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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苏轼是北宋文坛耀眼的双星。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是英勇无畏的旗手，苏轼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他们分别团结了一群才华横溢的作家，携手铸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 欧阳修是苏轼童稚时的偶像，读其文，诵其诗，想见其为人，私以为师。嘉祐二年礼部试，欧阳修彗眼识苏文，提拔为进士第二名，虽引起一场风波，亦令科场风气大变。欧、苏年龄相差三十岁,结为忘年交，两代文宗相继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联手创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历史上“欧苏”并称，给后人多方面的启迪。 欧阳修和苏轼都出生在今四川,巴蜀文化启蒙了他俩。欧阳修与苏东坡是北宋诗文好友，他们的关系又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 （一） 欧阳修，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公元1007年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他是北宋的文坛领袖，又是一代名相。他四岁时，五十九岁的父亲亡故，家庭生活贫苦，二十九岁的母亲无钱供他上学，自己教他识字，读书。写字买不起纸笔，就用草秆在地上写字，无钱买书，向别人借书读。他22岁考中进士，开始为官，27岁为相。在他任相期间，奖掖后进是有名的，曾巩、王安石、苏轼都曾受到他的奖掖，特别是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出身文人家庭，年轻时就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词人，欧阳修对他极为赏识。据宋《河南邵士闻见录》载：“欧阳公谓梅圣俞云：‘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欧阳修看到比他小30岁的苏轼后来居上，没有一点嫉妒之心，反而加以扶持，积极向朝廷推荐。 欧阳修晚年不贪图富贵，不迷恋官位，从60岁开始就上书皇帝，请求致仕（退休），到65岁时才被批准退下来。苏轼听说他致仕后，发来一封贺信。这事当时不少人难以理解，认为立功可贺，升迁可贺，哪有庆贺退位之理？而苏轼则认为，欧阳公此举实在难能可贵。因为在官位面前，士大夫总想保住位子，以延富贵，而谈到致仕，大都是说说而已，其实并不想退。而欧阳公则做了他人难以做到的事，这确实是一种大公无私的明智之举，所以值得庆贺。（二） 1056年，苏轼21岁，参加礼部考试，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圣俞为参评官。 事后，苏轼写信给梅圣俞“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有欧阳公者，而又有梅公者，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梅公与欧阳公亲试之。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梅公爱其文，以为有孟柯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疏通关节），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 因为梅圣俞主张苏轼第一（苏轼第二是欧阳修的主张），所以苏轼才写信给梅圣俞。但后来，苏轼对欧阳修的感情，比王安石对欧阳修的感情要深厚得多。（三） 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苏轼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是个辅佐州官的职务，有些实权。就他的年龄而言，这也不错了。他同时具有京官的身份：大理评事。主要掌管刑狱。以京官的身份到地方上任职，应该说较少阻碍。 在京城开封，苏家父子三人住在一个叫南园的地方。南园的主人原是富豪，因迁离京师，把这偌大的园子废了。苏洵第二次进京，看中了它，以低价买下，加以修整，便有了一个像样的居所。其实，苏洵这次离开家乡，就不曾打算再回去。他要长住京师，并且世世代代地住下去。 南园的房子是旧了点，庭院也残留着荒芜的痕迹。然而老房子自有魅力，荒芜自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感。苏氏兄弟名动京师，来拜访的客人不少，其中也包括欧阳修。 欧阳修是以恩师的身份来的，换成今天的说法，应该叫看望，不叫拜访。苏氏父子三人，全都受了他的恩典，可他不拿架子。在北宋时期，他是出了名的不拿架子的人。他逢人便讲：只消待以时日，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 文章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文章写得好，可以入仕途，却难保仕途一帆风顺。