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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时期，蒋介石在连续四次对苏区“围剿”失败后，仍不死心。1933年9月调集100万军队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100多架飞机进攻中央苏区。1934年6月，国民党军队分六路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损失惨重。被迫在1934年10月间，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据记载，红1军团、红8军团、红5军团三大主力红军共计4万多将士，都是从社富最后离开兴国，经过于都踏上长征路。
图：箬坑红军医院旧址
从路线图结合当地路径情况，经过或驻扎社富的红军路线是：社富——五龙——于都仓前；经过或驻扎在溪源的红军路线是：溪源——留龙——于都大小禾溪；经过或驻扎在澄龙的红军路线是：澄龙——九山——于都观音庙、富坑。据刘友文老人回忆：甲戌年（1934年）红军撤退时，九山村及大坑，海螺形等处住满了红军。白天在山上，太阳下山后行军，九山祠堂边还扎了两个医疗所，大部队走后才撤走。
红军医院选址的三个条件：一是群众基础良好；二是隐蔽，不易为敌人飞机发觉；三是便于机动，又有较为宽敞的房舍。经商定，把红军医院地址选在黄龙乡的箬坑村。
箬坑的确是一个理想场所。一是环境隐蔽，这里周边高山环绕，松、杉如盖；水口两边双峰对峙，茂林修竹。一条石阶路从水口进去，里面展现出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大村落。二是房屋宽阔。一个三进三厅二十七间的宋氏大祠堂，祠堂两边还有逃亡在外的几户地主老财的房舍可供使用。三是便于机动。山的那边便是于都地域。下山往左二十里是岭背圩，往右二、三十里是于都县城。群众基础更是没得说的，黄龙乡政府就在旁边，最后的两任区苏主席都是黄龙乡提拔上来的。刘松均、吴起蔚及黄龙乡苏主席袁德春决定，箬坑、黄龙、南坑各家各户只留外门，屋内的房间门全部送箬坑用做铺板，乡少共书记刘洪昌在门板上凿上各户名字，以便日后归还。
三天后的一个早晨，一支三、四百人的队伍迤逦来到箬坑，大多重伤员用担架抬着，少数轻伤员裹着绷带，扶着拐杖蹒跚而行。除了抬担架的和医护人员，轻、重伤员约摸二百余人。这些受伤的红军战士真是吃尽了苦头。9月21日8军团在雄冈成立的时候，指定设立的红军医院在离良村圩边四里路的下砧，但9月22日便遭遇敌军的强大进攻，良村随即为敌占领。此后半个多月里，所有的伤病员都只能随军行动，颠沛流离，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家”。
箬坑红军医院分为生活、工作、住院部三大部份。在箬坑大祠堂内大坪上放着几只禾桶装水。祠堂右侧宋福瑶的家里垒起四口大锅烧水煮饭。祠堂左侧宋悦丰家里是办公室和医护人员居住点。办公楼设在二楼一间大房间里，在楼左墙壁上毛笔书写的“办公楼”三个字现在还依稀可辩。干部及医务人员全部住在这栋房里。药房设在办公楼住房不远处宋长志家门楼左边第一间楼房，里面摆了许多药罐；住院部设在宋泽万家一栋有上下栋、中间开天井的大房子里，占地面积300余平方米。地面房间住重伤员，楼上住轻伤员。楼上8个房间全部编了号码。现在前幢已经拆除，后幢编的“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依然保留。在八号病房的墙上，至今还有用毛笔写的“此屋不是土匪屋”和“红军休养员不要乱跑”的字样。在楼下住重伤员的厅堂里就是手术室。从厅堂左边出去有一间平房做太平间。在医院对面一个叫龙形坑仂的地方，有三幢空着的四向三间相连的二层瓦屋，房主也已逃走。乡苏决定将其楼板全部撬掉用做死亡伤员的棺木。
草草安顿下来的箬坑红军医院，没有招牌、没有号声,也没有了往日红军战士生龙活虎的欢笑声。活脱脱象一座被恐怖笼罩着的炼狱。首先，那些从火线上抽调下来到这里担任医院领导、干部、医护及从事后勤事务的红军战士心里很不平衡。当命令下达的时候，院长王立中就去找过军团黄苏政委和罗荣桓主任。
“为什么不让我们随军转移，却要我们去搞红军医院？”
“没有为什么，下级服从上级，这是铁的纪律。”
“我们当兵是来打白狗子的，不是来服侍伤兵的。”
“打白狗子的目的是什么？”
“建立、巩固红色政权，为穷人闹翻身。”
