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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应兵 川陕苏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被毛泽东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的创建发展从1932月12月开始，至1935年5月结束，历时2年6个月。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川陕边区人民群众，是以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为重要代表的川陕苏区共产党员、红军将士、苏维埃干部和普通群众。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苏区共产党人和经受革命洗礼的人民群众取得重大胜利的根本因由，看到川陕苏区战无不胜的软实力。 理想信念高于天 作为川陕苏区最高领导人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在苏区内部大肆推行“左”倾路线。1932年10月，由于鄂豫皖根据地反第四次“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12月，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张琴秋等人在陕南小河口，鉴于红军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产生怀疑和不满的事实，秘密商议派人去上海，向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解决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因故未能成行，改由曾中生向张国焘书面陈述意见。张国焘视这些提出正确意见的同志为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在后来的川陕肃反中对他们逐一加以打击迫害，达到消除异己的目的，造成肃反扩大化。曾中生、舒玉璋、旷继勋等经历多年革命斗争锻炼的红军高级将领，即使面临残酷迫害，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依然坚如磐石。 曾中生在川陕苏区前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3年8月，张国焘点名批评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撤销了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曾中生被逮捕关进监牢后，遭到严刑拷打，但他拒绝写自首坦白书。曾中生用看守人员交给他写坦白书的纸和笔，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多篇军事著作。1935年8月，曾中生在川西北卓克基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5岁。1989年11月，曾中生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军事家。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论著较丰富的一位。（该故事摘编自《红军故事1000例》，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红军后代联谊会、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编，北京图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257页。） 舒玉璋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主任。1932年12月，在红四方面军小河口会议上，舒玉璋开诚布公地对张国焘提出批评意见，遭到张国焘忌恨。1933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得胜山（今属平昌县）召开军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舒玉璋在会上表明意见：“我军不该急忙开展营渠战役（1933年9月22日至10月6日）打杨森，因为杨森主动派人找我们谈判议和，想求妥协，痛打杨森，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张国焘据此指责舒玉璋故意涣散军心，破坏团结，是“托派”“日本特务”，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下令将其逮捕审查。舒玉璋不甘示弱，反责张国焘独断专行，搞家长制，并表明要向中央申诉。10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舒玉璋在得胜山被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他临死时高呼“我是共产党员”“我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我坚信共产主义！”等口号。解放后，徐向前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讲到：“舒玉璋同志为人耿直，个性刚毅，工作勤勤恳恳，有很好的军事素养，是个好同志。”（该故事摘编自《巴山人民的怀念》，中共平昌县委组织部、中共平昌县委党史研究室、平昌县人民政府民政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99—108页。） 旷继勋在川陕苏区前期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区建立之初，为了瓦解敌人，旷继勋按照张国焘的指示，向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朋友写信，希望他们归顺共产党，帮助红军打击四川军阀。张国焘派人窃取信件，将其作为旷继勋勾结国民党四川军阀的证据，下令逮捕，并贯之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等罪名。1933年6月，旷继勋在通江县洪口场被杀害，牺牲时年仅36岁。当政治保卫局人员前来执行死刑时，旷继勋写下两句话：“（曾）中生、（张）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旷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旷继勋的遗体被几名红军战士秘密运送到距洪口场十余里的麻石场安葬。2009年，旷继勋被中宣部评为“100名为新中国建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该故事摘编自《红军故事》，喻哲文编，第123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曾中生狱中写军事著作、舒玉璋临死高呼“我坚信共产主义”和“旷继勋是革命的”等革命故事，生动诠释了川陕苏区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 运筹帷幄决胜利 “川陕苏区是红军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根据地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红军在从进入川陕边区到撤出根据地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几乎有两年时间都在进行战争。”