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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从历史中走来
云南，中国西南边陲。
这里东邻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接四川省，西北角与西藏自治区相邻；西侧和西南侧与缅甸、老挝、越南毗邻，国境线长达32074米，是古往今来中国与东南亚邻邦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
云南地形地貌复杂，古老的地质变迁，造就了这块土地辽阔广袤、沟壑深邃、山峦叠嶂的独特地貌、适宜的立体气候。几千年来，有26个少数民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20世纪前，云南处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状况。生产力低下，许多少数民族仍沿用刀耕火种的陋习。没有工厂，只有零星的小作坊，用工在几人或10多人左右。
昆明商埠分布图。
1905年，云贵总督丁振锋奏请清廷批准，将昆明作为商埠自行开放。商埠区以得胜桥、塘子巷一带为中心，东边到状元楼外，西边到三节桥，南至双龙桥，北至桃园街口，周围约12华里。设有昆明商埠清查局，订立了《商埠总章》和《商埠租赁房屋专章》，后又重新修订了《云南省城南关商埠总章》。规定洋商只能在商埠区内自由居住和设商行，外国不得在埠内兴力邮政电报及交通卫生行政事宜，清政府对商埠享有治权。尽管洋人对这些规定置若罔闻，但自行开埠毕竟与被迫开埠有本质性的区别。商埠区的成片开发，使昆明的城市建设融入近代城市的理念，成为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前沿地带。
一 20世纪初云南封闭落后，缺医少药
1899年昆明城北门内侧。
时间追述到100年前，由于云南地处边疆，山多，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处于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状况，生产力非常低下，许多地方老百姓仍沿用刀耕火种陋习，老百姓食不裹腹，缺医少药。
冼马河畔。
瘟疫流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自然、经济等原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极差，天花、疟疾、鼠疫、霍乱、伤寒、麻疹、麻风、结核等疫病时常流行，为历史上有名的“瘴疬之区”。其他各种慢性疾病也一直肆虐蔓延，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毫无保障，死亡率居高不下，这种状况直到清末民国时期尚无改变。据资料记载，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870年?1900年），云南盈江两岸鼠疫大流行，患者近万人，死亡6000余。“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赶街”、 “要到盈江坝，先把老婆嫁”的民谣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盈江的惨状。
大烟馆内的瘾君子。
当时的昆明街道。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昆明几次流行鼠疫，死亡人数占当时人口的一半。当时不知此病鼠疫，只说是“痒子病” 淋巴腺肿大，不知道流行病因，无奈之余，只好在劝业场交叉路口挖一条大沟，在沟内烧起大火。尽管徒劳，也希望借此杜绝瘟病传播。
一次，昆明流行白喉、猩红热，患白喉者8750人，患猩红热者2837人，二病兼患者931人，死亡人数达3892人。据当时昆明的医生称，瘟疫传染之烈，几无家可免，死亡之众，当以万计。此疫流行，一时轰动世界，外国医界来昆考察者，不绝于途。
麻风是老昆明的一大传染病，古已有之，却无药可治。最早的办法便是将病人甚至病人全家火烧或者活理，人死病断根，并藉此断绝传染人。
据老人们回忆，当年一个军阀和老太太路过得胜桥，正好有几个麻风病人在河里洗手洗脚，卫兵见了，竟掏枪要打。老太太说这些人可怜，要儿子找个地方把他们养起来，后来就有了麻风病院。
昆明的麻风病院开始只是个收容所，1919年在金马寺狗饭田建成。说是医院，其实只有几间破烂的房屋，住着几十个严重的麻风病人，既无医无药，也无医护管理人员，只有一个院长每月去发一点口粮。
二 昆明的中医诊所和官医
昆明是云南的首府，20世纪前没有一所真正的医院，只有一些中医诊所，医疗卫生条件比较落后。出名的中医诊所，只有寥寥几家。
