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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传颂千古的五言绝句《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区区20字涵容的清奇风骨,凛冽世界，高旷寥落，正是佛家的空茫静远，清高执着，又是儒家的守贞坚持的写照。儒佛同道，这是柳宗元一生的守持和信念。
唐朝“古文运动”倡首之一的柳宗元，是文学家、散文家、哲学家，有“韩柳文章，李杜诗”之说，后人把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哲学上有《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等重要论著。柳宗元存诗不过100多首，却极受后人推崇。宋代著名评论家刘克庄曾说:“如柳子厚诗……得一二首似之，足矣。”可见柳宗元在我国诗坛上的影响力。他的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他著有《河东先生集》。
柳宗元（773 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运城）人，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家世清华，少慧敏，博通群籍，善熟文章。 柳宗元属少年得志，10岁与人讲经论道，时称“神童“，20岁中进士，授校书郎，29岁调兰田尉，33岁入京升监察御史，与韩愈同官，职权不下御史。参与王叔文等革新运动，晋礼部员外郎，革新遭败，被贬，他的去向先是邵州，行至半路又被改判永州，初到永州，没官署，得僧人帮助，一家人寄住在龙兴寺，颠沛流离，借居之所龙兴寺，是他研修佛法的栖心之地。永州十年，是他文学上的丰收岁月。他游历了永州的山山水水，纵横才情，字字珠玑，挥洒成流芳千古的《永州八记》；他走访百姓，将民生艰苦铸成震古烁今的《捕蛇者说》；作《三诫》，以小小寓言，向世人诠释深刻的哲理；作《非国语》《天对》。815年左迁柳州刺史，33岁的柳宗元在此期间，女儿和娘夭折，从此孤孑一人。柳宗元治柳四年，柳州面貌大变，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碑文里道：“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鸡鸭，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直到47岁在柳州去世。 柳州史上官员千千万，唯有柳宗元，被一方百姓敬奉为神。千年之后，柳学传承，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柳宗元的诗文，不仅编入中小学教材，日本、新加坡，也都以柳文为典。
中唐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同时也是佛教大发展的时期。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自汉末进入中国以来，开始了与儒道交融。汉代佛教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时被理解为玄学一派。到唐时，儒释道出现明显的合流，佛教“不入于老，则入于儒”。禅宗更是纯粹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化后走向顶峰，成了世界性的宗教。中唐时期，文坛受佛教的影响十分巨大，一些著名的文人如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柳宗元的文学创作无论是在思维方式，还是在风格意境上，都受到了佛教的浸染，蕴含着丰富的禅机。柳宗元不但在文学上很有成就，在佛学上也很有造诣。柳宗元自幼奉信佛教，他很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自唐以来，士林大率谓柳子嗜佛，乃儒门之罪人，如欧阳修云：“子厚与退之（韩愈），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柳宗元明确提出“夷夏若均”（《送贾山人南游序》）“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以善说禅、以孝解空、以礼会律。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召序》中他说： “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得焉。” 在《柳河东集》中，有许多是体现柳宗元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铭、序文、诗歌等。
柳宗元在永州曾有诗记载说，开始时他很虔诚，清晨取井水漱口齿，拂掉衣服上的尘埃，恭敬地捧着经书去超师院读禅经。“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寺院宁静的景色，脱俗的禅境，让柳宗元在精神上有了后人推崇的“以儒修身，以释修心”， “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经论语，唯山水之乐” 。柳宗元《巽公院五咏》第四首《芙蓉亭》诗说：“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 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感叹道：“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他仿佛觉得自己也消融在这邈远无垠的大自然中。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感受着“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的境界，这种“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物我两忘境界的获得，也正是受佛教影响所致。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 柳宗元主张儒佛通融，认为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仪一致，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他还说，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金仙氏之首，盖本于孝敬”，简言之，“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切真元，无大小乘”。由此可知，柳宗元在文学和佛学上都臻至上乘。他在《永州龙兴寺西轩记》中云“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 。 “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柳宗元对那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僧人很反感， “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 。柳宗元的《天对》，将屈原《天问》所提出对宇宙和人生的问题逐一进行回答，如：“本始之茫，诞着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 在《断刑论》中，他明确提出 “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时令论上》）。 “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柳宗元主张关心“生人之患”，守“圣人之道”，“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柳宗元特别以孝解空，“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送琛上人南游序》）其在《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中云：“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上人……其积众德者欤？觐于高堂，视远如迩，其本孝敬者欤？若然者，是将心归空无，舍筏登地，固何从而识之乎？”“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
