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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后的 致谢 里，《孤儿故事》的作者帕姆·杰诺芙写了这样一句话： 在写车厢中的婴儿那一幕时，我意识到我不得不想象自己的孩子也在那列火车上 ——不要说作者了，她在写作的过程中因为要不断地琢磨怎么行文怎么结构，必须一次次地面对 车厢中的婴儿 那一幕，从而不可避免地要一遍遍地想象自己的孩子也在那列火车后。就算只读一遍《孤儿故事》的读者，仅这一遍， 车厢中的婴儿 那一幕，都会楔进自己的记忆里。因为那一幕，实在太惨无人道了。
车厢里有很多婴儿，小小的身体多得数不清楚，躺在火车内铺着干草的地板上，一个紧挨着一个，一个紧压着一个。他们大多数都一动不动，我看不出来他们是死了还是睡着了……有那么多婴儿，孤零零的，被从妈妈的怀抱中夺来……离我最近的地方躺着一个婴儿，他的皮肤发灰，嘴唇发青。我试图拂去他睫毛上覆盖的那一层薄霜，但这个孩子身体已经僵硬，他已经死了……虚构，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但是， 车厢中的婴儿 那一幕，恐怕穷尽帕姆·杰诺芙的想象力，她都没有办法虚构出来。哪怕阳光灿烂的时候读到都会直打寒颤的这一幕，年轻帕姆·杰诺芙是从哪里获知的？帕姆·杰诺芙曾担任过美国驻波兰外交官，在这期间，她参与处理过大屠杀问题，可以猜测 车厢中的一幕 一定在她研读过的史料中出现过。那时还是这一段史料读者的帕姆·杰诺芙，一定像《孤儿故事》的读者一样被 车厢中的一幕 撕扯得不得安宁，特别是成为三个女儿的妈妈后，这样的家庭角色让女作家总也忘不掉也许在大量史料中只占了数页的 车厢中的婴儿 ，所以就有了这本《孤儿故事》，对吗？
既然如此，帕姆·杰诺芙为什么要这样结构这篇小说？虽然，《安妮日记》、《辛德勒的名单》、《索菲的抉择》等等或纪实或虚构的作品已经鞭辟入里地揭示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到了何等残暴的程度，但是，从 生命之泉计划 的角度，从被 生命之泉计划 剔除的一群婴儿命运的角度，从一火车车厢的婴儿的角度来揭示纳粹的非人性，我的记忆中没有痕迹。所以，帕姆·杰诺芙何以不利用自己占有的史料深耕这一角度，而是去表现在纳粹势力的挤压、胁迫和迫害下两个女孩的姐妹情？
《孤儿故事》选择了双视角来完成故事的叙述。
一个叙述者是名叫诺拉的小女孩，这个荷兰乡村农夫家的宝贝女儿，一念之差与德国大兵有了肌肤之亲并怀孕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父母，被伤心欲绝的父亲赶出了家门。走投无路的诺拉只好为肚子里的孩子选择了 生命之泉计划 。然而，诺拉生下来的那个孩子却长着一头黑发——纯种雅利安人怎么可能有一头黑发？但是，诺拉已经失去了对那个婴儿的拥有权。不知道儿子身在何方而倍觉伤心的诺拉，只好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去一个火车小站当清洁工以求勉强活下去。就在这个几乎见不到旅客的小站，诺拉目睹了 车厢里有很多婴儿，小小的身体多得数不清楚，躺在铺着干草的地板上，一个紧挨着一个，一个紧压着一个。他们大多数都一动不动，我看不出来他们是死了还是睡着了……
另一个叙述者是名叫阿斯特丽德的女人。不过，在没有遇到诺拉之前，这个女人不叫这个名字，而叫英格丽德，是德国小城达姆施塔特两家马戏团中科勒姆特家的宝贝女儿兼出色的高空杂技演员。因为出色，德国军官埃里克一眼就爱上了英格丽德。为了爱情，英格丽德放弃了表演生涯离开了家族的马戏团跟随埃里克到柏林定居。暴风骤雨说来就来，突然，埃里克告诉英格丽德，希特勒命令军官们必须与犹太老婆离婚。苦苦哀求也唤不回埃里克，英格丽德只好打道回府，但达姆施塔特已经不见科勒姆特马戏团，原因唯一：科勒姆特家是犹太人。相比走投无路的诺拉，英格丽德更加走投无路，因为她是一个犹太人！幸亏，科勒姆特马戏团在达姆施塔特的竞争对手诺伊霍夫马戏团的老板诺伊霍夫先生愿意替英格丽德掩饰其犹太身份，让她顶着阿斯特丽德这个名字充当诺伊霍夫马戏团的女主角。
后来，被马戏团的财务状况特别是纳粹的步步紧逼而死于心脏病突发的诺伊霍夫先生，难道不知道马戏团缺一个女主角和被纳粹探明阿斯特丽德其实是一个犹太人这两者之间的权重吗？帕姆·杰诺芙没有过多着墨于诺伊霍夫先生将英格丽德收入麾下的真正目的，然而，有过《索菲的抉择》和《辛德勒的名单》此类作品打底，读者又怎么意会不到诺伊霍夫先生的善意呢？那么，帕姆·杰诺芙一笔带过 车厢里的婴儿 这一幕而着力书写马戏团里的两大女主角阿斯特丽德和诺拉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是想写出黑云压境的纳粹统治时期的主旋律吗？
到底忍不住从一车厢的婴儿里偷了一个男孩后，诺拉落荒而逃。饥饿、寒冷、惊恐万状之下，诺拉怀抱婴儿昏死在雪地里，被路过的诺伊霍夫马戏团就下下来。有心想要照顾诺拉和那个小婴儿的诺伊霍夫先生，必须要让诺拉成为马戏团的一个而角色，教会只学过一点点体操的诺拉尽快成为像她一样出色的高空杂技演员的人物，就落到了阿斯特丽德的身上。
阿斯特丽德、诺拉、那个被诺拉偷来唤作西奥的男孩，成了《孤儿故事》的铁三角。在西奥的连接或缓冲下，阿斯特丽德与诺拉两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成色，因着怎样养育婴儿、怎样完成秋千上的表演、要不要分享彼此的秘密、要不要接受男人的示爱等等一个又一个日常生活片段，而被作者写得层次丰富，从而使一个底色非常灰暗的故事，时不时闪出这世界不可或缺也从来没有丧失过的暖色。
没有着力写 车厢里的婴儿 那一幕而是将战争时期的姐妹情作为《孤儿故事》的主旋律，帕姆·杰诺芙大概觉得，假如没有阿斯特丽德与诺拉之间抱团取暖的友情，很多备受纳粹摧残的人们将无以生存下来——谁都知道，活着比死亡更艰难，尤其是在那个特殊时期。不畏艰难坚强地活下来，是泥沙俱下的二战时期最值得颂扬的人类精神。这是不是在担任波兰外交官期间读过的那些资料给予帕姆·杰诺芙的启示？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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