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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署名事关研究者的学术利益、分工和名誉问题。我国国防水声事业的创始人、中科院声学所所长汪德昭曾兼任声学所“浅海声场”课题组组长，该课题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申报奖励时他坚决不署名，原因是“有几场海上实验工作因为自己年事已高没有参加”。
除了对成果不署名，他对于报告也拒绝署名，而实事求是地坚持“谁做事谁署名”的国际学术准则。他是该所202任务负责人，当他发现海上实验报告把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时，马上给北海工作站发了一份电报：“请将报告封面重新打印，务必取消我的名字再发来。汪”。
这种“不署名”在国际上也有一些佳话。德国化学家维勒为自己实验室里的大学生编写了《分析化学实验教程》，并说“新版并未署上鄙人姓名，盖此类小册子人人皆能写得出也。”法国化学家德维尔用此书中的方法发现了铝，可见这本书的价值。德维尔制作的第一批铝制纪念章，毅然标注上了“维勒”名字，并在巴黎博览会展出。
论文的提携之情
论文可以发现“千里马”，论文可以提携后学，论文彰显学术情操。
论文可以发现“千里马”。1956年，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第一次数学讨论会上，华罗庚说，他收到了来自厦门大学图书馆数学爱好者陈景润寄来的论文，认为弥补了自己论文中“他利”问题的不足。他建议这位青年参加这次会议，会后执意推荐他进数学所在自己身边工作。
论文可以提携后学。一个偶然的机会，钱学森指导并改定了山西的张沁文的《农业系统工程》讲稿，钱学森坚持“以姓氏笔画为序”，自己署名在后。并补充三点原因：“发明创造权主要在你”、“对我国现在流行于科学技术界的‘老头子制’表示反感”、“以你我年龄论，你应居第一线”。
论文彰显学术情操。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求教论文时，发现与自己的1842年草稿“显著的巧合”。他给赖尔忧伤但很坚定地写信说：“我宁愿把我的全书付之一炬”，“而不愿华莱士或任何人认为我达尔文待人接物有市侩气。”后来在赖尔耐心劝导下，他勉强答应与华莱士同时参加林奈学会。
论文的价值重现
论文的价值和学术的成果如何评价，本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也不是一人一事所能定论。其实，真正的科学家都会非常淡泊名利、乐观通达。他们认为，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就不会永远被埋没。历史上就曾有过著名的盖棺以后才论定的三个科学事件，学术价值得以重现。
“巴黎论文”事件。1826年，挪威数学家阿贝尔1802—1829撰写了关于高等函数的论文交给法国科学院后不了了之。12年后，由于德国数学家雅可比的坚持，“巴黎论文”重见天日，成为19世纪最出色的论文之一。
“科学遗嘱”事件。法国数学家伽罗华1811—1832把代数求解五次方程的论文多次寄往法国科学院而被忽略。他在死于决斗的前夜说“解开这个谜对雅可比和高斯是有好处的。”38年后，论文被公认为“群论”的奠基之作。
“植物杂交”事件。1865年，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论文《植物杂交试验》在奥地利自然科学学会年刊发表。但直到1900年去世16年后才被发现重视，开辟了遗传学的研究。1910年，才在布隆树立了他的石像。
论文的学术反思
从个人看，汪德昭院士一生发表论文不多，提倡“标新立异、一丝不苟、奋力拼搏、自己动手”，他的科学实验和学术论文都追求创新。并严肃批评了所里有人一个小问题可以改头换面发表3篇以上的片面追求数量的风气。他说，写学术论文应当强调创造性和社会责任，而不能玩文字游戏。
从团队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研究团队在探索阶段发表论文也不多，这与带头人王选院士的坚持有很大关系。他曾质疑学术评价体系说：“当时北大流行的潮流是写论文，这种风气在那些年刮得非常盛，所以当时聂荣臻元帅在给国务院干部局写的一封信中讲，假如提职称都要看论文的话，医生怎么看病？国防工作谁来干？”
从国外看，数学家怀尔斯Wiles28岁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31岁任客座教授。却宣布从此不发表一篇论文，历经8年，在1994年终于证明了费马定理。王选对此感叹说：“一个教授八年不写一篇文章而没有受到任何考核的干扰，这是杰出人才最需要的宽松环境。杰出人才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进度比任何人都关心，都着急，所以领导大可不必操心。”
这些“论文”的故事真实而感人、凝重而厚实，个个充满了世间的真情和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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