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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万利在伊拉克摩苏尔市
大家好。大家请看，我的衣服上别了一枚小小的国旗徽章。这些年它陪我走过许多地方。今天，我的故事就从几面国旗讲起。
去年，我在伊拉克采访过一名足球教练，他叫加尼姆。30年前，他是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中的马拉多纳，曾经代表伊拉克参加了1986年世界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法征战球场，而是征战在一个满目疮痍的战争国家里。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是身披国旗奔跑在赛场上。但是，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的那面珍贵的伊拉克国旗，紧紧裹着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婿的遗像。他的儿子和女婿，在两年前的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身亡。
过去15年，加尼姆看着自己的肌肉在战乱的贫困中松弛，看着自己心中的大力神杯在流星般的弹片中碎裂。战争，不仅摧毁了一个国家，更在摧毁一代人的梦想。哪怕是娱乐这种小小的心愿，也变得扭曲不堪。
记得有一次，我进入被极端组织占领的伊拉克摩苏尔市。在采访路人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距离我只有一米的一片屋檐。屋檐碎裂，子弹弹起，就落在我的脚边。一个四五岁大的男孩跑过来，举起手中的水瓶，把水浇在弹头上。滋的一声，滚烫的弹头上升起了一团白雾。小男孩笑着，捡起弹头，放在我的手心。那一刻，我的心是酸楚的。残酷的子弹在孩子的眼中竟然成了游戏的工具。
后来的日子里，伊拉克的局势渐渐好转，我跟随政府军见证着他们一处一处地收复被占领的城市村落。每收复一处，伊拉克政府军就将一面国旗插在城市的制高点。在那些伊拉克人祈祷和平的眼神中我看到，国旗代表着胜利和希望。
过去十年，我常常把一个国家的国旗作为坐标来定位这个国家的团结与稳定。但是，就是这样一面旗帜，有时却很难寻找。
2011年初，利比亚内战爆发。数万人为躲避战火逃往邻国。在利比亚和埃及交界的边检站，大量难民滞留在靠近埃及的一侧。几百米外的利比亚哨所空空荡荡，旗杆上的国旗已被战火烧的不见踪影。
一名利比亚人拦住我，哭着恳求我把他带进埃及。他在战乱中与妻子走散，唯一的女儿受了枪伤被送到埃及境内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说，他之前看到中国人可以优先通关，这个时候也只有中国人可以迈过这里的边检线。
中国公民优先，因为在危难时，五星红旗就守卫在我们身边。
当利比亚内战平息，我转战到另一个战场，也门。国家不同，局势不同，背景不同，但炮火是一样的残酷。
2015年的一天凌晨，一连串巨大爆炸声，将我从睡梦中炸醒。爆炸犹如地震一般，把分社的门窗炸得乱颤。防空火炮点亮了萨那的夜空，大量弹片如雨点般倾泻而下。
我和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人员一共30多人挤在40多平米的地下室里避难。地下室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悬挂的一面五星红旗。
那一刻，五星红旗下，就是我们的庇护所，就是我们的家。
同样在那一刻，中国护航编队正迅速向指定海域机动，一场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即将展开。撤侨的车队，悬挂五星红旗，通过检查站时，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通行证。码头上，在临沂号护卫舰的临时海关口，《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们的身份证。
那一刻，在每一位中国人激昂的泪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义勇军进行曲》是这个星球上最嘹亮的歌声。
我是新华社一名普通记者。工作十年，七年驻外，辗转利比亚、也门、伊拉克三个战场，亲历大小战斗十多次。枪林弹雨，泪水哀嚎，生离死别，荣辱兴衰……都已化作“新华社几月几日电”，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历史稿库里。
我曾经激情澎湃，也许是战争的原因，让我变得内敛而不重言辞。但是，无论身处何地，我能够在危难中工作，在寂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验中砥砺前行。因为，在我心的最深处，恪守一份职责；在心的最高点，挂有一面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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