红四方面军和苏区人民先后进行了解放通南巴、反“三路围攻”、三次进攻和反“六路围攻”、广昭、陕南、强渡嘉陵江等重大战役。两年多的川陕苏区武装斗争，红军和苏区人民共歼敌16万余人。“正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才使得这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当时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区域。”川陕苏区一系列重大军事胜利的取得，离不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正确军事谋略。 乘虚而入进军川北。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陕南地区，决定就地开展工作，建立陕南革命根据地。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发现陕南已经被土匪糟蹋得不成样子，而且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较少，大部队无法久住。正在为难之际，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从敌方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川北兵力极为空虚。徐向前总指挥为了确切掌握真实情况，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人，身着便装深入茶馆、旅店等走访了解，找来通江、巴中等地到陕南做生意的群众，打听敌人的兵力布防、武器装备以及四川的风土人情和到川北的路途等情况。根据收集到的情况，他们认为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陕南更为有利。12月1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在陕西西乡县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进军川北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这一决定出乎大家意料，引来会场震动。徐向前向大家分析：“川北比陕南的地势更险要、物产更丰富，人多地广，回旋余地更大，人民受苦深，群众基础也好，而且四川军阀林立、钩心斗角，又拒绝南京势力入川，我们可以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各个击破。眼下川北十分空虚，盘踞川北20余县的田颂尧大部分兵力退在嘉陵江以西参加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争霸四川的激烈混战，通、南、巴仅有其一师第二旅一个团和当地团防驻守。同时，敌人自恃巴山天险难以通过，对北面防守并不严密。这正是我军入川的大好机会。既然有这么好的有利条件，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在鄂豫皖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得了土地。我们到四川去，帮助四川人民建立苏维埃政府。”大家听后豁然开朗，一致同意翻越大巴山，占领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的战略计划。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开始翻越大巴山，川陕苏区创建发展由此拉开序幕。（该故事摘编自《张国焘传》，姚金果、苏杭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第244页。） 诱敌深入反“围攻”。1933年2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的田颂尧，发动对川陕苏区的“三路围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城召开军事会议。针对川军各自分立的特点，徐向前提出对田颂尧作战应以“收紧阵地、节节御敌”为战略方针。徐向前向大家解释：首先是分兵把口，“暂避与田部决战，但在每一道防线上，都给敌人一些挫折”。然后是缓缓向后撤退，目的是逐渐消耗敌军的实力，战事愈拖得长久，就使敌军的创痕愈深，使敌军的补给线愈长。最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地点，进行反攻。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徐向前的军事策略。按照该策略，苏区军民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作战，以“空山大捷”为标志取得反“三路围攻”巨大胜利。（该故事摘编自《张国焘传》，姚金果、苏杭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第252页。） 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苏区军民再次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节节御敌，伺机反攻”的军事策略，以“万源保卫战”大捷为标志取得反“六路围攻”巨大胜利。 声东击西强渡嘉陵江。1935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电示，说明红一方面军战略意图和进军方向，要求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攻方向，以便迎接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电令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联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牵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接到中央和军委的电令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广元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西进和接应中央红军的问题。会议认为，“嘉陵江、昭化以北虽然渡江较易，但渡江后有剑门之险，向南发展会遇到很大困难；昭化以南江阔水深，有敌重兵防守，若无必要准备，难以渡江作战”。同时，“胡宗南的势力伸向川陕边，威胁我侧背，堵截红军西进的道路”。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发动陕南战役，目的是“调动沿江入川之胡宗南部北返，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1935年2月的陕南战役历时22天，取得重大战果，“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达到了迷惑调动敌人的战略目的”。“胡宗南部丁德隆旅由广元、昭化调到了阳平关地区。邓锡侯撤收了嘉陵江箭河以南的防地，调走了其位于思依场地区的江防总预备队中的5个团，以接替广、昭防务并北出与胡宗南策应。另外，敌人的第49、60、61等师被调向陕甘南部”。陕南战役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3月28日晚上，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29日拂晓，红31军在苍溪以北的鸳溪嘴强渡成功。