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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极普通的毛毯，破旧，缝缝补补的，有火烧和刀砍的印迹，在地摊上随便买一条，都比它艳丽比它暖和比它好看。多少年了，它仍旧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朱德总司令的卧室里，方方正正地折叠着，静静的。它不起眼，当年却是朱德司令的宝贝，董掁堂将军是何时赠给朱老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然后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论是风餐露宿，还是在延安窑洞，它都陪伴着朱老总戎马岁月，贴心体已，知冷知热。这其间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西安事变时，西安正是下着鹅毛大雪，中华民族更是到了一个最紧要的关口，前路漫漫，周恩来副主席准备远赴西安的前夕，朱老总前来送行，将毛毯硬塞给周副主席。1937年5月，周副主席从延安赶赴西安，刚出延安地界，在劳山突然遭到匪徒偷袭，周副主席跳下汽车，沉着指挥随行人员边打边撤，幸好脱险，毛毯却落在打坏的汽车里，匪徒们诡计未成，火冒三丈，气急败坏，穷凶极恶地在毛毯上砍了十几刀，当闻讯赶来的红军战士击溃悍匪，毛毯又失而复得。当年9月，朱总司令将率八路军赴山西太行山抗日前线，天渐蓝渐高，天气也渐渐凉了下来，周副主席又将邓颖超精心缝补的毛毯回赠给朱老总。后来朱德总司令写下二行诗：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想必当时毛毯派上大用场了。一条毛毯，在物质溃乏的战争年代尤其珍贵，更为珍贵的是，其中彰显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那种高尚情谊。他们也送礼，礼物表达的却不是金钱、利益，而是真正的关心与温暖。感言：伟人不仅是有金戈铁马的一面，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我们可以看他们的一些细节，比如一条毛毯所含蕴的历史信息。小时候的乡下，夏夜里，我们一群小伙伴玩捉迷藏、玩打仗的游戏，玩累了，便歇在稻场边的条石上，对着月亮，一首首地唱儿歌，这声音可以在平原上传得很远，甚至现在我还仿佛清楚地记得几句：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青油灯用的油，就是菜油，看来老鼠不光爱吃大米，也爱吃油。去年回老家祭祖，有一个仪式，用一个瓷碗，倒上小半碗油，青灯如豆，如梦似幻，让人禁不住想起父母健在的那些岁月。除了青油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也用过煤油灯，是有玻璃罩的那种，能挡风，有个机关，可以调节灯芯的长度，调亮调暗，我记忆中，一家人常常是这样的：我伏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母亲在一边纳着鞋底，父亲在门口不声不响地收拾农具，煤油灯向上总连着一股子黑烟，屋顶被熏成油腻腻的一块块的黑，小屋更显得逼仄和暗，但是那灯光，现在看来，有一种遥远的温暖。听到过延安的朋友讲，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也陈列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铁皮做的，表面涂着一层褐红的防锈漆，放的油不多，绵线的灯芯从煤油里浮出一小截，这煤油灯太矮，伏案写字的时候，需要在油灯下垫一个10厘米高的圆柱木头。它太普通了，延安时期，干部学生群众都用它，但是它又不普通，在这样一盏油灯的微弱灯光下，毛主席写了那么多光辉的篇章，比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收录的159篇著作，有112篇写作于延安时期，其中就有40多篇在小煤油灯下写成的，可以说，在这样一盏普通的又不普通的灯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点亮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指引了中国革命的航程。当年，美国记者斯特朗访问延安时，看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在思考问题时，把灯光捻小，挥笔写作时，才将灯光捻大，所以他在《北行漫记》里讲：“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却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感言：一盏青油灯照亮我的童年，一盏家乡的煤油灯照亮我的乡愁，从小家想到国家，想到延安的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它既普通又非凡，呈现出一种艰苦朴素的精神，延安的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它照亮了整个中国，并且精神的光将永远照耀下去。杨家岭的早晨，阳光在延水河中闪烁，不远处的半山腰上，一孔孔安静的窑洞，每一孔窑洞很小，却都是历史的鸿篇巨制。走进毛主席住过的窑洞，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张旧木床、一条桌案、四壁黄土、一盏油灯。