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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个叫刘德行的名字和他的事迹时常萦绕在自己脑海。其坎坷的人生经历就像一部传奇的电影故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普遍沉浸在对日胜利的欢呼声中，国共两党的高层都在思考着中国的将来。由于政治主张的迥异，双方的军事力量也在暗中较量，内战已愈来愈不可避免。当时，身为国民党部队少校参谋的刘德行，在被我军地下情报人员以民族大义为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多次劝说下，毅然同爱人加入我地下情报组织，在上级的领导下，身处险境，竭尽工作，为我军收集了大量的所在部队、所在岗位接触到的重要情报，同许多默默工作的同志一样，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解放后，其历尽了难以想象的生活艰辛和磨难，却对共产党的感情无怨无悔，其事迹感人至深，足以激励后人。 自己是从一位从事几十年公安工作的离休干部口中得知刘德行其人其事的，出于对革命前辈的敬重，几次萌发了拜访之意。 那是2004年9月30日，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我同市公安局离休干部李亮（当时已是75岁的老人，身患多种疾病）前往博爱县磨头乡胭粉庄，在村南一处破落不堪、杂草丛生的院子里，见到了已是85岁高龄、精神矍铄、但双耳严重失聪的革命前辈。在淅漓的细雨声中，通过与老人的交谈，感受到了他那博大的胸怀、崇高的境界和对生活的热爱。随着交往的增多和资料的积累，我的脑海中反复演绎着刘老和战友们经历的传奇故事。 一、从抗日烽火到接触共产党 刘德行，出生于1919年6月13日，祖籍河南省焦作市博爱县磨头乡胭粉庄，父亲刘乐安，有子女七人，刘德行排行老五。在当时的农村，刘家有地百余亩，家境还好，刘的童年、少年也是在无忧无虑中度过的。刘也有幸在县城一小上学，并于1937年7月在县师范学校毕业。正当刘踌躇满志、勾画着光祖耀宗、安居乐业的生活美景时，抗日战争爆发了。由此，刘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很快就侵占了中国华北的大片土地，当听到河南安阳沦陷的消息时，刘气愤填膺，同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一样，怀着对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于同年10月毅然报考了国民党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长叫罗章，学校当时在南京乔家门，后迁湖南常德市临澧 县、广西兴安县。）刘在军士营学习。1938年，刘毕业后，分配到由孙连仲担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部独立工兵第四营任通信排长，（营长叫胡凤仪，北京某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任某师师长，在北京起义。）刘所在的排有1个副排长，4个班长，共38人，配有19匹马和通信器材，主要负责军队之间的正常通讯工作。1939年春，刘加入了国民党，其所在部队主要在南阳、唐河、泌阳、桐柏等地活动，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力量。其部队曾多次执行在长江水域排除水雷的任务。1940年，刘所领导的排因全年无一逃兵，年终考核被评为优秀人员，曾得到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奖金30元。1942年，刘又到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工兵科学习半年，（该校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姓李。）主要学习爆破、架桥等技能知识，9月份毕业后，又回部队参战。1942年任工兵四营上尉连副，驻扎在南阳史官庄，后又到广西桂林，在军事委员会东南干训团工兵队学习3个月，主要学习架桥与爆破。1945年，其所在的四营归工兵六团，继续参加抗日战争。