，这个细节却被改为陈明亮恍然大悟以后拉着朗朗到酒店开房间。这种细微的变化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它提醒我们，张元对小说的改编，不仅仅是从《水边的阿狄丽雅》变成了《绿茶》，他还把一个女性成长的故事，变成了男人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在电影中，故事的叙述者“我”已经不是那个爱相亲的女孩，她由陈明亮取而代之。这一改动相当重要，正是由于叙事主体性别身份的这种变化，叙事中的女人才被强行分裂为两个单向度的人，然后又在男性目光的注视下，重新融合为一个整体，从而获得了她的现实性。演员的配置也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叙事，在影片中，姜文以自己的成熟，成功地控制了赵薇的迷惘、跳跃和漂浮不定。 固然，《绿茶》是一部风格化的作品，张元也在许多场合表示，他在《绿茶》中追求一种诗意的美，现实性非其所求。那么，我们用现实性的标准要求他的影片，就有一点强人所难。但至少我想，我可以理解为这是张元从现实性后退的一种方式。在这部影片里，导演所提供的不再是对于现实性的认识和批判，相反，他所提供的，只能是对于现实的虚假的满足。他欺骗了陈明亮，也欺骗了吴芳和朗朗。真实的两性关系以及男性与女性的真实存在，我以为不是《绿茶》想像的这个样子，至少，在女人，就未必接受《绿茶》对于她们的想像。吴芳的套装、眼镜和苍白乏味的脸以及朗朗的低胸短衣、酒瓶、唇印、暧昧而放肆的眼神、随意与男人的约会，都太简单而又小儿科了。然而，影片却给它安排了一个甜得发腻的结局。 或者这是由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身份，它要满足社会大众对欲望的想像。但问题在于，以此为理由我们是否就可以为自己开脱，从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良知？如果仅仅是给焦虑不安的男人一些抚慰，让他们在想像中满足一下对女人的期待，这样的电影我以为意思不大。 《北京青年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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