1937年1月中共中央自保安迁到延安，毛主席就在这里，面壁黄土，胸怀天下，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得以发展成熟，不断完善，形成体系。这里最单调，却有世界上最传奇的色彩。这里是全世界最小的指挥所，却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杨家岭窑洞前的有一方小桌边，毛泽东会见过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关于窑洞，斯特朗后来在《北行漫记》里这样写：“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有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陕北窑洞和中国革命的结合，充满戏剧性的偶然，更有某种必然。窑洞就是母亲。陕北窑洞以其特有的宽厚、敦实，接纳包容了这支队伍，同时也用温暖的黄土和小米汤滋养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孕育了伟大的思想，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初步结合。物质的匮乏并不能消磨共产党人的斗志，反倒能激起最大的热情、最强的理性。抗战时期，华侨领袖陈嘉庚从访问重庆到造访延安，对比重庆的奢华铺张和窑洞的简朴活泼气象后，心里便清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确如陈嘉庚所预言，延安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更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感言：陕北窑洞，作为过去岁月的陈迹，已经成为红色文化的一个符号，一个载体，它和延河水，宝塔山，杨家岭，领袖和人民一起构成丰富瑰丽的延安精神的象征，它对我们仍旧并用永远有一种朴素的神启般的意义。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书的名字，一个美国记者写的，作者叫埃德加?斯诺。这个人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1970年，尼克松访华前，他就和毛主席、周总理，还有希哈努克亲王等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城楼下是红卫兵的海洋。中美之间紧闭的门要打开了，不管埃德加?斯诺在西方世界中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作为一个暗示：红色中国和美国人民是朋友，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埃德加?斯诺可以象征美国人民，他是第一个把红色中国报道给世界的人，70年代他也可以向世界传递某种政治信息。曾经，他让世界发现了另一个中国，他是第一个冲破国民党封锁进入红色区域的美国记者，那是1936年，中央红军刚刚在陕北站住脚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15年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几乎一无所知，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是“赤匪”，也没有一个西方观察家走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那时，中国共产党急需宣传自己并希望拥有话语权，想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密电上海的地下党，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记者和医生到苏区访问，通过宋庆龄介绍了埃德加?斯诺，当时斯诺年届而立，并且在中国当了7年记者，对中国的状况有客观深刻的洞悉，是合适的人选。埃德加?斯诺被称作是冒险家和梦想家，冒险是因为红色区域是一个未知区域，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结果可能有两种，要么大有收获，要么脑袋搬家，斯诺在书中说：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用一位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1936年在保安的斯诺几乎每晚都去毛泽东的住处谈话，他亲历苏区的斗争、生产和生活，他发现人民的力量，实地采访报道红军及其将领的情况，拍纪录片，客观公正地传达了红色中国的声音。回到北平，他为英美报刊写通讯，轰动一时，1937年，汇编成书《红星照耀中国》成为永远的经典，第二年又被翻译回来，成为中文，当时在上海出版，那个环境，《红星照耀中国》这个名字不能用，太打眼了，就叫《西行漫记》。斯诺后来说：“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1972年斯诺在瑞士逝世，他骨灰的一部分埋在了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他说：“我爱中国，我的一部分在那里…”宋庆龄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写道：“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他们研究中国的历史。”