驰骋疆场,屡建功劳。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刘所在的部队调到汉口，主要负责接收日军投降的有关事务。此间，刘通过同事杨茂华认识了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李仁山。从此，刘的政治命运又有了转折。 杨茂华，山西解县人，桂林市公安局离休干部。1938年，刘任通信排长时，杨任工兵排长，二人关系不错。1945年，杨在汉口任独立工兵营连长，认识了时在国民党编余军官部队的李仁山，由于属老乡的关系，经常无话不谈。杨又介绍刘、李认识，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命运和形势，而杨和刘均不知李是共产党员，李利用机会，有意识地开导二人，做争取工作。在相互接触中，刘多次流露出对即将开始内战的不满，并多次说，八年抗战我们给日本鬼子打仗，没有被打死，如果再给自己人打仗，或许难免一死，所以，我们不应该打内战，不应该自相残杀。李仁山听后，认为时机已到，多次顺势引导，终于使刘顺利地成为了情报组的一员。后来，杨茂华被派到许昌工作，李便又做杨茂华之兄杨荣华的工作，终于，也使杨荣华顺利地加入了。而杨茂华则于1947年7月，也加入了情报组。 李仁山，山西省夏县庙前镇史家后沟人，在夏县师范学校上学时参加共产党，后因党组织遭破坏，部分学员被捕，李机智逃脱，辗转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并先后升到排长、连长，虽然如此，时刻不忘寻找机会与共产党取得联系。1951年11月25日，李在自传中写道：“1945年12月接到家信，说太岳军区张学斌嘱咐在白区设法找一掩护职业，就有人来接头…1946年元月，太岳军区卞世勋（小名卞子章）同志来与我接头，开展工作”。抗战胜利后，李在武汉被编到军官队，军官队是国民党在抗战后，把部队的军改为师，师改为旅，剩余的军官编为军官队，这些人员大多不是嫡系部队的军官，经常受排挤。李住在江汉二路农民银行，负责物资接管方面的工作。主要为接取日伪棉花过镑。自从李与杨茂华、刘德行认识后，三人便成了好朋友，李听到刘的一些言论，认为刘“见识高，有正义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经请示上级，将刘、扬等编为一个情报组。（解放后，李任广东湛江市蔬菜公司经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原籍，不久病故。其有两子，名叫李西亚、李中亚。）李在一份材料中写到：“1946年元月才到郑州，在初与杨茂华认识时，我每次到他那里座谈，谈到时局政治问题，他们时常争论，有时用事实叫他们比较，在拿最公平的良心来评判，后来，生了效果，不但给我帮忙找到职业，并且他们其中的刘德行、金庆助、杨茂华均参加了我们的工作，连杨茂华的哥哥也给我们当交通，刘德行在汉口的工作，起相当的作用”。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刘所在的部队调到汉口，驻扎在民生街，1946年元月，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四区铁道军运指挥部第三、四区郑州联合军运办事处在郑州成立，简称郑州铁道军运办事处，第三区管辖陇海线，第四区管辖北京至广州、杭州至株州等线。在大同街办公，有人员20人。处长叫宋源儒（后去香港），是刘德行的同事宋孝宗的叔父，宋孝宗时任工兵营营副，与刘关系较好，经宋孝宗介绍，刘德行与杨茂华、李仁山经过商量和努力，都到军运办事处任上尉股员，刘等三人的关系日益密切。军运办事处职责是管理铁路运输，兼管水路军运。主要负责按上级指示安排军队装备、部队调运所需的车次，凡是军事运输（部队、装备、物资、武器），托运部队必须持上级公文到办事处办理手续，由办事处发给军运执照，铁路部门才拨给车辆。所需车辆部门以执照为凭与铁道部门算帐。刘在办事处担任开军运执照工作，能全面掌握铁路运输人员、装备情况，自此，刘的情报生涯开始了。 二、置生命于度外，收集大量情报 1946年，经过抗战后的接触，李已将刘和杨发展为情报人员。 1946年的一天，太岳军区情报处处长刘贵衡派徐某在李仁山母亲的掩护下去郑州，徐明确向李仁山、杨茂华、刘德行传达指示，布置任务，要求他们为解放军收集军事情报，1946年冬，太岳军区袁子平化名贺世贤来检查工作，李仁山提出重新入党并将申请材料让袁带回组织，还提出让袁当介绍人。