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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失其赤子之心”——汪曾祺写作对我的影响与启示汪曾祺说：“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事实上，将这一句话当作汪曾祺创作生涯的注脚，也是很妥帖的——当我还是位小读者时，我这么想。后来我成为一名创作者，仍然这么想。我喜爱汪先生的作品，最初是出于对他笔下可亲世界的向往，及至我自己踏上写作的道路，落了笔，才发现他对我影响至深。我究竟向他学习了什么？是技巧？是思想？或根本是作品中托付出的一颗赤子之心？也许我应该循着他的步子，从头看起。所有的创作，都起于作家对生活永远留着那双好奇的眼睛开启一次创作，试图“无中生有”，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都不算是一件简单的事。且不论灵感迸发不常有，更何况如刘勰所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要表述得完全亦非易事。搜索枯肠之余，我从汪先生的文章中求索，毕竟他总有那么多生机勃勃的人物与故事。一回，他借小说主角之口，说出他这个“写小说的人”的本心：“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他确实对所有人都感兴趣。女儿汪朝写他上早市，出门前先揣两根烟在口袋里——那是给卖鸡人抽的，递根烟，聊聊家常，他也就了解了对方的生活。对生活拥有一份持续的好奇，原是孩子的天性，等孩子长大成人，这天性便逐渐地丧失了。然而作家不能这么干，作家得永远留着那双好奇的眼睛。因为所有的创作，无论之后如何雕栏画栋，都起于最初捕捉到的那点激动和惊奇。而要达到创作的自由，按照汪先生的想法，非得对生活熟悉到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并且这种熟悉不能局限于与所写题材相关的生活，连题材之外的生活也要照顾。你瞧，对生活缺乏兴趣的人断做不到如此。他的平淡像一粒米，一口饭，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衬百味会看，不一定会写。将目中所视、脑中所思誊到纸上，又是一道关卡。汪先生的答案倒简单：“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说是这么说，“准确”表现在文章里，到底是个什么劲儿呢？在许多人眼里，写作是场围猎，要描述的对象是一只能跑会跳的兔子。作家用尽可能多的描写充当猎人，面面俱到，不断接近，从各方面包围猎物。运气好，那只兔子便收入囊中；运气不好，则既丢猎物，又失方向，整部作品处于云蒸雾罩之中。我想汪先生对这种做法是不会满意的。他要准确，是要人写如击蛇七寸的句子，一下就着。为磨炼出这一句，首先需在平日用功，养成时时观察的习惯，用明晰的语言将印象固定住。积累的文字多了，再去找、去选择，层层过滤出看似浑然天成的“准确”。用汪先生的话说，比起“妙手偶得之”，他更相信“梦里寻他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提到汪曾祺的文字，有人会说，“平淡”。自然此平淡非彼平淡，汪先生的平淡更像一粒米，一口饭，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衬百味。这里头是藏了心思的。他意识到，仅仅把握平淡，文字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他还不太服老。有句诗可陈述汪先生的理想境界：“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最普通的字词，写让人耳目一新的句子。这对小说家提出要求：别醉心于一套自己过于熟稔的语言模式，上句还没完，下句就黏糊过来，连读者都摸得门儿清。还是要和自己的语言保持距离，在写每一句话时，都要像第一次学会说这句话。留着时间去打量它，在与变换的新语言反复熟识的过程中，再挖掘与埋藏“言外之意”。读者们都知道，沈从文对汪曾祺影响巨大。沈先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句教诲：“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说的是汪先生初学写小说，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太漂亮，太“玄”。让农民说大学生才会说的话，人物显得虚，立不住。再后来，汪先生就明白“贴到人物来写”，甚至“滚到里面去写”了。写谁，就成为谁。垂暮老人与缤纷少年眼中的夜色是不同的，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虽都有奔忙的人，他们的前方又怎会是一样的风景？要是用无关人等的目光去看，《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多傻！何必去尝那辛骚的尿碱汤呢？十一子也不会因此苏醒过来。可是巧云要尝，她心爱的男人奄奄一息，是为了她，她尝一口有何不可？这只装着尿碱汤的碗，不是汪曾祺塞给她，要她尝，而是巧云自己想尝，她把碗抢过去，汪曾祺根本拦不住她！汪先生就是这样实践着沈先生的教导。语言不仅要向老师学。