感言：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第一个客观地把中国红色的声音传播出去，让世界知道另一个“活的中国”，提供一个角度研究中国的历史，40年代初，他也访问过延安，使我们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发展有具体的了解，用一种历史的、世界的眼光去看它。《游击队歌》背后的故事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文艺界组织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祖国各地，以文艺的形式宣传抗日。10月，贺绿汀和马彦祥、塞克、聂绀弩、崔嵬、欧阳山尊、宋之的、贺绿汀等一批著名文艺家，组成了抗日救亡第一演剧队。他们由上海出发，走一站，演一站，号召全民抗战。年底，演剧一队到达八路军总部的驻地山西临汾，和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会合。尽管一路上忙忙碌碌，贺绿汀一直没有忘记寻找创作素材，他一有空就与八路军战士泡在一起，搜集有关八路军游击战的资料。贺绿汀不久就听到了一场关于游击战术的报告，是时任国民革命军18集团军少将参谋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的演讲，他绘声绘色的描述：密林里、高岗上；青纱帐、绿水旁……,将贺绿汀带进了一个游击健儿英勇杀敌的战场，激动不已，想到从上海到临汾来的路上，在防空洞里听到的高射机枪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由此触发了他的灵感，创作出了《游击队歌》欢快的前奏。虽然正值寒冬的夜晚，贺绿汀一夜无眠，一首经典的抗战歌曲在他手中诞生了，“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自此《游击队歌》风靡全国，成为抗战时期的“流行曲”，成为20世纪中国最经典的合唱单曲之一。转眼间到了1938年的春节，在山西洪洞县高庄正在举行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中央特地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台晚会。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们都在现场，当《游击队歌》一曲终了，全场沸腾了，掌声经久不息。朱德更是掏出身上的小本子抄下这首歌，并说这是战士需要的歌。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行军途中总是哼唱不停。周总理在1964年担任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总导演，就特意将这首歌收录进去。并说：“这首歌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好听，群众爱唱，当时对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人民批准的作品。有的时候需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松的东西，有统一也要有变化，革命是广阔的，革命的感情也应该是丰富的。”《游击队歌》的传唱，迅速红遍全国城乡，甚至在敌占区，人们也常常听到这首歌，一群群热血青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听了这首歌后又背着背包唱着歌奔赴延安。毛泽东挨骂红军到陕北初期，不象长征时那样难，但是陕北连年大旱，一下子几万红军来了，要张口吃饭，加上鬼子在根据地扫荡，国民党对苏区封锁，所以粮食是个大问题。有一个小村，几十户人家，在延安城北，村里有个女人叫伍兰花，男人是个傻子，全家六口全靠她一人，她无力交公粮，实在没办法，村干部就把期限推到下一年，第二年收成又不好，公粮还是交不上，村长也急，来催粮的时候，伍兰花正坐在门坎上纳鞋底，村长要公粮，她说没有，村长一把夺过鞋底，伍兰花就从门洞里提出一个小口袋，气咻咻地，扔到门外，狠狠地说：“ 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年的口粮，你们要拿，就把我家六口人的命都拿去”。村长真去拿粮食，她边哭边骂。“你敢骂共产党？”村长这么一激，女人干脆放起泼来：“我不但要骂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前两天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呢？”前二天确实打了个炸雷，当时边区政府在开县长联席会，讨论的也是粮食问题，毛主席也在座，天上下着雷阵雨，突然一个炸雷打下来，击中了礼堂的一根柱子，延川县的县长李彩云也触电身亡，还有7个人受伤。伍兰花这一骂，就被抓了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真是无法无天，不想活了，毛主席知道这事，就把伍兰花叫来了解情况，他说：“我这个脑袋值钱哩，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要我死，你总得说出个道理嘛？”伍兰花就竹筒倒豆子，把缴不上公粮，气急了骂毛主席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都说了，还说村子里百姓负担太重了。毛泽东听罢，沉思良久，他跟秘书说：马上送伍兰花回去，她讲真话，是给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粮食问题，看来不光是头痛，更是火烧眉毛，非立即解决不可。