1948年春，太岳军区情报处派参谋张英华来郑州，具体负责情报收集工作，张住在郑州郊区荥阳县老家，杨荣华则在郑州二马路开了一个面行，作为掩护，他们做一些倒卖面粉的小生意，以此经常出入郑州，完成情报传送任务。李仁山任太岳军区情报处内线情报组组长，成员有：刘德行、赵志侠（任保管）、杨茂华、杨荣华（任交通员）。1948年春，杨茂华调北京傅作义部队，继续为党工作。 自1946年，李仁山与卞世勋接上头以后，李便把与杨茂华、刘德行等人谈话中或自己了解的情况经常向组织汇报。特别是太岳军区情报处把张英华派来后，李仁山情报组源源不断向组织输送情报。 1947年，刘德行与杨茂华互相调动工作，刘去许昌，住在车站。此时，刘英俊潇洒，经人介绍，认识了清秀漂亮的赵志侠，二人一见钟情，很快便在信阳结为伉俪，刘便将赵发展为情报组成员。张英华于1988年11月7日写道：“刘德行同志是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单位是太岳军区司令部情报处，职务就是内线情报员”。赵志侠在一份材料上写道：“我为他们站岗放哨，洗衣做饭，保管情报文件及经费”。 1948年9月，李仁山情报组的关系转到中原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是梁君武。当时，国共两军在豫南处于拉锯战状态，刘伯承在中原指挥作战，由于我军掌握了大量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常使敌人陷入被动。使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兵，或陷入包围，或拖垮累垮，比如：刘指挥部队在兰考骚扰敌人，敌急忙从信阳、潢川调兵，在增援路上又被动挨打，以至于国民党士兵在一起调侃时说：你们部队归谁指挥？答曰：归刘伯承指挥。 1947年的一天，刘接到绥靖公署张参谋通知：85军要由徐州调往驻马店截击共军，通知各站不得无故停车，刘及时告知李仁山，次日夜，许昌的官亭附近的铁路桥被炸，经过一天才修复，守桥部队的连长因此被枪毙。 1947年冬，宋处长调任十三绥靖区汉口办事处（即留守处）任处长，留守处主要负责协调给遭受封锁的国民党有些部队提供给养。李仁山及时指示刘德行，让刘向宋请求随宋南下，宋平时对刘很信任，便同意带刘到留守处，并任命刘为少校参谋，这样，李、杨、张等仍在郑州，刘便带妻子赵志侠南下到汉口。汉口办事处，共有九人，其中四名长官，两辆车。车辆备有各种特别通行证，刘每到一处，畅通无阻，其留守处的电台就在刘家楼上，电台是十三绥靖区所属第二军的，担任留守处与前方部队联系任务，归十三绥靖区指挥。当时，刘峙任绥靖公署主任，其妻与宋主任妻是同学，刘利用宋的信任，大量收集情报，并及时交给交通员。李仁山在一份材料上说：“刘德行在汉口的工作，起相当的作用”。 1948年9月，郑州解放，军运办事处迁到株州。李仁山同张英华、杨荣华来到汉口刘家庙找到刘德行，李将张英华介绍给刘，并明确说张英华是我们地下情报组领导人，一定要负责张的安全并继续搜集情报。李仁山则去株州铁路军运办事处。1949年2月，张英华、杨荣华专门去株州，向李宣布其从1948年11月6日起算正式党员，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解放后，张英华任广州国营白云农工商公司副经理，张在一份材料上写道：“我是在太岳军区情报处工作时，组织派我到敌区郑州接替原领导人袁子平同志所领导的李仁山情报组工作，”“由太岳军区转到中原军区情报处，决定我随江汉军分区情报站到湖北汉江上游的彭家厂驻扎，任务是在三个月要潜入武汉三镇收集城防江防军事配合图。当我进入武汉，找到交通员杨荣华同志，他谈李仁山已到株州当铁路军运办事处主任，我到武汉则让刘德行同志设法安排食宿，进行掩护，后来，我就住在刘德行家，杨也在他家住”。10月间，张英华同杨荣华到汉口刘家庙见到刘德行，后又移到汉口蔡鄂路10号。他们调查了当时汉口国民党部队调运情况及退却计划。 张英华在当时向组织汇报的材料中写道：对刘德行的观感：优点：1、个性耿直、寡言，对事物有辨别力；2、工作的计划性有；3、生活朴素。杨荣华写道：刘德行：1、个性直、思想纯洁；2、考虑问题细心、喜研究；3、个性温和，处人和平久远；4、脑力强，计划水平高。 当时，由于原来住的部队首长调走，有些住房暂时空闲，刘便住了一幢两层楼的独院，邻居都是军官住房，刘找到负责管户口的警察，称张英华和杨荣华是自己的亲戚，来汉口做小生意，并出具担保，及时通过保长办了临时户口。刘还提供军装、符号、证章，有时张英华外出也冒充刘。 