“屁话，现在哪些伤员是自己的战友，是自己的阶级兄弟，他们为革命流血受伤你们都想不管不顾，还谈什么为穷人闹翻身。多救活一个伤员，多治好一个伤员，革命就多一份力量，这就是现在要你们去做的革命贡献，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
在革命的大道理面前，谁也无法抵挡，只能沉默以对。紧接着，黄政委、罗主任又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两位同志哥，现在形势这样严峻，条件这样艰苦，你们独挡一面，面对的又是一个特殊群体。过去有牢骚可以冲着领导发，现在只有下面的干部、战士和伤员冲着你们发。而你们只有忍耐，冷静、理智地面对无情的现实。我们这些革命者，哪怕是化为灰烬，也要保留100度的高温。时机一到，大风一吹，依然红色依旧，星火燎原！”
医院里的党、团组织建立起来了，各种制度建立起来了。最严格地是群众纪律。箬坑的老人回忆：所有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都很和气，很少和当地群众打交道。要借要买，都由乡苏干部办理。家住箬坑，当时的黄龙乡苏妇女代表主任刘六仂是医院购买菜蔬肉食的主要联系人员。在红军医院最后撤离的时候，医院领导还把一只铜制脸盆送给她留做纪念,其孙宋德武至今还保留着这只脸盆。有一次，几个妇女提着粟蔗去医院卖，没有卖完便将剩下的送给伤员，被干部发现，他们马上从伤员手里抢下粟蔗并插在旁边的一堆尿浆灰堆里“以惩效尤”。当时物资非常匮乏，特别是药品奇缺。
敌人自10月14日占领兴国县城后，把杰村、社富等小部份红区封锁得水泄不通。没有西药，用的几乎全部都是草药。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即使截肢也只是绑在手术台上用锯子强锯。痛苦的呼喊声震人心弦，离住院部几百米外的群众也常在三更半夜被伤员的呼喊声惊醒。伤员用过的纱布，做手术用过的药棉都丢在谷箩里，用完后拿到小河里洗掉浓血，放到池塘浸泡一个晚上，再蒸煮消毒，晒干后复用。消毒、消炎惟一的办法是开水和草药水，连盐水也没有。食盐昂贵到一枚银元购买七钱。有些偷贩私盐的，将盐缠在脚上的裹脚布里也被白军查出枪毙。
最为难得的是社富区苏政府。刘松均书记没有忘记对罗荣桓主任的承诺。在如此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区苏政府都岌岌可危的时候，仍然安排各乡各村隔天一次给医院送菜、送米、送匾进行慰问。建国后曾任社富、留龙乡长，现年82岁的退休干部曾庆丰的母亲沈招发，当时是鹭溪村妇女代表主任。一天她带着十几名妇女，挑着米菜、扛着一块“杀敌英雄”的匾额来到医院。一进祠堂大门，便看见几只被狗咬在祠堂坪上的被锯掉的伤残手脚，吓得放下红匾，仓皇离开。医院干部，医护人员总是万般无奈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红军兄弟在痛苦中“光荣”。
箬坑祠堂对面有一个山岗，原来是有钱人家用来练习跑马的地方，叫做马岽上。现在成了掩埋伤员死亡后遗体的坟场。
据现年已经87岁的当地退休干部刘杨发回忆。当年他父亲刘景坤就是负责把龙形坑仂楼板撬下，钉做棺木的。没有工资，只在医院吃一餐中饭，刘杨发那年9岁，经常跟着去玩。刘景坤把撬来的楼板钉成棺木，一共钉了七十九付。后来还有4个没有木板。83个烈士全部埋在马岽坪上，最后一个想图方便埋在上山的小路壁边，因箬坑群众反对还是抬上马岽上掩埋。
建国后，为缅怀这些长眠在马岽上的烈士英灵，双龙、黄龙两所小学每年清明都会组织学生前往敬献花圈。1965年“四清”运动时，当时的留龙公社社教工作队长毛晶波（原赣州行署教育局局长），在清明节时，曾带领驻队“四清”的解放军战士及村小学生去马岽上扫墓，并由解放军战士按群众指认地点将烈士遗骨挖起，集中堆放重新掩埋，敬献花圈。五十年代初期，上级政府还颁发一块写有“中华苏维埃红军医院”的牌子，钉在祠堂门的上方，“文革”时期被毁掉。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日益缩小，杰村、社富等圩、镇及大的村庄相继失守，新建立的兴胜县委退到了以九山为中心的游击区。为了保证医院伤员安全，兴胜县委和社富区苏政府决定将医院搬迁到南山乡的冷水坑驻扎。（摘自：家在兴国 责编：肖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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