“强渡嘉陵江战役极大地打击和牵制了川敌和陕敌的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该故事摘编自《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华夏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376—388页。） “兵者，诡道也”。武装斗争是苏区军民与四川军阀之间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者之间智谋的较量。乘虚而入进军川北、诱敌深入反“围攻”和声东击西强渡嘉陵江等革命故事，充分彰显了川陕苏区军事领导人的卓越智慧。 为有牺牲多壮志 红四方面军从陕南向川北挺进，翻越的大巴山上山70里，下山70里，中间山梁70里，人称“二百一”。翻越之时正值严冬，冰雪封山，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在川陕苏区创建发展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区军民与四川军阀之间的大小战斗达470余次之多，几乎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同时，隐蔽在苏区内部尚未被剿灭的反动武装和反革命分子，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着疯狂破坏。在对敌斗争中，14万余苏区红军将士、苏维埃干部和普通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但是，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四川军阀的猖狂“围剿”和反动武装的残酷杀害，以陈松庭、向子成、韩宗银等为典型代表的苏区军民不惧牺牲，视死如归。 陈松庭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前的一名普通战士。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翻越大巴山向川北进军。红军指战员们单衣薄被，每人只带着3天干粮、5斤稻草、3双草鞋。进军途中，共产党员以身作则，带头抬担架，帮助伤病员背东西，宿营时主动睡在草棚最当风的地方。由于刚搭建起的草棚不严实，刺骨的寒风直往棚里灌，深夜里陈松庭坐在草棚门边，用自己的身体为全班战士挡风御寒。第二天早晨，战友们发现陈松庭被冻死在草棚门边，寒冷的风雪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但是，躯体保持着坐立的姿势，陈松庭牺牲后依然为战友们挡着风雪。（该故事摘编自《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中共达县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华夏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39页。） 向子成是岳家乡涌水村（今属平昌县）的一位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后任副班长。1933年底，在刘湘对川陕苏区“六路围攻”第一期总攻期间，向子成所在的红4军11师31团退守江陵溪草寨子、黄茅溪、尖山子、白沙场（今均属平昌县）一带阻击敌人。此时，向子成不幸患上伤寒病，发着高烧，但他坚持战斗，不下火线。连长要求他回后方养病时，他说：“连长，我参军一百天，才弄清了苦根，找到了甜源。”向子成在阵地上与敌人连续战斗两天两夜后昏倒在战壕里，战友们把他抬上担架向后方转移，刚走出阵地，向子成苏醒过来。他翻身跳下担架，一边爬回阵地，一边高喊：“病死不如战死！”当成群结队的敌人向红军阵地涌来的时候，向子成抓起一位牺牲战友的机枪向敌人猛射，但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16岁。中共岳家区委给向子成的母亲送去一幅挽联：“为民毙躯”“恭挽游击队员向子成先生大休息”“江口县二区五乡苏维埃悼”。他的母亲一直保存着挽联，解放后捐献给平昌县英烈纪念馆。1986年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看到这幅挽联时，摘下军帽，低头致哀，语气沉重地说：“当时平昌是不足20万人口的一个山区地方，竟为革命参军牺牲这么多人。”“这位红小鬼向子成的英雄事迹，应该在群众中好好宣传，教育青少年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该故事摘编自《巴山人民的怀念》，中共平昌县委组织部、中共平昌县委党史研究室、平昌县人民政府民政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41—49页。） 韩宗银是六门乡（今属平昌县）的一位贫苦农民，在川陕苏区时期加入共产党，先后任江口县苏维埃交通局长和中共江口县委少共书记。1934年1月，苏区反“六路围攻”中红军撤离江口的前一天，江口县委要求韩宗银到岳家区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川陕省委的指示，并迅速返回县城，随红军大部队撤离。韩宗银当天到达岳家区后，由于参会人员分散，很难召集，会议一直延迟到晚上才召开。第二天拂晓，韩宗银赶回县城河对岸时，发现渡口和船只已被军阀部队封锁。他别无选择，不得不回到老家六门乡开展地下斗争活动。红军撤退后，“清乡团”大肆搜捕和屠杀红军家属以及苏维埃干部。“清乡团”抓到韩宗银后严刑拷打，威逼他交待红军的活动。韩宗银宁死不屈，最后被团丁用铁钉活活地钉死在门板上，牺牲时年仅19岁。（该故事摘编自《巴山人民的怀念》，中共平昌县委组织部、中共平昌县委党史研究室、平昌县人民政府民政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75—179页。）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陈松庭为战友挡风御寒冻死大巴山、向子成高喊“病死不如战死”、韩宗银宁死不屈等革命故事，为川陕苏区军民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作了完美注脚。 廉于律己作表率 川陕苏区非常重视廉政工作，川陕省委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由省委书记直接领导，省苏维埃政府设立的监察委员会，直接对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地方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以及党员和苏维埃干部的作风，执行上级政策法令的情况。红江县交通委员赵连科因“私自没收经济不报”受到撤职通缉。在廉洁自律方面，徐向前、李先念、郑义斋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以身作则，表率示范。红军“官兵都是一样人，生活一律都平等”，与白军“官长顿顿吃西餐，士兵只有站着看”形成鲜明反差。 徐向前在川陕苏区时期，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等职务。四川军阀对苏区“三路围攻”期间，截断了从南部到通江的运输线，造成通江一带食盐紧缺。徐向前和士兵一样，吃的饭菜寡淡无味。有一次，红军战士穿过敌人封锁线，运回一批食盐。郑义斋分发食盐时，专门取出半斤食盐，用纸包起后吩咐警卫员：“你把这包盐巴送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他跟大伙一样，也在唱旦（淡）角戏呢！”