晚清的丽正门
施药公会。清末施药公会设于正义路三牌坊的三丰祠内。施药公会起于清初，后随世事沉浮，几起几落。同治初年，瘟疫流行，又有县绅向各街劝捐功德，照旧配药施送。光绪年间，几次将剩余的捐银购得房产铺房，收取年租为施药之资，勉强维持。
施药公会所施之药，先有普济散、红痧药，自道光后，又制送铁沙丸、冷水金丹、介极丸、七宝丹等，以治痢疾、疟疾、水泻、腹痛、瘴气等病。对于求医无门者来说，虽于病无大补，但有小补，也是一好事。
药王会。清末昆明从事中药材的群众组织叫“药王会”，会址设在三皇宫，自己还有些产业。讲迷信的昆明人，在三皇宫里供神，每年旧历正月初三要做“药王会”，乡下的药农、来昆的药帮如河南帮、江西帮、滇西帮都赶来参加，有好几百人。大家聚在一起，研究药材的品种、产量、炮制和分配，谈论麝香、麂茸、黄连、贝母、茯芩等货色及运销行情，顺便也做些交易。
小巷深处
道光年间，昆明中医药业，多集中于南城外东寺街。每年农历九月三日药王诞辰之时，要集会聚餐。想要为医的，这天要向老医师出示所学医书，回答老医师提出的问题，答得合法，就认可他为医，否则，就得当众拜师再学。后经战乱，南城外被烧成一片荒丘，医药业先后迁入城内，散居各街道，旧有组织相继废弛，一些制度也无形中废除。直到光绪末年，昆明才成立“神州医药会云南分会”，以当时名医姚静仙为首。
官医。“官医”相对于“民医”而言，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昆明设立官医局，地点在城内翊灵寺，内设官医，替人诊病，无论贫富，都免费开方，却不给药。另设医士，引种牛痘等。但到此求诊的人并不多，因为这里的医生为病人开出的方子，多是一些好人吃不病，病人吃不好的汤剂。大概也是医术不高，反正不收费，以此乱打发人。维持了几年以后，官医局于光绪二十五年“即行裁撤”。和官医局同时设立的，还有一个检疫所，经费由民间捐赠，再附设一个掩埋会，收拾城中饿孚，算是做善事。
官医局外，还有官医，多设在一些福利机构之中。计昆明监狱有狱医1人，忏作法医2人。华山西路口有一个院子，专门为外地旅客治病，设内外科医生各1人。拓东路有个残老院，设堂医一人。钱局街有个敬节堂，专门收容无人照顾的孀妇，设公医1人。柿花巷有个寄生所，专门收容外来无家产妇，设接生员1人。武成路有个育婴堂，收容遗弃的婴儿，设有种牛痘和儿科医生一人。
三 西方传教士传教布医
欧洲人来滇兴办教会、传教，是滇越铁路修通后这段时期得以大量涌入的。传教，基本是宣传“基督”、“天主”教义。但教会同时也办有学堂，学习历史、地理、自然、物理知识，比起中国传统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读“人之初、性本善”进了一步，更科学合理。教会也办有医院，用的是西医、西药、打针，它与中医迥然不同，各有妙处。清朝末年，状元袁嘉谷曾经到日本考察政务，目的是向西方学习，回国后统编了教科书，并且他一向主张“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即不排斥对外国先进经验的学习借鉴。实际上，当时教会学堂、教会医院对后来云南的教育、卫生发展，对云南的学校、医院指西医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如今开远市还保留下一幢法国人侵略云南时期的“开远医院”，在当时设备、药品均堪称一流，还可以做一些稍大的外科手术，让该地区的民众惊叹。这时期云南不少城镇建盖了医院，房子样式、医疗设备、药品、人员培训都是按西方的。西医医疗见效快，科学合理，很快就为市民接受。把庙宇改学堂，学生学习物理、化学、数学知识蔚然成风。学习在于借鉴，“采他山之石攻玉”有什么不好?时至今日，昆明市的一些老年人还清楚地记得“洋姨娘”传教士、修女在昆明街头发“洋画片”的事。她们一个个满脸笑容，穿黑色长裙，戴白帽，披白色披肩。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打扮怪怪的，一身缟素，与那张白皙、和蔼的脸庞似乎不太协调，让人感到可亲又可怖。见到小孩就道一声“Hello!”你好!，然后递给一张洋画片，上边印着一些欧美的童话故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也有一些圣经故事，如《圣母玛丽亚》、《西斯廷圣母》、《维纳斯》等，极大地吸引了春城的小孩，小孩子不可能知道上边的故事，却被艳丽的色彩及不同于东方的外国洋人形象所吸引，这亦为传播西方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滇越铁路同时也是外来文化之传播线。
法国传教士
建于圆通寺旁的法文学堂