韩愈曾对柳宗元好佛的行为给予了猛烈批评：“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屠言，訾余与浮屠游。”柳宗元指出，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于零陵，吾独有得焉”。柳宗元在当时许多佛教宗派里认真选择，“佛道逾远，异端竞起，惟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此教明不思议因缘二谛中道，事理具足不别，但化最上利根之人故名圆教也。”柳宗元在称赞南岳云峰寺和尚时说：“师之教，尊严有耀，恭天子之诏，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柳宗元认为：“中道”或曰“大中之道”，就是他着重提倡的“儒佛同道”的方面。柳宗元的“大中”源自《周易??大有》章，因其彖辞有言：“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柳宗元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说到：“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柳宗元说：“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
“中道”是柳宗元在《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中提到的，这一观点最早是印度中观学派的大师龙树提出来的，龙树大提出了“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的“八不”中道。 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具体包含：“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饶之理，小也，不足费其虑。无所论刺，故独举均赋之事，以求往复而除其惑焉。”柳宗元认为：人间的祸福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日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程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说：“盖凡物皆有两端，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柳宗元在此将儒家与佛教的思维统合起来了。
柳宗元提出：“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扬、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和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儒家的最高使命就是救世安民、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孔子的学说，还是老 子，其实都可以作为“佐世”的良方，更何况“浮屠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柳宗元认为：佛教与儒家经典《易》、《论语》的观点是相契合的，与孔子所倡导的是相同的“道”。柳宗元在《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说：“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佛性论中“人人皆有佛性”“的“性善论”与佛教修持中的“禅定”、“静虑”工夫，这两个方面儒家有充分的论述：《礼记??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孟子明确提出的“性善”论，并成为后世儒者阐发正统儒家学说所奉守的圭臬。因此，儒佛两家共同奉守的“性善”理论“心性”相契。
柳宗元在《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中说：“师以诱导，俾民不昏”，“和尚勤求端，以成至愿，凡听信者，不惑其道”，惟有破除各种“邪见”，方能达到佛的境界，即觉解：“龙安之德，惟觉是则，苞并绝异，表正失惑”“吾师是嗣，增浚道源，度众逾广，大明群昏。”柳宗元对儒家之礼义与佛教之戒律二者同等看待：“儒以礼立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戒为之墉，慧为之户，以守则固，以居则安。”“儒以礼行，觉以律兴”。柳宗元明确表示：“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日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 桑 而 活 乎 人。若是，虽 吾亦不乐也。”中唐之后的禅宗提倡“农禅合一”，“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体现了佛教僧徒并非一律“不为耕农蚕桑”，柳氏甚为赞赏的释浩初父子“咸为其道，以养而居”，他认为：“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 柳宗元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并序）》中云：“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源，无大小乘。” ”达是道者，惟大明师。……凡浮图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经，大明恐焉。于是从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从秀洎昱，以通经教，而奥义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隐显。后学以不惑，来求以有得。……凡其衣服器用，动有师法；言语行止，皆为物轨。执巾匜、奉杖屦，为侍者数百；剪发髦、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灏灏焉无以加也。” 柳宗元说：“释之书有《大报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佛门提倡孝亲敬君，在社会伦理上“不与孔子异道”、“要之与孔子同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柳宗元“儒佛同道”思想是佛教无论是从其内在的教理还是从外在的形式，都无不表现出与儒家思想的相契相融。唐状元、融州刺史莫休符称柳宗元是“大儒”。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
柳宗元读内典、播梵语，曾为诸多僧侣、寺院撰写碑文，其所撰之碑文，有《曹溪大鉴禅师碑》、《南岳弥陀和尚碑》、《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龙安海禅师碑》、《南岳云峰寺和尚碑》、《南岳云峰寺和尚塔铭》、《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永州龙兴寺息壤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永州法华寺西亭记》、《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柳州修大云寺记》、《永州修净土院记》。苏东坡在《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中赞之云：“释迦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精尽，胜妙独出者，以房融笔授故也。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 柳宗元在晚年之作《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中以善说禅，迥出常表，“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悖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又云：“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轶，乃万其趣。匪思愈乱，匪觉滋误。”
佛教天台宗把柳宗元列为是俗家弟子。柳宗元有不少诗文涉及到“空、色与有、无”，如：“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 《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曲讲堂》“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禅堂》“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 《芙蓉亭》“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荫。” 《苦竹桥》等等。从上可见，他对“中道”的解悟，达到了烂熟于心、信手拈来的化境。无怪乎苏轼赞许柳宗元“儒释兼通、道学纯备。”
柳宗元的几首富有禅意的诗歌，最为人所称颂的禅诗当属名篇《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硝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馀，青松如膏沐。
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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