中央经过反思，调查研究决定，抓两件事：一个是生产，中央领导带头开荒，军队屯田自给，移民开荒，减租减息，劳动竞赛，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再一个是精兵简政，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在党、政、军机关全面实行，裁减了大量财政供养人员。到1942年底，最困难的时期度过了，农民负担轻了，党群、干群及军地关系也更密切了。感言：实事求是，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替群众着想，为人民办事，你必须了解实际情况，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切实解决问题，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问题和困难，但是相同的是，要有为民之心，要有勇气。诺尔曼.白求恩诺尔曼.白求恩，中国亿万家庭都知道这个名字，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背老三篇，其中就有《纪念白求恩》：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摸着脑袋想一下，上世纪30年代末，全球大都在二战的腥风血雨中，加拿大的国土上没打仗，西方物质条件也好，一个加拿大人，从地球的那边跑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带着数千美金的医疗设备支援延安的抗战，那时候，数千美金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他为了什么？图的什么？这个答案就在他最后的遗言里。1939年11月10日，当白求恩病危，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亲爱的聂（荣臻）司令员，我今天觉得非常不好，也许就要和你们永别了，请转答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战场最需要的是白求恩这样的人才，那时医药奇缺，高明的医生更少，一个高明的医生能够抢多少生命？能够让多少受伤的战士尽快康复？我们现在引进人才首先谈条件，待遇如何，象一句老话说的：条斧开出来。而且现在一些医生拿工资也拿红包。在延安，毛主席会见白求恩，毛主席的意思是，让他留在延安主持边区医院的工作，但白求恩说：“我要到抗日前线去”。这个回答放到现在就是：我不留北京，要去西藏，那里更需要我。他到晋察冀军区，作军医的卫生顾问，工资是每月100银元，这太高了，他不要，他说我来是支援抗战的，要钱干什么，要吃好穿好，就在加拿大，不来了。一件小事是，伤员被子湿了，没换的，他把自己的被子盖在伤员身上，自己休息只盖一件大衣，天冷，他想的是伤员多痛，而自己是个健康人，能扛得住。在冀中平原，10月的一天，白求恩和医生们在战地做手术，敌人扑过来了，已经和警卫分队交上火，在场的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命令他转移，但是白求恩象没听见，继续做手术，到最后一个伤员时，已经十分危险了，伤员大声说，你们走吧，我不能连累你们。给我一颗手榴弹，我和鬼子拚了，白求恩一边给他解绷带，一边说，孩子，现在给我几分钟，以后我还可以治好你，不然，你的这条腿就完了，就是这次手术，他的左手指被碎骨刺破，当时也没在意，四天后，前线来了名伤员，有传染病，他去做这个手术，传染了，不几天，病情恶化了，还在大雪中奔走几十里，为二百多伤员做了检查，为几十名伤员做了手术，到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把一颗心献给中国，把精神留给我们。小毛驴和汽车1943年秋天，一头小毛驴驮着几袋沉甸甸的粮食往延安城里赶，这路它太熟了，就象拉磨，闭着眼睛也能走，它知道，转过前面的杨树崖，太阳升起的地方，便是延安城了。这时候，出现了意外，一辆汽车在前面拖着一条烟尘的黄龙就逼过来了，它当然没见过这钢铁的怪物，所以第一个感觉就是恐惧和惊讶，第一个反应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跑了。赶驴的是个中年人，乐呵呵的，嘴里哼着信天游，就象阿宝唱的那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两年大生产运动，军民共建，边区的生活好了，丰收了，粮食足，所以起了个大早，到城里交公粮，假如有点时间，也想逛一下延安城，前面汽车来的时候，他本能地往旁边让，但是驴子犟起来，脾气上来了，八匹马也拉不回。所以他看着散落在地的粮食，路上又没人，一个人也没有分身术，去追驴子也不是，照看粮食也不是。开车的周希林，是个老师傅，本来可以开慢一些，但是这个会很重要，前面的山崖将视线挡住了，所以过了山崖，在看到那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按喇叭，请老乡让路，谁知道老乡听懂了，驴没懂，老乡让开一条路，所以他就准备绕过地上的粮食，一路风驰电挚地过去，但是车内一个声音说：老周，你停一下。