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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先生的文字及他同时代名人的文字里，可以看到先生短短56个春秋的一生事迹。先生对礼的操守，事母至孝，对弟悌让，交友至诚，为人兼爱。而理，在鲁迅先生的杂文里，处处都是证明。先生与某些人的文字交恶，皆因“理绝不让于人”的缘故。曾记得一个外国著名哲学家说过，好象是“在真理面前，没有亲情”的话。 鲁迅先生与之交恶的最典型例子，当属林语堂和胡适两位先生了。他们因《新青年》走到一起，与林语堂的为人和胡适的为事，都是因理的分歧，而发生了分道扬镳各自的人生之路。林语堂先生这个人的性格，我还真有些难以把握，用难得糊涂来概括，似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但大致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他对鲁迅与陈西滢的辩驳文章，不论是非曲直地以“都是偏见，世上没有真理”来和稀泥，固然有因两个人都是他的朋友的原因，但对真理的放弃，其人的人生态度，可见一斑了。他的这种人格特征，让鲁迅很有些看不起的。以后，如果没有文字的交往，鲁迅对林语堂先生，那是敬而远之的。相较于林语堂先生，鲁迅对胡适先生还是敬重多些的，概因胡适之虽然有“老好人”的名头，但他的立世之道，还是为事。胡适先生的一生轨迹，就败在立场不坚持上，这或者，是他性格中，还是有理想主义的浪漫因子的结果。胡适先生的见溥仪、入内阁，这与他当时做的社会事业和时代的大环境，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悖谬，而形成了一种讽刺意味。鲁迅就专门写文章调侃过胡适先生见末代皇帝的事儿，其意本是还当胡适是朋友的警醒用心，却被胡适先生疑之为讽刺和挖苦，错过了他们和解而再次携手的最后契机。 鲁迅先生的理，是剖析事件，是追根溯源，是借鉴经验，以逻辑的推理，采公认的常识，对他笔下的任何问题的解判，都通达顺畅而清楚明白。先生并不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无知之辈，更不是不礼让于人的妄人，这从他那《痛打落水狗》到论“费厄泼赖”的一系列名文的心声中，我们可以解读并感觉到。 只要不怀成见，研究并了解鲁迅及其文字，并不困难的。鲁迅先生对于理和礼的认识和清醒，从他时时对自我的解剖可以窥见的。礼属道德范畴，理却是一个国家的法制概念，所以礼从属于理。也只有一个讲理的国度，礼才真实自然而不虚伪。鲁迅先生在这一方面，是清醒得最彻底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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