早期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经验已告诉了后来者，无论对传教士个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抑或是对教会布道事业的开展，掌握一些医疗科学卫生知识和技能是每个来华特别是奉派到边疆地区“拓荒”传教士们的基本素质和开展传教活动的必备条件之一。可以说，这时期基督教在边疆各地的传布都是首先从行医起步的，各地群众与传教士的最初接触也大多以治病为媒介。在滇中彝、苗族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当地群众寻医不成引来“神”的故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据说，武定县洒普山苗寨一个姓龙的老人因其子染上了麻风病，急得四处寻医，当他在刚从贵州迁至邻村的苗族人马爱富口中得知“安顺有一种红头发、蓝眼睛的人，什么病都能治好，而且不要钱”的消息后，便立即卖掉家中的1条黄牛作路费，踏上了崎岖的寻医路。龙老人的到来引起了安顺传教士的关注，他详细询问了武定一带苗族的情况，并以洒普山属云南为由，把龙老人介绍给正在昭通活动的传教士柏格里。不久，柏格里带着数名苗族教徒经昆明、富民来到武定洒普山及其周边各县进行宗教考查，确定以此地为据点开辟新的布道区。数年后， 中华滇北内地会苗族总堂逐渐发展成为后来滇中地区基督教的中心教堂所在地。
城中平政街天主教堂内的教民
在基督教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布史上，施医散药以引人入教是西方传教士传教的辅助手段之一。清末至民国时期，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布道的传教士们不但继承了这一传教传统，而且挟势在其一些布道区的中心地陆续设立了一些专业化的西医院。
福滇医院。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传教士帕格里在昭通县开办诊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扩建为医院。医院设病床10张，有医师1人，护士1人，勤杂工2人。
蒙自法国医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法国驻昆明领事府在蒙自设立法国医院。开初只收治外国人、铁路职工以及在洋行和海关工作的中国人。民国5年（1916年）以后，才开始收治一般中国平民。医院有法籍医师1人，越籍副医师1人，越籍护士6??7人。
福音医院。英国传教士盖吉士和加拿大传教士敕洪恩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大理县福音堂内开设诊所。后该院设病床32张，可作血、尿、粪常规检验和伤寒、梅毒等病的血清检验，能施行一般下腹部手术。
圣保罗教会诊所。1911年，法国天主教圣保罗教会昆明分会在昆明高地巷设立圣保罗孤儿院，有技术不高的几名医务人员为孤儿治病，并设一门诊部面向市民，名为“贫民诊所”，接诊病人极少。
车里（景洪）美国长老教会医院。车里美国长老教会医院创办于民国2年（1913年），创办人为传教士古丁柏和巴克医生夫妇，随后有纳尔逊医生、托马斯医生等。医院设备好，能实施阑尾切除、膀胱取石等手术。由于对疟疾能确诊，治愈率高，对群众认识“瘴疠”的本质有所帮助。纳尔逊医生是美国医学博士，在车里期间学会傣语，曾培养2名傣族人为医生。
惠滇医院。民国初年，属英国系统的基督教香港中华圣公会在昆明万钟街设立中华圣公会圣约翰堂，并在教堂内设诊所。英人蓝斯德主持教务，英人李惠来主持诊所。诊所人员边为患者诊治，边向患者布道，邀约患者星期天到教堂做礼拜，每月就诊人数为千余。民国九年（1920年），圣公会又购得金碧路的几块土地，修建医院，为标榜英国教会对云南的“恩泽”，命名为“惠滇医院”。该院有医护人员50余，病床87张，分设内、外、妇产诸科，医疗检测设备较好。其住院部分三等：特等、头等、普通。特等、头等收费极高，非普通市民所能企及，即使普通病房的收费，广大贫苦市民亦难于承受。该院年门诊量为五万余人次，是当时昆明各大医院中门诊量最高的。年收治住院病人2000余，低于昆华医院。主持该院的先后有李惠来、谭幸、华德生等 均是英国人。该院在诊治患者时，即向患者及家属公开布道。
惠滇医院医务人员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四）
滇越铁路通车，带来现代文明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