张英华、杨荣华、刘德行积极想方设法了解城防江防军事图方面的情况，刘多方打听，得知工兵营的同事、干训团的同学金庆助掌管军事图纸保险柜的钥匙，刘喜出望外，马上与张英华、杨荣华商量如何做金的工作。 金庆助时任华中军区剿匪总部工兵指挥部参谋、白崇禧武汉绥靖公署美国顾问组工兵参谋。专管存放军事图纸保险柜的钥匙。此时，刘德行经常以种种借口与金接触，了解金的思想、家庭、工作情况，随后，与杨荣华不厌其烦地给金做工作，一方面讲政治局势和自己的出路，一方面给金以经济帮助，当时，金庆助的爱人将要临产，刘等多次去看望。当金庆助得知刘、杨的目的时，非常吃惊，认为这是掉脑袋的事，一口拒绝，但随着刘、杨晓之以理的说服，金才放下包袱，冒死答应。随后，张英华、刘德行、杨荣华、金庆助经过周密计划，很快就行动。金庆助每天下班时，偷偷将城防江防军事图带走一部分，送到刘德行家，张英华等人连夜复制，他们用铅笔照图纸原样再画一份，由赵志侠在楼下放哨，第二天金把原件带走，晚上再带一部分过来。由于图纸太多，他们连续复制了十几天，才将所有图纸复制完。有一天夜里，刘与杨正在复制武汉城防工事图，突然，在门外负责望风的赵志侠发现军警在楼下挨家挨户查验户口，急忙上楼告知，刘等一边急忙收藏图纸，一边故作镇定。刘对楼下的军警解释并高喊：我们是部队，楼上有电台，有什么可查的？军警犹豫再三，便不再盘查。数次紧急情况，刘都下楼，沉着应付，化险为夷。每次过后，所有人员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图纸复制后，由杨荣华将图纸送到彭家厂情报站，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活动总算结束。 平时，杨荣华负责送情报，往往送到河边的船上，船上的情报人员将情报藏到船上的暗道，再送到联络站。有一次，杨荣华穿着刘的军装带着张英华去船上接头，联络员看到国民党军官，就先躲了起来，后来，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才出来与杨接头。 当时，刘伯承曾明确指示有关部门，要求搞到武汉军用地图。刘多次以工作为由向有关部门索要，并有意多领一份，其中，曾领过五万分之一的汉口军用地图和中原各省的地图，他都及时让杨送到情报站。 在汉口期间，刘德行等人提供了大量的武汉地区、南阳、襄樊、荆门、沙市等地的军事情报，另有一些如“十三绥靖区准备放弃南阳、固守襄樊的争论”、“司令官王凌云和十五军军长陈克非之间矛盾分歧”等（陈克非后起义）。当时的上级联络站负责人郭士魁曾问杨荣华，你们在汉口，有些情报为什么比我们还先知道？可见他们工作方法很好。情报站曾提出对刘奖励一两黄金，但刘坚决未要。 1949年春，武汉将要解放，十三绥靖区汉口留守处撤销，所有人员回原部队。此时，张英华向刘等转达组织指示，迅速带家眷去湖南衡山车站军运办事处找李仁山，等待新的任务。 汉口解放后，金庆助随剿总到衡阳，原信阳军运办事处也到衡阳改为衡阳办事处，工兵六团也到了衡阳，为了工作方便，刘和张英华、杨荣华也到了衡阳，刘安排他们同工兵团的家属住在一起，容易掩护，继续收集情报。刘从金庆助、军运办事处、工兵六团所得到的情报都由杨荣华送交组织，如：剿总把重兵放在衡阳韶关间，剿总准备撤到广西，并准备在广西黄沙河一带决战，国民党调运及退却计划等。有一天，刘在衡阳见到工六团二营营长倪世英，刘与倪是同事，刘任排长时，倪是一连连长，说话间，倪讲：刚接到命令，派工六团二营执行爆炸通往广州的滨州大桥。刘立即让杨荣华把情报传递出去。 刘等人在衡阳、株州、广州等地还收集了许多情报。 长沙解放后，华中军区第一联络站负责人郭士魁指示：刘、张、杨回长沙汇报工作，并接受新的任务。郭士魁在当时向组织写的关系人中，对刘的评价是：“舍业能随之作工作，不要钱，正派人物……”。对金庆助的评价：“完成武汉城防工事大部”。刘随张英华、杨荣华回长沙并把自己所有的证件交给了张。并向组织写了“自传”，他写道：“我是河南省博爱县人……回忆胜利后四年来，政府一切措施，不再为多数人民着想，而全为保护少数人之资产权利，故决心将这些没良心、罪有恶深的罪魁蒋、陈等打倒，而为大多数人民作些有益事情……由李同志仁山介绍，帮张同志英华工作，然因学识太差，能力薄弱，对工作很少建树，这是自已感觉最惭愧的，今后我希望有学习机会，在先进领导下，继续作有利人民之工作，而完成革命大业”。（至今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档案里，还保存着刘的自传及当时为其规定的代号。） 在长沙汇报工作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和需要，华中军区情报站又分了广西站和广东站，刘和张英华、杨荣华被分配到广西站。