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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故事：刘勰思想方法的一些特点（上）中国古代故事：刘勰思想方法的一些特点（上）
张秋红说事
百家号11 1217:13第一个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章第一节已经指出，刘勰著《文心雕龙》一书，意在总结、阐发写作之道，指导写作，并有针贬当时文坛之弊的用心。刘勰认为宋齐作者过分追求新奇，造成文风讹滥;过分醉心雕琢，以至华而不实。对于此种现象，他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认为文章固然应该求新求变，设色布彩，美观悦目，但总须以明朗、准确、端直的文风为其基础，总该首先讲究内容的充实。于是他形成了“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基本思想，并且以《原道》等五篇为“文之枢纽”，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来提出这一思想。暇原道》从宇宙本体谈起，颇具形而上的哲学意味，而实际上是要归结到征圣、宗经，归结到以雅正、充实为本这一富于实践意义的基本点上去。又如论创作思维，这本是一个颇具理论色彩的问题。刘勰并不局限于理论探讨，而是归结到写作实践，讨论如何保证创作思维的通畅、活跃。于是他提出了“养气”和“虚静”心态的问题。在这方面，固然有先秦诸子关于认识心理的一些论述可作为思想资料给刘勰以启发，但刘舞勰的论述，主要还是来自写作实践包括他本人的实践体会，是实际经验的总结和提高。再如论体性，即论作家主观因素与作品风格的关系，这也是一个理论性颇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刘勰之所以能比前人谈得更细致、深人，也是由于他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比如提出“八体”即八种风格类型，无疑是鉴赏大量作品、从实际感受出发，然后加以概括、综合而得出的结论。而且刘勰论体性，也与论神思一样，最终归结到指导写作。他指出形成风格的主观因素中包含后天的学与习，指出作者可以而且应当“因性以练才”，在掌握雅正风格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多样化的风格，融会贯通，适应多方面的需要。总之，可以想见，围绕着个人风格的问题，刘勰也是由鉴赏、写作实际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写作实践，经过反复思考的。其他如关于“通变”文学发展大势、文发展中的因与革、“定势”文章体貌形成的必然性、“情采”内容与辞采的关系等等，都是联系写作实际，联系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来进行理论阐述的。而关于声律等一些具体的修辞技巧，刘勰则由具体的手法上升到理论。比如论声律强调“异音相从”，论对偶总结出正对、反对等不同类型，说明反对优于正对，就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美学思想，具有理论色彩。一般说来，我国古代文论著作，往往意在指导鉴赏和创作，其实践性的品格颇为明显。《文心雕龙》具有这样的特点，而其理论性则又能远在一般文论著作之上。
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分析。一般说来，我国古代学者的思维，具有直观、感悟的特点，偏于综合把握，而较少细致分析。在文艺理论领内也是这样。有些重要的概念、范畴，以比喻性、形象性的语言加以表述。使人感到一种敏锐的感受和妙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却缺少分析、说明，初学者每不易领会。而《文心雕龙》却颇有不同。刘勰在概括表述的同时，还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例如关于个人风格问题，曹巫曾以气论文、论作家，表达了作品风貌与作家气质相一致的思想。这在文论历史上是第一次，可说是一个精彩的论断。但只此而已，未作分析。刘勰则在此基础上，将作家主观因素分析为才、气、学、习四者，一一加以论述。又如风骨这个概念，最初用于人物评论，又用于书、画评论，也都不曾有人作过较仔细的说明。而刘勰接过这语词，从风、骨两方面进行解释，说明文章中怎样的表现谓之风，怎样的表现称为骨，在什么情况下会造成无风、无骨，并且举出实例，从而用“风骨”这个概念表述其心目中的优良文风，即鲜明、活跃而确切、端直、精健的文风。尽管由于“风骨”仍是一个形象化、具有比喻性质的概念，故今人对它的含义仍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但刘勰对这个概念所作的分析，可说是相当细致，比起那种浑融的、感性的概括来，增加了不少理性分析的因素。再如，南朝人论作文典范，都以《诗》、《骚》为言，而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刘勰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宗经”、“辨骚”，一一说明向经书学习什么，向《楚辞》学习什么，从而提出他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这种注重分析的态度，在《文心雕龙》中确是随处可见，令人感到刘勰思维的细密深人、条理清晰。《文，心·序志》自述其书云“擎肌分理”，《体性》述“精约”之体云“剖析毫厘”。擎肌分理，剖析毫厘，那就是一种分析的态度。刘勰应是自觉地从事于此的。这是《文心雕龙》与以前的文论著作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将前人的成果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组成一个秩序井然、富于逻辑性的结构体系，使《文心雕龙》呈现出此前的文论著作未曾有过的、甚至其他类别的学术著作中也并不多见的体大思精的面貌。《总术》篇有两句话:“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圆鉴区域”是说对各种有关写作的理论、方法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大判条例”是说对这些理论、方法要条分缕析，使其井然有地了然于胸。既求其全，又求其细;既弥纶综合，又深人分析。刘勰正是自觉地按照这样的原则写作《文心雕龙》的。这种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当然比那种直观的、感悟式的综合把握进人了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
这种重分析、重逻辑的思维特点，一方面，受到古代某些著作的影响，如本章第一节论《文心》全书结构时曾举出的《吕氏春秋》、《史记》等的影响。古人论著多感悟、多圆融的综合把握而少分析，这确是我们民族思维的一个特点，但不等于说就没有理性的分析。先秦的墨家、名家，就比较重分析，重逻辑，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理论、玄学理论，都注意思辨。清谈家辩论往复，往往剖析人微。经过玄学洗礼，人们的思辨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再一方面，佛学东来，其理论相当精致，也激发了文士们的理论兴趣。为了读懂佛经，须进行细致的辨析思考，所谓“何句不研，奚疑弗析”。并且士人研习佛学，与玄学一样，常常问来答往。佛教中各学派之间，佛教与外教之间，多有往复论难齐梁时著名的神灭、神不灭之争便是一例，这也促进了人们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刘勰之时，因明学佛家逻辑学的专著已有输人中土、泽为汉语者，刘勰有可能读过这样的著作。即使一般佛书.虽非因明专著，但在其学术熏染下，也包含重视逻辑的精神和理论体系化的特点。刘勰浸淫于大量佛典之中，必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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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红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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