情形或许刚好相反。好文章总是关乎性情，仕途通畅则注定要压抑性情。欧阳修是深知仕途险恶的人，对年轻的苏轼，估计他不会讲得太多。他无意干预这个天才的成长过程。 作为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偏不爱在人前夸文章，这也正如蔡京不夸字，王安石不夸治国方略。欧阳修喜欢夸政绩。他做过多年的京官，多年的地方官，所到之处，皆有政声。 （四）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等八人为古文正宗。唐代韩愈首先提倡古文，而真正将这样写作态度实践及推广的，应属宋代的欧阳修。当一代文坛领袖遇到东坡，自然会有不少的佳话和火花，传说也特别多。 北宋时，大学问家欧阳修主持考试，发现了苏东坡的文章，十分惊喜，想要录取为第一名；但又疑心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担心别人说他不公平，硬将文章降为第二名。 从前主考官和考生的关系相当密切，俱有师生的情谊。因此，放榜之后，东坡按照当时习惯，去向主考老师致谢，欧阳修就问东坡说：“你的文章提到“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这是那一本书的记载呢？”东坡说：“报告老师，我是透过《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而知道的。” 可是，欧阳修几番查阅之后，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过了不久，又问东坡，苏东坡说：“曹操将袁熙的妻子送给自己的儿子曹丕的时候，孔融说：从前周武王曾经将妲己送给周公（孔融的意思是要讽刺曹操）。’曹操问孔融说：‘那一本经书说的？’孔融回答说：‘用现在的事实看来，应该就是这样。’关于尧和皋陶的事情，我个人也是这样推测的。”欧阳修事后十分赞叹，说：“这个人很会读书，很懂得运用书本的资料，将来他的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 欧阳修对王安石和苏东坡的看法也很意思：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欧阳修所录取的学生。欧阳公一看到这两个人，便知他们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不会长久屈居人下。欧阳公曾经赠王安石诗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惟与子争先。”后来东坡考取科举，写信向欧阳公致谢。欧阳公看完之后，告诉梅圣俞说：“我老人家应该早点退休，好让这个人早一点出人头地。”其实，当时这两个人都还没有甚么名声，而欧阳修竟能够在他们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就看得出来，这也就是他作为文坛的领袖的功力！ （五） 庆历年间，欧阳修贬官为滁州太官，滁州琅琊这地方，风光十分美丽奇特，常年有瀑布从上而下，流水声音，有如环佩相击，清脆优雅，欧阳修对着这些美景，往往乐而忘归。智仙和尚在山上盖了凉亭，欧阳修为此写了有名的《醉翁亭记》，并刻石上，以赠送滁州的人。欧阳修离开滁州十年之后，太常博士沈遵，因为好奇，就前往滁州游玩，欣赏它的山水秀绝，就用琴声仿真水声，作了《醉翁吟》。后来沉遵和欧阳修相会于河北，沉遵奏琴，欧公唱歌，合作《醉翁吟》来记念这件事。但是琴声似乎不够理想，一些懂琴理的人一直觉得可惜。 三十多年之后，欧公和沉遵先后去世了。庐山道人崔闲，原本是沉遵的门客，精于琴理，一直觉得这曲子没有文词，于是就写了琴谱，而请苏东坡填补不足，东坡便执笔写下《醉翁操》，然后声音和文词都完整，而成为琴谱中的绝妙作品。好事的人都争相传诵。 当二人在补词的时候，崔闲弹琴，苏东坡则据琴音，填上文词，一下子就完成了，而且完全不用修改。后来，苏东坡自己也曾回忆和欧阳先生的往事。他说：“从前我考取进士，在礼部唱名的时候，欧阳修先生看见我的文章，说‘这和我是同一类的人，我要避开他的，好让他能早日出人头地。’那时，读书人作文习惯抄袭，又喜欢搞小圈子，以言谈攻击诽谤别人，而诽谤欧阳先生的人最多。但到不了几年，很快就像雨水流到深谷一般，一下子就不见了。这些人现在一个个都己经不见了，那里还要等到后世。现在我人已衰老，学业也荒废了，自觉有很多的缺失，但天下间的读书人，竟不嫌弃，认为我可以有助于文化，这仍然是因为欧阳先生当日推重的原故。”可见，苏东坡对于能受到欧阳修的赏识，一辈子都铭记在心，而且引以为荣，到晚年都还念念不忘，欧阳先生没有看错人，这是两位伟人的不同凡俗的地方，令人景仰。 （六） 中国出文章高手不难，难得的是“文人相重”的品德。中国古代文人之间对今人最有示范性作用的友谊，可能存在于宋代欧阳修与苏轼之间。欧阳修大力奖掖后生苏轼，放手让苏轼大放光彩，居于他之上，实在难得。欧阳修与苏轼在一起闲谈时，免不了要探讨各种问题。也就免不了会有分歧，或者出现令常人感到尴尬、而对欧、苏都深感有益的场面。 欧阳修被苏轼驳倒后，大笑中带有一种满足：他知道自己的思维是有问题的，而苏轼用巧妙的方法批评了他。他曾说：“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欧阳修一生以讲气节、唯真理是求；“付子斯文”的热烈期盼，表明欧阳修早已对苏轼能够发扬光大民族的文章事业，深怀信心。 