此时，由于赵志侠刚刚生下他们的女儿刘衡香，刘向张英华和广西第二情报站站长齐一夫（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离休干部）提出将爱人和孩子送回许昌的申请，齐当时批准并同意刘去武汉华中局社会部军政大学学习。刘将爱人、女儿送回许昌。返回到武汉的华中军区社会部向李盛主任询问，李批示去找王克强，王克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南京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说：由于大军南下，地址未定，不好联络。关于学习，由于没有接到通知，不好安排。让刘暂回许昌等待通知。1988年10月30日，王克强在给组织写的证明材料中说：有以下几点可供参考。1、被称为“内线情报员”或“政治关系”的，是我在敌区工作的骨干人员，解放后多定为干部待遇。2、要送军政大学学习的敌区工作人员，多是作为干部培养，学习后作为干部使用。3、建议对刘德行同志作为情侦干部落实政策为宜。 从此，刘与组织失去了联络，同时，也与原国民党部队失去了联系，刘的生活又出现了新的转折。 此时的刘德行，多么渴望回归组织、听从组织的召唤，他整日郁闷，只好与赵志侠、女儿在许昌生活、等待…… 三、凄冤生活，清贫晚年 全国解放后，刘德行的许多战友不但有了不错的工作，有的还当了相当大的干部，刘却无固定工作，又与战友失去联系，便偶尔回博爱老家，村中土地闲置，无人耕种，荒草丛生，昔日的地主之家已无一人。经打听得知：家里多名亲人在去山西躲避战乱时，被日本的飞机炸死，他悲痛欲绝。然而在村里，他常常面对的却是怀疑的眼光。赵志侠经人帮忙介绍，到许昌第三小学任教。由于受到刘德行的影响，学校一直将其列为暗藏的反革命加以监视，后来，工资也由工作初的30元减为15元。无奈，赵多方解释、奔走，又将工作调到七一学校，依靠微薄的工资，承受着精神痛苦，带着女儿衡香艰难度日。 解放初期，在划分成份时，由于刘家曾是村中的土地大户，刘便自然地被划分为地主，就这样，一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地主出现了，又由于刘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军官，自然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很快，刘便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管制对象，其中就有“不准随便外出”之类的要求。 早在刘考上国民党陆军通信兵学校之前，按照当时农村的风俗，有媒人曾向刘介绍对象，刘始终不予同意，但由于父母作主，曾办了结婚手续。刘在解放后回博爱，由于一无所有，他便找到前妻，曾借12万元（相当于12元钱），后向前妻说明已有妻女，提出办理离婚，但由于前妻深受农村封建思想影响，不愿离婚，以刘是反动分子，抢夺妇女财物为由，将刘告到博爱县人民法院。1951年，博爱县人民法院曾作如下判决：该犯经审，供认参加国民党党员，充认国民党的军官，反动思想浓厚，返乡后不服管制，来往许昌，继续流散，匡夺妇女财款，进行思想虐待，为对该犯浓厚反动思想改造，本院除命其将掠夺妇女之款人民币12万退出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随即，刘被关进监狱服刑。一天，刘在外出干活时，趁看守不严，成功逃跑。他来村里原属自家土地，现已是遍地杂草的田野，痛哭许久，无所适从。他痛苦万分，想到了灿烂的童年、少年，从军的经历和威风、舍命为党工作，而今却成为一个逃犯，孤身一人，无生活出路，即使去找许昌的赵志侠，又怕牵连母女，他痛不欲生，几近崩溃，经过一个漫漫长夜的思考，他选择了重回监狱自首的道路。就这样，一年以后，他刑满出狱，又回到了胭粉 庄 。一个曾是国民党军官，现又是劳改释放犯、地主分子的身份，使刘很快又成了管制对象。自此，刘便在村民的管制下，扫大街，参加劳动，而得到的仅仅是一个人不足生计的口粮。他无房子，整日寄宿在村里的牲口房，或好心村民空闲的房子，说话谨小慎微，生怕得罪每个人，夹着尾巴生活。他唯一欣慰的，就是回忆以前的时光，想念自己的妻子、女儿和战友……1955年，随着解放初期政治运动的频繁，对刘的打击更多了。由于形势的逼迫，赵志侠母女经常受人歧视，赵受到无端的猜疑，几乎失去工作，为了生计，她将子女都改为姓赵，但时常受到歧视。