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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童年时期 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求学时期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 。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1898年，18岁的 鲁迅先生画像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弃医从文 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鲁迅在《 呐喊 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 鲁迅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在大杂院里度过的童年生活使老舍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这些都是他将来倾向与写作平民生活和长于话剧创作的生活基础。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老舍正在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任校长。“五四”对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17卷第7号上连载时，署名为“舒庆春”。但自第8号起连载上的署名改为“老舍”，直一小说全部载完。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29年，老舍取道新加坡回国。在新加坡写了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描写了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少年与各被压迫民族的小伙伴一起，反对强权奴役的故事，体现了团结奋斗、强国救民的思想境界。 1930－1936年，老舍先后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在济南这座温和朴实的古城里，老舍和普通的教员、记者、车夫、厨子、说唱艺人、民间拳师为友，汲取民间养分，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还出版了包括《黑白李》《微神》等15部短篇小说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赶集》以及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以及散文《趵突泉》《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等，并翻译发表了大量外国文学。此间，他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明湖》，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抒发愤慨。在这部小说里，他第一次描写了共产党人的形象。1934年秋，赴青岛任山大中文系教授，讲授高级作文、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等。期间，他结识了当时聚集在青岛的许多文朋诗友。1935年，老舍与洪深、王统照、臧克家等朋友一起发起在《青岛民报》附出《避暑录话》周刊，题名语意双关，一是避时令之暑，二是避“当局”之“暑”，所刊诗文俱出名家，不但文字生动活泼，常有精美之作，而且立意精到，令读者刮目相看，于是在青岛一纸风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从济南到青岛，老舍除了教书便是写作，写下了6部长篇小说：《大明湖》（原稿在“一??二八”战火中被毁）、《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祥子》，以及多篇中短篇小说。《骆驼祥子》完成于1936年夏，发表于同年9月至翌年10月的《宇宙风》，1939年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单行本，1943年后被译为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捷克文，是老舍的代表作。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山东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期间老舍大女儿在济南出生，起名舒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使老舍无法再埋头于创作。 8 月 1 日 第三个小女孩舒雨出生后，青岛形势危急。在接到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书后，全家搬到齐大校内现在的常柏路 11 号。 11 月 15 日 ，日寇炸毁黄河铁桥，济南危在旦夕。决不能当汉奸，坚决去抗战，老舍毅然提起小衣箱，告别妻儿，离开常柏路 11 号温馨的家，奔向武汉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老舍担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之后，又转到重庆，“文革”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坚持七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老舍以满腔热情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各个方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并以笔为武器，进行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先后出版了短篇集《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杂文、散文、诗歌。 抗战胜利后，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在美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还有《断魂枪》。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一百万字。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决心。包含着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留下了一座伟岸的纪念碑。 1949年10月，老舍回到祖国。创作话剧《方珍珠》。1951年，又创作了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该剧上演后，老舍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之后，他还创作了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话剧《生日》《春华秋实》等。 建国后，老舍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先后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文联主席，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文联主席团成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主席团成员，全国政协三届会议常务委员等职。自1950年至1955年，老舍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其中话剧《茶馆》把老舍的话剧艺术推向了高峰，成为我国戏剧艺术殿堂的一颗璀璨明珠。 1961年至1962年，老舍创作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 。遗憾的是未完成，就被迫停笔。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终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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