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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源头“于都佬”长征源头“于都佬”
新华社客户端
发布时间：04 0322:30新华社客户端官方帐号罗小龙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铭记长征这段光辉的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江西赣州报道
2019年，阳光下的于都东门渡口
“瞧瞧这块‘草鞋重地’字样的门牌，有没有谍战片里的紧张感？”在于都长征源民俗博物馆的展厅里，馆长罗小龙有时会亲自上阵给游客讲解。
这位土生土长的“于都佬”，是于都首例由官方认定的红色文化“民间守护人”。
于都，这座以一条河的名字命名的小城位于江西南部、赣州东部，它以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精神发源地闻名于世。86年前，8.6万红军主力便是从于都河的8个渡口渡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长征源”是这座城市的标签。漫步街头，这三个字会频繁出现于视野之中：广场、街道、艺术场馆、学校、商铺、酒店甚至网吧都可能以此命名。
与很多于都人一样，罗小龙的手机铃声是当代新创作的歌曲《红军渡，长征源》：“晚霞映红于都河，渡口有一支难忘的歌，唱的是咱长征源……”
罗小龙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铭记长征这段光辉的历史。
葛氏宗祠迎来了新主人
在于都县城中心地带，走过渡江大桥，穿过解放路，拐进建国路，“长征源民俗博物馆”出现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眼前。大门口有一块由江西省文化厅2016年底所立的石碑，写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工程项目：红四军军部旧址——葛氏宗祠”。
罗小龙站在博物馆大厅里，正专注看着展柜里的藏品。
罗小龙和他的“长征源民俗博物馆”进驻葛氏宗祠已有两年多。2017年底，于都县博物馆和他签了一纸协议：自2018年1月1日始，于都县博物馆将修缮好的国有资产——红四军军部旧址葛氏宗祠——无偿交付给罗小龙，供“长征源民俗博物馆”陈列展览之用，首期使用期限为3年。依据协议，长征源民俗博物馆需保证每周开放35小时以上，并按国家规定对未成年人、学生、教师、老年人和军人等实行免费或优惠。
葛氏宗祠迎来了新主人。
这座宅子始建于清代中期，窄门、黛瓦、高屋、马头墙，院内二井三厅，地面铺着青砖，是当年全县葛氏祭祖之地。1929年4月8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首次进驻于都，红四军军部驻扎于此，军长朱德住于上厅厢房。
几年前，这里是另一副模样：385平方米的院子里最多时挤了10户人家，10余处私自开墙，朽坏发霉的木柱，逼仄的小隔间，压得百年老宅喘不过气。
2016年，于都投入100余万元全面修缮葛氏宗祠，住户陆续迁出安置，工程当年完工。但修缮只是开始，保护是为了利用。如何让抢救下来的文物“活”起来？
作为于都民间收藏“大户”的罗小龙进入了官方的视野。
45岁的罗小龙从初中起就痴迷收藏，且一直专注于赣南本地的客家民俗文化和红色文化领域，几十年间累计投入300多万元，藏品达2万余件，全国30余家博物馆都曾从他手中征集过藏品。
2016年，罗小龙在郊区开办了于都第一家红色主题的民营博物馆“长征源红色博物馆”，并成立了于都红色收藏协会，担任会长。
“他的影响力和资源都很强，县博物馆做展览有时候还会找他借藏品，他很愿意帮忙，基于长期合作的信任感也强。”于都县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管冬梅向本刊记者表示。
管冬梅坦承，将公家的房子交给私人使用，于都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确实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
但矛盾摆在面前：这座小城不仅是长征之源，还是赣南第一支正规工农武装、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所在地，也是中央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仅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就达11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15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11个点。