无奈，赵向博爱县人民法院提出了与刘离婚的诉讼，很快，法院判决离婚，二人悲痛欲绝,精神彻底崩溃，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寄宿在牲口棚或者是有闲房的村民家，春夏秋冬，刘先后在20多家村民中借宿，有的人看其可怜，送件衣服，送条被子，送点吃的，衣食住行，基本靠好心人施舍，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又是焦点人物，无论村里有什么政治活动，刘总是被批，或成为陪罪对象，白天去地干活时，要背个草人，象征草人是刘少奇，在劳闲之余，参加批斗会，刘要陪罪，下工时，“刘少奇”仍由刘背回来。当时，劳动计酬是计工分，刘经常被无故扣分。就这样，一个曾经抗敌卫国、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做过很大贡献的功臣，居然成为了一个严加管制的流浪汉，这样年复一年过着贫困的生活。深爱着刘德行的赵志侠也是痛苦万分，她多次鼓起勇气，偷偷来找刘，给其生活勇气，两位深爱的伴侣彼此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等待光明。他们先后又有了两个孩子，分别取名叫赵华昌、赵小刚。这样等啊、盼啊，直到1988年，而此时，他已是将近70岁高龄的人了。 赵志侠离婚后，生活也并不轻松，她靠自己微薄的工资，养育着三个孩子，心中惦记着丈夫，艰难度日。她的生活整日被阴影笼罩，孩子们出门受人欺侮，文革期间，其娘家几次被抄家，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但两位老人始终恩爱. 1986年，中办发[1986]16号文件下发，主要精神是解决曾为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人的遗留问题。当时，杨茂华由于解放后被分配到桂林市公安局工作，后被打成右派，回原籍务农，杨便向公安部写信反映。16号文件下发后，公安部派同志找杨了解情况，并很快予以平反，落实了政策，给予了离休干部待遇。杨便与刘联系，讲明情况，赵志侠的亲属也多方打听刘当年战友的下落，刘便于1987年11月8日向焦作市组织部写了“关于请示落实我参加革命的一段历史的申诉”，在申诉的末尾，老人写道：“目前只有我一个68岁年老的孤老头独自生活，老婆离婚，孩子们随母亲，卅年来都已分离他居，怕我的历史影响他们前途，和我断绝来往，……，随着年纪越老，生活也越困难，请组织上根据文件精神，在政策许可条件下，把我的问题落实，并给予适当照顾，要不是实际生活困难，连 这一点我也不要求。这次组织上来落实我的问题，我很受感动，可见不论任何人，只要为人民作过一点好事，党就不会忘记他，这真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回忆过去，自己对革命贡献太少了，思念及此，深感惭愧，我要在有生之年，尽力为四化而努力。”并提供了对其历史比较了解的齐一夫、张英华、杨荣华、杨茂华等人的现工作单位、住址等情况。由焦作市委组织部、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落实情侦人员政策办公室”非常重视，首先对刘的申诉材料进行了初查，1988年初，落办的李亮、王世修、倪同焕等同志来到胭粉庄，见到了近70岁高龄的刘德行老人。 当时的情景是：在村的最西南角，一个杂草丛生的空旷院里，一间破瓦房，墙壁破烂，房上掉土，下雨漏水，屋内空空如野，连起码炊具都不齐全，靠墙有一床，床是由几个木棍支撑着，竹子床铺，四面透风，老人形瘦体弱，满目悲凉，贫寒之状，令人心颤。 就是这样为革命做出很大贡献的老人，在解放后的几十年中，生活还如此艰难，办案同志的心头阵阵酸楚。有的不禁凄然泪下。当刘知道来意后，老人老泪横流，他的企盼将有光明了。随后，落办的同志以对工作负责的态度，不辞辛苦，奔赴北京、南京、广州等地调查取证，终于形成了落实政策意见。 1988年，博法刑监字第1号，博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经复查认为，其本人历史曾任国民党军队的连长、排长、副官等职属实，但本人在1946年就被我军争取过来，为我军地下工作做了大量工作，解放后，又未发现有现行破坏活动，和其前妻离婚及向前妻要的12万元等均不构成犯罪，本院根据有关法律和政策之规定，判决如下：1、撤销本院1951年对刘德行的刑事判决；2、宣告对其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对参加我军前的历史问题既往不咎。