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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洪涛在会上作了 政治报告 ，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 右倾机会主义 和红26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 五顶大帽子 。 随后，郭洪涛在陕北特委的机关报上发表《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照抄照套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批评指责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了重伤。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对红26军42师及其领导人刘志丹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 联席会一致的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 稍后，10月26日，陕北特委郭洪涛也致信 中代 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他在此时负责领导北方中共党的工作，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同时要求 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谢子长、郭洪涛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信，导致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以及主管中共白区工作的上海临时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不信任。同时，按照谢子长、郭洪涛的请求，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上海临时中央局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加强领导。由于这样的缘故，不管是朱理治还是聂洪钧，在抵达西北根据地前就都已经对陕甘边和红26军主要领导成员有了偏见，带着 改造 、 整肃 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任务而来。当时陕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的郭洪涛给朱理治、聂洪钧等反映的关于陕甘边和红26军的大量负面材料对肃反的发生产生了极大的诱发作用。郭洪涛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及自己在陕北肃反中的责任时说： 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 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 当1935年7月5日朱理治抵达西北根据地后， 郭洪涛向朱理治介绍了西北苏区的历史和现状，在介绍主要负责干部时，既说到他们的长处，也说了他们的短处。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红军内讧：红26军险与25军火并”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