滇越铁路是云南第一条铁路。1898年，法国以武力相挟取得滇越铁路修筑权。1903年，中法签订《滇越铁路章程》，滇越铁路云南段正式动工。1910年3月全线竣工，全长850公里，其中云南段466公里。法国殖民者力图通过滇越铁路控制云南的对外交通命脉，垄断云南的商业贸易。然而，作为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和文化传播工具，滇越铁路也促进了昆明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繁荣，使昆明由内贸型城市向外贸型城市转化。为引进先进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创造条件，推动了昆明工业的发展，还带来昆明市政建设、消费时尚、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变化。昆明从一个封闭的边疆古城，一跃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重要门户。
当时的昆明站外景
昆明站站台内侧
滇越铁路通车典礼
1910年，为满足火车总站的用电需求，昆明地方士绅王鸿图聚集官商股金银元25万元，成立“云南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进全部机器设备，在安宁石龙坝兴建水电站。1912年4月，石龙坝水电站建成发电，装机容量600千瓦，可供照明电灯6000余盏。
1912年4月12日，是昆明人难以忘怀的日子。是日早晨，昆明各界人士、城内外男女老幼汇集翠湖海心亭，参加开灯庆典。晚上，在热烈的掌声中，悬挂于翠湖海心亭的电灯亮了起来；三牌坊、金马碧鸡坊悬挂的数十只500瓦的白炽灯亦华光齐放。昆明人第一次看到电灯的光明，昆明成为全国最早使用电灯的城市之一。石龙坝水电站是我国最早修建的水电站，比我国东北的小丰满水电站早27年。石龙坝水电站的建成，体现了昆明一批近代实业家之“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开放的胸襟。
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石龙坝水电站的发电机组
铁路通车，逐步改变了云南人原有的生活状况。法式建筑的医院、教堂、商店、住宅多起来了，电灯、电话、自来水、汽车等逐步进入铁路沿线一部分人的生活中。高规格的现代化享受，令那些僻远的山民们心跳加速。随之，人们的思想、生活观念、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也逐渐发生变化。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电灯、电话可能是奢侈品，但此时滇南与滇中的普通老百姓已经用上棉布、棉纱、铁钉、钮扣、蜡烛、玻璃器皿、镜子、火柴、煤油、汽油、肥皂、牙膏、马口铁、缝纫机、罐头等许多人们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用过的物品。这些都是小东西，但却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极大方便，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滇越铁路对云南的冲击、影响，最直接的就是人们生活上发生的变化及促进了云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和城镇建设、消费时尚、思想观念的改变。作家马子华先生回忆：“昆明市金碧路一带，就成了租界一样的地方，许多洋行都成立起来，有日本、德国、捷克等很多国家的洋行，主要是法国的。整个昆明，有钱人要盖房子，都是请的越南的工人，法国的设计师，改成法国式的。”可以想见，当年法兰西之风沿着滇越铁路如飓风吹来之时，不仅影响了整个昆明乃至云南的政治、经济，而且还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无法用数字来统计。从此，云南的建设速度，沿着滇越铁路，变成了火车轮子的速度及列车行进的速度。
云南都督府大门欧式建筑
滇越铁路的建设、开通，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最早地、大规模地带进云南人民社会生活与生产建建设中。当中原一带的满清大员还在行跪拜礼、晚上点小油灯、出门骑马坐轿时，云南已开始见面握手、点电灯及乘坐铁路列车了。火车是工业文明的一种象征，滇越铁路列车的开通运转，沟通、加强了云南与内地、与海外的经济往来及文化交流，同时也加速了云南自身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形成了滇越铁路列车通车后，在历史上及在云南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特殊、快捷的效应和影响。
观西洋镜
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五）
“大法医院”搬迁至巡津街
在洋人开办的医院或诊所中，有一定规模，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就是“大法医院”，老百姓习惯地叫“法国医院”。