落款时间为1988年2月9日。 1989年11月17日下午，在博爱县公安局，由市、县组织部、公安局负责落实政策的同志向刘宣布落实政策决定。 1989年9月26日，中共焦作市委组织部第58号文件“关于刘德行同志做情报侦察工作的处理意见”中写到：“刘德行同志系我太岳军区（后改为中原军区）情报处在敌军内部发展的正式内线情报人员……。从1946年1月至1949年9月为解放郑州、武汉、长沙等地作了大量工作，收集敌方重要情报，特别为解放武汉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已到古稀之年，又丧失劳动能力，孤身一人，又无房住，实属困难。”根据中办发[1986]16号文件精神，为使刘德行同志安度晚年。老有所养，并尊重本人意见，经省落办同意，经研究，现决定： 一、将其农业户口转为城镇非农业户口，由博爱县公安局办理。 二、经济是给予一次性补助4000元。 三、给予建房补助费4500元。 宣布过后，刘说：我为党做点工作，党还没有忘记我，我没有什么意见，不管多少，我是感谢不尽党的，以后再有什么困难，我自己能克服，不给组织找麻烦，虽然老了，还要为国分忧，我认为共产党真伟大，在我这个问题上，同志们都对我很客气。 落实政策后，刘心情舒畅，老两口又复婚，几十年前的幸福又回到二老脸上。户口转为了市民，又适逢土地承包制，又将户口办为农村户口，分得五分地，将地由人代种。买下所寄住的一间土瓦房，好心的邻居又让其使用两间。在落实政策时，组织上想在村里开大会，为其恢复名誉，但刘坚决不让，说：只要共产党还我清白，我就领情了。有人提出，原扣的工钱，应予补偿时，刘说：算了，都是胭粉庄的百姓。 中秋的细雨，淅沥了一天，我看到他们在人家院里种的月季、铁树、串串红……，在雨中各显特色。 沥沥细雨中，刘老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来到房子前面的太行博竹园，向我们介绍园中的百草园、百花园、千种竹……，其精神抖擞，叙述着人生感受，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意。 在与老人告别时，雨中的两位老人是那样的亲切、令人敬仰。 在以后的交谈中，我一次次地被他的事迹所感动，为我们焦作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而自豪。 目前，女儿：赵衡香，在河南省统计学校退休，长子：赵华昌，在石油化工部燃化七公司退休，次子：赵小刚，在郑州铁路局工作，逢年过节，一家人其乐融融。 然而，刘老年已九旬，耳聋更严重，已无法行走，对他们的照顾成了子女们的心病。 2009年元旦，我和李科长、子女们再三劝他或请保姆、或住子女家、或住公寓，刘老无一同意，表示坚决不离家。子女几次落泪相劝，始终不肯，为了不让老人生气，我们只好顺着他……。天冷了，老人多保重……。 他的故事，不亚于电影传奇，甚或还有许多惊险的事情已被岁月淹没，令人遗憾。但是，他自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夕的经历，无疑成为了他人生的辉煌亮点，永放光彩。在共和国的建立中，正是有千千万万如此平凡的人，做着如此伟大的事业，才使我们有今天的幸福日子。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将永远记住那些为祖国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功臣们。 我在想：一个聪明好学的“富家”子弟、为民族解放浴血奋战的青年抗日军官、为共和国的成立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入狱的劳改犯、被批斗的对象、清苦的老头、幸福安康的晚年……，道不尽的传奇故事，写不尽的爱情篇章。 我赞美：党和政府的伟大，使刘老的功绩载入史册。 我期盼：严冬快快过去，春天快快到来。 我祝愿：二老健康、快乐。 谨以此文表达对二位前辈的敬重。 注:2009年1月14日晚7点，刘老与世长辞，亲朋悲痛欲绝，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焦作市公安局 张保安 二○○八年十二月五日 2009年元月十三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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