从世俗的角度看，苏轼的这番话语，并不合适宜：欧阳修是苏轼的长辈，即使他说错了，苏轼这样直截了地批评，并不见得妥当；欧阳修是国家高层领导人，苏轼对他的态度，似是普通朋友之间的随便谈吐，有轻慢之嫌——对长者、上级，总要讲点方式方法吧。然而这种并不正统的近乎开玩笑的口气，正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大知识分子之间所有的一种很正常的交谈态度。欧阳修称他为“我辈人”，正是建立在彼此充分信任、追求真理的思想基础上。 与欧阳修结为忘年交后，苏轼并未辜负他的老师的期望。他在文章道德事业方面，都有很好的建树；在与老师交往时，他能坦诚相待，做到真正的心灵沟通。 欧阳修曾亲自著述史书《五代史记》，褒奖忠义，斥责邪佞，被公认为极具思想价值之力作。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宋朝文人的气节方面的提升，就是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开了风气之先的。对欧阳修这充溢正气的史书，苏轼却以挑剔的眼光在思考着。按照正统观点，身为后周的一位将军，赵匡胤竟然黄袍加身，取周而代之，他就是一位逆臣；而韩通作为赵匡胤的同僚，他为保卫后周而死，因而是忠臣。可是欧阳修竟没有给这位忠臣写传——而未给韩通作传，就等于默许了赵匡胤的篡权行为。欧阳修在写五代史时，当然并非偶然忽略了韩通，而是怕触犯了赵宋政权的忌讳。欧阳修这种回避态度，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本来是可以原谅的；但在苏轼看来，欧阳修回避了为韩通这样的忠臣作传，是个大遗憾。他追求真理的彻底性，震动了欧阳修，使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痛苦与无奈。他的默然不做声，其实是对真理的敬畏，对诤友苏轼的无言的敬意。 当然，如果让苏轼自己写五代史，他恐怕也不会直接触及这一敏感问题；在这里，他只是暗示老师说，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还未达到尽善尽美。苏轼敢于思考，特别是当着他的恩师欧阳修，提出质疑，这表明了他的耿直性格，也表明了二位思想大师的情感之浓挚，心灵之相通。 （七） 欧阳修、苏轼的终生友谊，有很多诗情画意的动人表现，在此不愿赘述。要问，欧、苏轼的友谊，是何种环境促成的？ 他们之间的友谊，除了各自人格魅力的因素外，与北宋时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理性精神，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宋朝最高统治者决定了重用文人士大夫的基本国策时，他们实际上也在寻找一种更好的治国理念和君臣关系。宋太祖就问过他的谋士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沉思良久，冒着风险回答说：“道理最大”（传统认为皇帝最大）。道理最大的命题，含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虽然这种平等在古代不可能真正完美实现，但这种意识，毕竟在宋人的头脑中朦胧出现了。 饱读诗书的宋人之理性思考所产生的深刻智慧，不仅作用于政治学术，也作用于士大夫处理彼此关系之中。欧阳修与苏轼一生的友谊牢不可破，除了他们自身条件外，还有周边环境的深刻影响。从君主到文人对知识的空前重视，对读书人的空前重用，对科举制度的空前完善，一句话，对有关人之理性的空前关注，使得一向重实用、重技艺的华夏民族在思想境界上产生了一定飞跃。有了深刻的理性，就可能获得广阔的眼界与心胸，就能理智地处理世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友谊。欧阳修大力褒奖素昧平生的小字辈苏轼，是深刻洞见到了苏轼对中华文化的价值，苏轼能勇于与文章巨匠欧阳修无顾忌地探讨一切问题，是因为对事物本质或规律的强烈追求所致。王安石与苏轼政见不同，而不失君子风度，苏轼与司马光可以为变法与否争论得互不退让，他们的情谊却更加深厚，欧阳修与石介为文学改革的同志，却不乏思想上的严肃交锋。这种情形，使我们看到了一代文人处理彼此关系方面的很高境界。 文人相轻的情形，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淡化，文人士大夫关系的相对友好，对净化尘世空气，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有了一种比较理想的人文环境，在其丰厚土壤中，才能产生出欧阳修这样的胸襟广阔的文坛领袖，才能产生苏轼这样不计身害、敢说敢论的才华横溢的文坛勇士。 一个理性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有了充分的理性，就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了行动的自主权。宋朝士大夫人人都是诗人、学者，他们在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著述极丰富。如欧阳修是散文大家，也是名气很大的诗人，他的词章极有情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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