别人的话里，民间曲艺里，现代作品里，古代作品里……作家对语言的学习是随时随地的。街头巷尾，汪先生留意散落在生活中的好词字：“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如此每日集几句，作家的语感逐渐被澄清，写起来就干净、有力，余味悠长。中国作家之所以为中国作家，不要否定或放弃自己的立身之处下笔的轻重缓急，我已从汪先生处偷师不少。然而同时兼具青年与写作者两个身份，我更迫切的疑问是，时至今日，我立身于何处，又该如何面对生活？这些问题也许听上去稚气，因为在这个激流滚滚的时代，题材俯拾即是，要描写的并非不够，而是太多。但正因为如此，我愈发感知到自己有在纷纷扬扬中迷失自我的危险。汪先生至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不止一次地说。他的答案奇怪又不奇怪。汪曾祺是中国人，这毋庸置疑。20世纪40年代写着“洋味”十足的现代派小说的汪曾祺，到了80年代，却回过头写很古典、很中国的小说，甚至被冠以“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名号，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他用“中国人”的身份来为自己正名，分明是要表现一种态度。公正地说，他后来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主义手法，在80年代的一批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见现代主义手法的一点薄影。但汪曾祺意识到，“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永远不会写得和西方作家一样，因为你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你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你对生活的审察的角度是中国的，特别是你是用中国话——汉语写作的”。西方很难理解东方语境下的所谓“文气”，安排语言，词与词，句与句，也如王羲之的字，“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同理，西方语境中，也一定有东方难以理解的参照之处。在当前这个讲求合作的氛围下，也要理解，不能跨越的不一定是隔阂，还有可能是需要共存、需要分享的不同。中国作家之所以为中国作家，汪先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否定或放弃自己的立身之处。他的小说总像一潭静静的水，静静地流，在光下显出活色至于该如何面对生活，这关乎我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窘境。技术革新使得曾经遥不可及的地方被信号串联在眼前，作家似乎拥有了更多做梦的空间。然而与此而来的海量信息，让人疲于应付，却无法抗拒，愈来愈多人从信息流中“选择”，毕竟“选择”比“思考”要省力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选择了某一方，即选择了对手，不可避免地将迎接一场对抗。当类似的对抗激增，不仅可能淹没真正值得倾听的呐喊，还平白无故地增添许多戾气。我该如何描写它们呢？我应该描写它们吗？毕竟在我读过的众多作品中，大部分都描写了两个世界剧烈碰撞后的尘土飞扬。迥异于其他作品，我似乎很难在汪先生的作品中找到尘土的痕迹，即使他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冲击的状态。他的小说总像一潭静静的水，静静地流，在光下显出活色。后来再读，再想，我慢慢明白，他的作品根本不缺乏撞击：《子孙万代》里，傅玉涛再在小古玩店见着他那对核桃，却只能无奈割爱时，唱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难道他心中是一派平和的？肯定不是。只是汪曾祺更看重对冲突世界的弥合，而非冲突本身。他的作品在提醒，也叫人思考，但他没有尖刻地冷嘲。他虽然痛心，但他的心是热的，是有感情的。他不愿叫人绝望，“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大淖记事》中，巧云挑起一副担子，养起了伤重的十一子。《岁寒三友》里，三位老友历经艰辛，仍能在大雪天里共醉一回。他要给人们继续生活的信心。写出这样的作品，何尝不需要勇气呢？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浩浩荡荡一百年，世界已发生太多的变化。回过头去看，当年面对众多的路，汪先生是选择了最古老、最朴素的那一条——诚实地描摹人物，真挚地相信生活。路难走吗？也许难的。可不应该因为难而不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先生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我多愿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作者：张闻昕，系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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