说这话的是毛泽东，车停好，他便走到老乡身边，表示谦意，一问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交公粮不就是支援革命，支援抗战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支援革命的铁杆粉丝，所以毛主席就和老乡商量：“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它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主席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主席就让老周掉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这事干完，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不敢说，心想，芝麻大的事，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主席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是咱们不对。（毛主席没说你不对，说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的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篇小文要从一首《临江仙》词牌的词开头：“壁上红旗落照，西风漫卷孤城，延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是毛主席写给丁玲女士的，毛主席给作家写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的一首给了丁玲。1936年12月30日，毛主席写好了这首词，很高兴，用电报的形式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这个时间距离11月23日毛主席批准丁玲上前线只有1个多月，由于工作调动，当时她没有收到，后来见到主席，主席挥笔亲自写给了她，她泪水就流下来了，真的受宠若惊。词的前面几句回忆丁玲投奔延安时，中央在窑洞为她举行欢迎宴会的情形，当时出席宴会的有毛主席、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半个政治局来了，规格太高了，毛主席说延安人物一时新，是说延安领导层崭新的精神风貌，或者是不是也把丁玲当作延安人物了，不得而知。出牢人是指丁玲，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逮捕，关进了监狱，直到1936年秋天，中共党组织的多方营救她才自由，投奔延安。毛泽东是久闻丁玲大名的，她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都很著名，而且曾经她和杨开慧是同窗好友，杨大她3岁，常以姐妹相称。毛主席本身是个伟大的诗人，大诗人见到大作家再加上又是同乡又是小妹，所以为她写首词，说她一枝笔抵得上三千精兵，看重她也不奇怪。1937年1月31日，为徐特立贺六十大寿，丁玲和徐梦秋、周小舟三个年轻人买了一块红缎子，拟凑一首打油诗相赠。前两句写长征，后两句写祝福，刚写好，毛主席来了，他就用湖南话念：“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念完，毛泽东说：“写得很实际，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有时要几年，几十年，有些人你一生也了解不透。”大家一起感慨，话题又说到林伯渠，丁玲随口说：林老管经济好，是个称职的财政大臣，这话明显错了，丁玲说完就后悔，因为这话把毛主席比作了皇帝，但是主席没有批评她。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毛主席题报头，丁玲负责文艺专栏，专栏也发过一些批评文章，被批评的人不舒服，所以后来丁玲就请教毛主席：“主席，您在文章中批评了人家，人家服气，而我写的文章，人家为何总有反感呢？”毛泽东望着丁玲：“批评人家要事实求是，讲点辩证法。先把人家的长处说一说，并且要说透，然后再对人家的错误或缺点进行批评，他就服气了。”1942年5月21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首次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会上还特地提到丁玲。1948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问世，它映现出中国农村伟大历史变革生活画面，是“史诗似的作品”，并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感言：从24岁时 “莎菲女士”，到44岁时的“桑干河上”，从表现追求个性解放到投身唤醒亿万农民的民主革命，丁玲文学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60年的文学生涯，?400多万字的精品佳作，丁玲在最广阔、最深刻、最严酷的人生体验中，铸就了传奇人生。穿草鞋跳交谊舞1941年底，陆陆续续，大批高干到中央党校学习，前方紧张，系统学的机会少，所以同志们见到马列的书，如饥似渴，上课学，开会学，点着煤油灯熬夜学，和现在要高考的学生差不多。彭真是党校的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就开会动员大家参加文娱活动，说：读书不参加文娱活动，把身体搞垮了，学一肚子马列主义有什么用呢？带到棺材里去？学校嘛，准备拿点钱买器材，花钱买棺材，不如花钱吃药，花钱吃药，不如花钱搞点文体活动。所以，党校就将一间食堂，改成“俱乐部”，扑克、麻将、象棋、围棋、军棋、跳棋、乒乓球、克郎球都有，下了课，这里便猛将如云，最好玩的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有时候也会为了一步棋掐起来，争得脸红脖子粗。