革命遗址和文物点多、量大、面广，保护不易，用好用活需要智慧，打破旧框框势在必行。引入“民间守护人”，是于都找到的一条破题路径。
不论是罗小龙还是管冬梅，都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动作：既疏通了民间收藏服务社会的渠道，让革命遗址更贴近群众，罗小龙本人也免费获得了条件上佳的藏品展示场所。
“在老街核心，这样一个地儿一年10万元都租不下来，私人想租都租不到。”罗小龙说。
“运行两年多来社会反响良好，葛氏宗祠活起来了，这是政府期待看到的。”管冬梅说。
和罗小龙的合作开了一个好头，此后，于都不少修葺一新的革命遗址都迎来了“民间守护人”：在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旧址设立了非遗文化传习所；毛泽东旧居何屋的部分空间交由红色研学机构运营展示；红三军团二师五团团部旧址红军标语示范区主动纳入乡村振兴发展规划……
“那块木板是个宝贝，我们都没有”
此前，罗小龙开办的红色博物馆位于郊区的一栋普通民居里，展厅面积600平方米，展示各类红色文物4000多件，但远远不足以满足其布展需求。在葛氏宗祠，他又精心挑选了3000多件红色文物和民俗文物展出。他说，这里交通更为便利，且原址原貌修复的老宅子与历史的连接更为紧密，参观者体验更佳。
在葛氏宗祠大厅靠近入口的墙上，挂着一块木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大字“草鞋重地”，牌子下面是一把长板凳，旁边放着稻草、麻绳、草鞋编织机等物品，可供游客现场亲手体验草鞋编制工艺。
“长征是一支脚踏草鞋的队伍走出来的，于都人民不仅在长征出发前紧急赶制了20万双草鞋，为避免红军战略转移被敌人发现，更创造了30万人共同保守了一个秘密的奇迹。当时为了保密，连赶制草鞋的地方都是不让外人进入的。”罗小龙介绍。
“那块木板是个宝贝，我们都没有。”管冬梅的语气中带着羡慕。
于都县博物馆还有个名字，叫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草鞋亦是这里展示的重要藏品，其中一双绣球草鞋历经86年，背后有着令人动容的革命爱情故事，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馆内还设置了一面由80双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造型墙，一度成为网红打卡地。
官方和民间各有资源优势，但一致想为于都的红色文化和精神传承尽责尽力，因而形成了频繁且良好的互动往来——县博物馆在组织和红色文化相关的重大活动时，需要邀请本地嘉宾，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都是罗小龙。
罗小龙会不定期在“于都红色收藏协会”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管冬梅和伙伴们会挑选其中的一些文章进行分享，县博物馆的公众号也曾转发过他的文章。
不仅如此，在接待重要贵宾参观或是外地媒体采访时，管冬梅总会将罗小龙和他的博物馆推荐出去，并一遍遍主动讲述“草鞋重地”的故事，“两家博物馆离得很近，不到1公里，有时候我会亲自带客人去葛氏宗祠坐一坐，聊一聊。”
管冬梅的想法是，“用更具优势的官方组织平台和宣传平台，去鼓励、发扬民间人士的文化情怀与行为，从而让更多人铭记长征这段光辉历史，凝聚人心。”
从“疯子”到“馆长”
如今，罗小龙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葛氏宗祠，晚上也常睡在这里。他的“卧室”是大厅旁边一间狭长的小屋，小屋前半部分相当于会客厅，摆着沙发、茶席和几个柜子，中间用屏风隔开；后面约7平方米的空间里，一张大床摆在中央，天花板悬着城里人不常用的吊扇，书桌、小柜、储物箱、电视机等略显凌乱地挤在一旁——电视机是上世纪流行的老式TCL，“我妈买的。主要用它听。”他说。
他家所在的小区与此地仅有500多米距离，不过他坦言，这两年多，家更像他的食堂。
成为于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于他而言既有荣誉感，也带来了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我和县博物馆互递合同那一刹那，我就正式担负起‘民间守护人’的职责了，政府把地儿交给我了，还不收租，我得尽职尽责把活干好。”
问及他家父辈和红色革命的渊源时，罗小龙不愿多谈，只淡淡回了一句：“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是苦孩子出身，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家中兄妹五人，两个舅舅是孤儿，有一段时间，一家九口人都靠着父母教书的微薄收入度日。小时候看到漂亮的邮票，他很想要，但没钱买，就给人干体力活作为交换；有时候干体力活也不管用，他甚至会“赖着”一路跟着对方，直到对方被感动。
