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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儿子说，“你病了。”
“我没病。”父亲说。
医生来了以后，量了量父亲的体温。
“多少度？“儿子问医生。
“三十七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一大包药，并嘱咐如何服用。他似乎对流感很内行，说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
儿子回到房里，记下了父亲的体温，并对各种药物的服用时间作了记录。
“爸爸，你在看什么？”
“嗯，没什么。”父亲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看窗台上的花，花已经凋谢了。
“你感觉怎么样，爸爸？”儿子问父亲。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儿子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药。按惯例，父亲本该睡着了，然而，当儿子抬头看时，父亲却双眼盯着窗台上枯萎的花，神情异常。
“爸爸，你在担心什么？到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父亲对儿子说：“你不必呆在这里陪我，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
儿子想，或许父亲有点儿烧糊涂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父亲服药后，儿子便出去了一会儿。那是个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冰，冻住了所有那些光秃秃的树木，那些灌木丛，那些砍下来的树枝，以及所有的草坪和空地。儿子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儿子摔倒了两次，摔得挺重，一次摔掉了帽子。
回到屋里，医生说父亲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不能进来，”父亲说。“你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儿子来到父亲身边，发现父亲仍像儿子离开时那样躺着。父亲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
儿子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四十八，”儿子说。
“原先是四十七度，”父亲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儿子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父亲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儿子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父亲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药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父亲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到底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医生说四十八度会烧死人的。”
“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我有这个感觉。”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父亲都在等死。
儿子说，“你不会死的，那温度计不准确。”
“你肯定？”
“绝对没错，”儿子说。“我相信。”
“噢！”父亲说。
父亲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不会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伤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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