法国领事馆
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八月，法国领事馆在昆明开办了“大法医院”，这是昆明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地址在华山西路升平坡。这里原来是清末临元镇镇台驻昆明的行馆，俗称临元镇公馆，即今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址。法国医院开办时仅有医师、护土6至7人，设有门诊，治疗免费，后来看病的人多起来，又开始收费。光绪二十九年，法国人又在三棵树巷设立“大法医院附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学医，这是昆明最早的西医学校。学校招生46人，全部免费。由于条件限制，学人体解剖用的是狗或猪的内脏。学校每天授课3小时，其余时间在医院打杂当助手，也算是学习。中国籍学生一般只分派在外诊疗室，越南人则分在内诊疗室。
滇越铁路通车后，“大法医院”成为当时的铁路医院。由于院址狭小，设备简陋，适应不了铁路职工和旅客的诊疗需求，在法国外交部驻云南交涉员公署和滇越铁路公司的的支持下，于1912年在巡津街购买了希腊人建盖的作为旅馆的三层洋楼和庭院，成立了“甘美医院”。
“法国医院”1912年迁至巡津街，后改名“甘美医院”（今“市第一人民医院”）。
“大法医院”为什么要搬迁至巡津街？除原址不适应铁路职工和旅客的诊疗需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巡津街已成为当时昆明最繁华、达官贵人、商贾聚集之地。
滇越铁路通车后，火车站就在巡津街附近。
旧时代的昆明人口少，然而金碧路一带却热闹非凡，全国各地人都有在此经商的。巡津街南起双龙桥，北至金碧路，因在盘龙江西岸河堤上，俗称大河埂，清代在此设有巡视汛情的岗哨，故名巡津堤。清末逐渐形成街道，民国初年取名“巡津街”，早年“英美烟草公司”和法国酒店曾设于此。白天，街两边的店铺全部打开做生意，黄昏，店铺关门后，夜市就在街市登场了。只见商贩们有的挑，有的背，有的用车推，全部带着自己的商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巡津街市场。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内容丰富，金银铜铁、珠宝玉器，古籍书、瓷器、针头线脑等应有尽有。
“甘美医院”法国楼南侧200米处，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大楼边上，是名噪一时的“商务酒店”。“商务酒店”与“甘美医院”是一家，酒店装潢豪华，设备时尚，配有舞厅。当时的富商、名流、党政军要人、越南官僚，休假、玩乐都到“商务酒店”。在“商务酒店”南边，现在是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30号大院，原是“甘美医院”员工住所。一位姓阮的越南籍副院长，住的时间很长，有人至今仍记得这位越南籍副院长。
巡津街一侧临盘龙江，背靠茭瓜塘。茭瓜塘为当年云南省高官的别墅区，建筑风格多为中西合璧式，且美国使馆、法国医院、陆良会馆均在附近，故老昆明又称它为洋楼街。清末民初，昆明周围的运输以水运为主，盘龙江上码头林立。过往船只都会在此停泊装卸货物，船夫们上岸去吃点东西喝杯酒，于是这里便形成了著名的昆明26景之一 巡津夜市（云津夜市）。
云津夜市。
当时昆明还流行一首诗描述云津夜市的盛况：
云津夜市
云津桥上望，灯火万千家。
问夜人沽酒，寻店客系搓。
城遥更漏尽，月圆市声哗。
破晓阑尽兴，疏钟传太华。
两广至昆明经商的人迅速增多。“由金马坊至云津铺之一大段街上，便为两粤商人聚集之地，专营广洋杂货商业，遂自名为“广聚街”。
20世纪初，滇越铁路通车，昆明当局开放商埠，又选中了得胜桥的金碧路、拓东路一带。从此以后，得胜桥重新云集商旅，逐渐繁华起来。桥旁的巡津街洋行林立，高鼻子的西洋人，矮个子的日本人，长辫子的高等华人频繁出入。广聚了商人、土货、洋货、山货、假货，很畸形的繁盛了一段日子。今天我们见到的得胜桥，已于1985年4月重修完毕，现有快慢车道和人行道，比原来宽了几倍。桥上车水马龙，畅通无阻，近旁现代商业，又是一番繁华景象，往昔兴衰之事，早已无痕迹可循了。
清末民初，洋货大量进口，不能不在昆明的社会、经济、时尚等方面激起许多变化。时人称从马市口到得胜桥，两旁商店塞满的商品，无非是洋纱、洋布、洋油、洋纸、洋酒、洋纸烟、洋罐头、洋杂货、洋铜铁器具、洋玩具等，应有尽有，无一不备。老昆明人吃的、穿的、用的，无一不照顾外人，也无一不依赖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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