二十年前和别人谈起未来宏大的收藏计划时，他并不被认可，很多人叫他“疯子”，但现在大家都改口叫他“馆长”。
罗小龙小时候就来过葛氏宗祠，和伙伴们在这里捉迷藏。这条街上有数家类似的宗祠旧址，当年都是大门敞开，他说那是小朋友们的天堂。多年后，当他成为这里的新主人，旧时记忆浮上心头，令他感慨万千。
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沿着这条街溜达，感受历史，沉淀自己。
这里的宗祠旧址都曾驻扎过红军，长征出发前的4天里，葛氏宗祠里挤着上千名等待渡河的红军战士，人多地窄，战士们只能人挤人地蹲坐着。
“红军到哪里都不扰民，这种作风，令人敬仰。”罗小龙说。
2018年，罗小龙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朱德的外孙刘进因寻找上一辈的足迹，来到了红四军军部旧址。看着罗小龙展出的红色书籍，他眼神忽然定格，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本《回忆我的父亲朱德委员长》，翻开书页，泪水湿了眼眶——这是他的母亲朱敏所著，而他手中并没有原版。
罗小龙见状，又递给他一本老版本的《朱德同志的故事和传说》，刘进如获至宝，紧紧攥在手中，轻轻问道：“我能借这两本书回北京么？扫描后一定原物奉还。”
罗小龙手一挥：“老区人民大气着呢，送您了！”
需要的不仅是签了合同的守护人
罗小龙对于都有一种极深厚的情感。多年前，母亲曾劝他去赣州市发展，但他即便在市中心待了一段时间，却感觉并不快乐。出名之后，周边很多市县都有人开出极好的条件，邀请他去办博物馆，但他情愿守在于都。
在赣州的时候，在菜市场、在楼下小店，邻居见着他，常用的招呼语是“于都佬，去哪里？”他说自己很享受这样的称呼。
“这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城市，但它养育了我，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故土。”罗小龙说，“我因于都而骄傲，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它也因我而骄傲。”
他现在已开办了长征源红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和方志馆，未来的规划是：打造一个包括9个分馆在内的，集娱乐、红色研学和客家风情于一身的大型博物馆综合体。
采访正聊得兴起，一位中年男子推门而入，是罗小龙的好友与搭档谢金荣，也是于都红色收藏协会的副会长。
位于郊区的长征源红色博物馆用的便是谢金荣自家的房子，由对方无偿提供。
罗小龙从柜子里拿出两个“铁疙瘩”，这是当年红军用来当信号弹的一种本地土炮，在两家博物馆均有陈列。
他讲起了一桩往事：在战略转移时，谢金荣的外公舍下妻女，帮红军做了挑夫，挑的就是这种信号炮。若干年之后，人没有回来，等来的是一张烈士证。
资料显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口达34万的于都有超过10万人支前参战，67709人参加红军。在于都集结出发的红军将士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于都人。于都为革命牺牲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达16336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1.1万人，还有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正是有无数红军战士和无名英雄的无私奉献，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罗小龙说。
谢金荣拿出手机，给大家看他儿子的一段视频，一脸骄傲：小男孩穿着淡蓝色的军装、戴着红星帽，在博物馆里用稚嫩的声音进行讲解，最后一句话是：“我骄傲，我是红军的后代。”
“这片土地上有浓浓的长征情结、红色情结，传承的烙印非常深刻，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几十年来一直如此。”管冬梅说。
她介绍说，2019年于都县博物馆发起的‘小红星讲解员’活动，有超过400个小朋友报名；有160余号人的长征源合唱团十年前由红军后代自发组建，已经唱遍长征沿线，成为于都的一张文化名片……
“红色文化需要大家一起用心守护，而不仅是和官方签了合同的守护人。”管冬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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