可是没过多久，警卫员回来递上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水，盐巴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郑义斋只得吩咐警卫员把那半斤食盐送到竹子坎（今属通江县）红军总医院。总医院调成消毒盐水，给伤病员擦拭伤口。当伤病员们知道这包盐巴的来历后深受感动，许多伤病员伤未痊愈就要求提前返回战场。（该故事摘编自《红军故事1000例》，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红军后代联谊会、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编，北京图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232—234页。） 李先念在川陕苏区时期，先后任红11师政治委员、红30军政治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等职务。1934年万源保卫战前夕，有一天傍晚，赤卫队长李天旺前来汇报工作，李先念留他吃晚饭。桌上仅摆着一碗洋芋汤和一碗野葱拌漆树尖，汤和菜里都没有油。看到首长寒碜的饭菜，李天旺感动得眼眶湿润，情不自禁地说：“首长，你受苦了。”李先念笑着说：“同志们在前线每时每刻都有丢命的危险，他们吃的并不比我们好。你们赤卫队员不是跟我们同样受煎熬吗？”李天旺原本打算诉诉苦的，但看到李先念寒碜的饭菜、听了他的话后，再也不好意思诉苦了。（该故事摘编自《红军故事1000例》，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红军后代联谊会、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会编，北京图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149页。） 郑义斋在川陕苏区时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省苏造币厂厂长等职务。他被称为红军大管家。1933年，32岁的郑义斋和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教导员杨文局结婚。婚礼十分简单，婚宴吃的是伙房“食谱”荞麦面疙瘩，吃到嘴里像一包沙。郑义斋给前来贺喜的战友们说：“今天请你们吃喜沙哟！”（该故事摘编自《红军故事》，喻哲文编，第235页。）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廉洁自律，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和威望，直接影响到整个革命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徐向前总指挥退盐、李先念寒碜的饭菜和郑义斋婚宴吃荞麦面疙瘩等革命故事，展现了党的干部艰苦朴素的光荣革命传统。 军民团结一家亲 川陕苏区内部形成了共产党和红军与川陕边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党和红军领导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四川军阀，领导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苏维埃政权，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在苏维埃政权下，工农兵和一切劳苦群众都有公民权”；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推动经济贸易和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人民生活面貌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党的事业，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积极投身苏区建设。“川陕边32万人参加红军、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和群团组织，260万余人次参加运输等支前工作”。红军战士用苏币交换受骗老太婆的假银元、新婚张大姐救陈其通、空山老百姓送红军40石粮食等革命故事，正是苏区军民关系良性互动的缩影。 红军战士用苏币交换受骗老太婆的假银元。1933年上半年的一天傍晚，细雨纷飞，红军的一个连队沿着南江县大河乡到北极乡的大路追赶败逃的敌人。白极乡街上住户紧闭大门，唯有一个卖醪糟的老太婆坐在门槛上伤心痛哭。一位红军战士上前问明情况。就在当天下午，有个白军士兵吃了老太婆一碗醪糟，应付一百文钱，那个士兵给她一块川版银元找补，她翻穿罐底才凑够找补的几百文钱，但过后老太婆发现那块川版银元竟然是块铜板。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骗光了，老太婆无可奈何，禁不住伤心痛哭。红军战士听完后，当即拿出自己珍藏的唯一一块苏维埃银元，换过老太婆手中的铜板，掉头追赶队伍去了。老太婆万分感激，此后逢人便说，像红军这样好的队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老太婆一直把红军战士给她的苏维埃银币当宝贝珍藏着，解放后交给了南江县博物馆。（该故事摘编自《红军在巴中》，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编，成都市新都华兴印务公司2002年12印，第256—257页。） 新婚张大姐救陈其通。陈其通1933年参加红军并加入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之时，陈其通负责做安抚群众的善后工作。1935年3月的一天，当他在清江渡（今属巴中市巴州区）文昌宫院坝向群众讲话时，清江团总苟元勋的团防兵从牛市梁方向猛扑过来。陈其通几经躲闪跑进柳树街。柳树街仅有一户开着门，一位刚结婚的张大姐坐在门槛上扎鞋底。陈其通一边说“敌人追来了”，一边跑进张大姐屋里。张大姐随即进屋叫陈其通进入新房，钻进被窝，自己再回坐到门槛上继续扎鞋底。一会儿，团防兵追来问张大姐：“刚才一个穿长袍跑趟子的青年人，你看见没有？”张大姐不慌不忙地回答：“看见了，他慌慌张张的，朝秦家梁跑去了。”团防兵又问：“你房里还有什么人？”张大姐说：“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丈夫，昨夜酒喝多了在床上睡。”团防兵看到床上的“新郎”打着鼾，于是离开了。后来，陈其通经张大姐引路安全脱险，但是张大姐被团防兵以窝藏红军的罪责活活打死。1961年，陈其通将军回到家乡才知道张大姐因为救他而献出了宝贵生命。（该故事摘编自《红军故事》，喻哲文编，第54—55页。） 空山老百姓送红军40石粮食。1932年12月下旬，红11师筹粮小分队来到通江县空山坝，打听到甲长杨印阶是村里的饱学之士，是非分明，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于是找到杨印阶，请求他帮助筹集粮食，红军照市价购买。杨印阶慷慨答应。几天后，杨印阶组织群众将筹集到的40石苞谷和200条生猪送到红11师的驻地，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杨印阶和群众还坚决不收取红军的钱物，表示粮和猪是群众送给红军的慰问品。（该故事摘编自《红军故事》，喻哲文编，第182页。）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红军战士用苏币交换受骗老太婆的假银元、新婚张大姐救陈其通、空山老百姓送红军40石粮食等革命故事，反映出苏区军民团结一家亲，这正是川陕苏区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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