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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好友在群里发的"关于鞋子的视频",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回忆起了关于我与鞋子的一段故事…… 13岁那年,我考上了离家15里路远的一所中学读书。那年,我的家乡正闹水灾,我吃住在学校,每周都要往返15公里淌水回家一次取干粮,路上的艰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 过去,农村孩子大都穿母亲手工做的鞋,由于鞋底袼褙是用穿烂的旧衣服打的,很不结实,一双鞋最多能穿一个月。记得有一次我淌水上学校,离开家没多远,鞋底、鞋帮就分家了,只好忍疼扔掉鞋子,光着脚走完剩下的路。路上,不知道被扎破多少回,走到学校时脚已肿的变了形,加上没条件及时消毒处理,几天后双脚开始化脓、溃烂,并且殃及了整个小腿,肿的像大腿一样粗。 即使那样,除去脚痒的实在难受时用盐水擦一擦,硬是一次也没找医生看过。经过两个月的反反复复,我的脚竟奇迹般地好了,但却留下好几块深深的疤痕,直到我参军体检时医生还问我疤痕的形成原因,当我告诉他关于我的故事后,他惊讶的说:“你这家伙命真大,要病毒感染引起败血症,你就没命了!“ 可能是我脚上的伤疤感动了体检的医生,一九六八年我顺利的通过了征兵体检,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那年我们全村参加体检合格的一共6个人,只走了两个人,我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家庭成分最高的一一中农。 当我在县人武部领到崭新的军衣、军被,以及既漂亮又结实的军鞋时,一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但天有不测风云。我入伍后的第二年珍宝岛事件爆发了,苏联扬言要对我发动核战争,我所在的部队草草结束了在河北省涉县的"三支两军”工作,由河南新乡紧急北上至张家口地区,开始了两年的“三防一打"训练。 那期间,除进行近似实战条件下的各种训练外,还要让装备和人员实现地下化。于是,我们从此没有了节假日和星期天,天天钻山沟,打山洞。 “两眼一睁,干到出星"。每天在山沟里摸爬滚打,上衣磨没了袖子,裤子穿成了开裆裤,就连那么结实的军鞋转眼间变成了"凉鞋”,前面露着脚趾头儿,后面露着脚后根儿。后来我结婚了,家属第一次到部队探亲,看到穿得破破烂烂的战士们,曾惊讶的对我说,你们怎么像从威虎山上下来的人一样。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已经住进了营房,生活条件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改善。 好在那时候大部分时间都钻到山沟里打山洞,也不讲究什么军人仪表,衣服破了补一补,鞋子烂了随便找根绳子或铁丝捆绑一下接着穿,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一九七一年,战备形势稍有缓解,我们营部胡忠武管理员的家属便来到我们的疏散地一一戴家营村。她的到来可算得上是我们营部上上下下的一件大喜事:一来生活苦燥乏味的战士们可以看看我们管理员的新媳妇;二来到他们住的地方串串门子,碰巧了还能蹭点嫂子从北京带来的零食儿。所以,每天去嫂子那里玩的人络绎不绝,象苍蝇似的赶都赶不走。 我们第一次去嫂子住的地方,想留给嫂子一个好印象,但又担心从北京来的嫂子看不起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大兵,就把全班仅有的几双不烂的鞋集中起来,大家轮流去看嫂子。尽管我们自以为聪明,但还是没瞒过嫂子,因为她身边的那个人是我们的“叛徒“。 嫂子住了短短几天就匆匆离开了部队,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们管理员突然去了我们班,把一双黑面白底的千层底布鞋递给我,说你嫂子回去后为你赶做的,穿上试试可脚不? 接过管理员递给我的鞋,我心里仿佛有一股暖暖的液体在涌动,进而冲出眼眶,变成了两行热泪,几次张嘴想道一声谢谢,但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一九七一年,国际形势虽有些缓和,但我们作为一线战备值班部队,仍然肩负着繁重的战备任务,不仅每天挖洞不止,而且还自己动手建窑烧砖。所以,嫂子给我做的鞋我一直舍不得穿,直到一九七二年五月份营首长批准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才舍得拿出来穿上。 一九七二年探亲归队后不久,我任三营部书记,第二年五月调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从此与胡忠武管理员分灶吃饭。 一九八零年初,我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上学,八二年毕业后回三营任教导员,这期间胡忠武管理员转业至北京通县。由于当时忙于工作,加之通信联系不方便,所以很长时间与老大哥失去联系。 2017年4月,我携老伴专门看望了胡忠武大哥和我终生难忘的大嫂,看到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子女事业有成,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是我与老伴和大哥大嫂的合影。 这是在胡大哥家里的合影(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张晓武和董作礼)。 再见吧,大哥大嫂!我一定再去看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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