每个星期六晚上，俱乐部开舞会，学员们穿着草鞋跳交谊舞，夏天热，就到球场上跳。那时有个顺口溜：“ 看不惯，试试看，一头汗，死了算。”就是你看别人跳得难看，自己去试一下，说不定更难看，但是试着试着，有瘾了，跳得满头大汗，过瘾啊，跳死算了。当然这是夸张，没有听说谁跳死的。跳舞伴奏，开始是借邓发的留声机，但是很快，翻来复去就那几张唱片，不过瘾。“舞迷”就把自己唱片拿出来，快四步、慢四步、快三步、慢三步、探戈、伦巴、布罗斯都能跳，人越来越多，留声机声音太小，就向军委借来扩音器，没电源，开舞会时，就用人摇马达发电，两个人一组，轮换着摇。后来，听乐曲还是不过瘾，党校就组织了个乐队，扬琴、二胡、笛子、月琴都有，广东音乐，如《雨打芭蕉》、《焦石鸣琴》等，陕北民歌有《三十里铺》、《打黄羊》都来。党校这边热闹，鲁艺的、联政的、八路军总部的乐队也不含糊，经常被请过来凑热闹，所以更热闹。叶剑英是八路军的参谋长，八路军的乐队来，叶剑英总是随车一起来压阵，他和熟悉的学员打打招呼，问问情况，然后舞会开始，他的扬琴打得很好，总是在乐队里奏几只曲子，露几手，然后再下舞池，在《小桃红》、《昭君怨》、《旱天雷》等民乐中，翩翩起舞。1943?年2月9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了，过几天星期六，平时的舞会就成了庆祝舞会，两条标语灯合并成一条，另一条换成“庆祝斯大林格勒的伟大胜利”；两边14根柱子上插上柱灯；顶棚下是两盏大汽灯，换成五彩的灯罩，气氛热烈、喜庆。舞会开始不久，毛主席来了。他健步走进舞厅，走进舞池，迈步起舞。他和蔼的面容，端庄的舞姿，和人们一起，在欢乐的庆祝中。感言：看到现在的乡村，傍晚，村长门前的音响响起来，村民们老老少少一起学跳舞的情形，我就想到延安的穿着草鞋跳舞。其实革命不全是紧张，不全是战争，它也是生活，包括物质的，精神的。“为了更好地生活”，它不是一个口号，它只是一个过程，是每一个生活的瞬间，生活，更好地生活。领袖与农民杨步浩，就是陕北的一个农民，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是劳模英雄。中央红军到延安时，他分了地，分了窑，当年他二十岁，刚娶了婆姨，又没有负担，心里那个美，有劲，全使在地里。所以他种的麦子、谷子格外好。一次，他和其他劳模一起到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听王震讲：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要开荒种地，生产任务目标确定下来，也不含糊，公粮也不能少交。杨步浩心里格登一下，寻思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要多忙有多忙，时间金贵得很，如果整天蹲在地里，岂不是耽误了领导抗战领导革命的大事吗？所以就想代耕代交公粮，把想法跟乡长说了，乡长一层层报上去，主席知道了，同意了，就叫下面问，那么代耕有什么条件呢？杨步浩说了四个四：四头驴子、四把犁头、四把犁耙、四担小米。为什么要四份呢？是因为一个人种四个人的田地：毛主席一份，周副主席一份，朱总司令一份，自己的一份。事情定了下来，他白天干，晚上打着火把也干，结果，当年就丰收了。把四份公粮交了上去，还有很多剩余的，也一起交了上去。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喜欢吃辣椒，杨步浩更是知道，所以他隔三岔五地就挑一对柳条筐，两头是红的西红柿，鲜的辣椒，刚下的鸡蛋…..，到中央领导那里串门，走亲戚一样，中央领导也喜欢他，常留他吃饭，这样在延安好些年了，有感情。1952年，杨步浩说要去看毛主席，到地委去开了介绍信，买了火车票，买了二十四尺布，做了二十四个小口袋，白面馍、黑面馍、小米、玉米、瓜子、南瓜……等等，分别装好，装在大麻袋中一系，就扛上了火车。到了中南海，警卫不让进，杨步浩就拿出一张当年送金匾的照片，警卫一看，说：哪个是你啊？杨步浩说，你看到匾下两条腿吗？那就是我。别人都忙着敲锣打鼓，我一看没有人拿匾，只好我拿了，说完就撩起裤管，说，你比比看，是不是我的腿？警卫还是不让进，杨步浩急了，拿出第二张照片，这一张是周恩来和他换鞋子，他正弯腰，不知是哪个记者按下了快门，所以警卫拿照片七看八看，还是看不到他的脸，只看到他的大半个后背，警卫仍然不让进。他只好递上介绍信，警卫还是搞不明白，就跟里面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江青坐了一辆轿车出来，把他接了进去。在毛主席家吃第一顿饭，他就吃了九个大面馍和一碗大米饭，毛主席见他吃这么多，问是不是火车上没吃饭？他说没顾上吃，一直在激动。就在1971年底，杨步浩去北京，朱老总听说了，挺激动的，就说：一定要见，要见陕北的杨步浩，朱老总一见到杨步浩就握住他的手说：“没有延安的小米，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现在的生活……”感言：最高领袖和最普通的农民是朋友，是有交情的朋友，这是老一辈子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包括毛泽东，还有其他的领导人，他们骨子里更平民，更本色，更朴素，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人民中的一份子，这是得到人民爱戴的原因之一吧。小苏云的故事1938年初，日军向南进攻，眼看江苏要沦陷了，教育家陶行知在江苏淮安办了一个新安小学，校长就托教师郭青，把他的一个学生送到西安去，这小孩7岁，名字是陶行知取的，叫苏云，意思是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从前她是在上海孤儿院，后来孤儿院被国民党强行关闭了，才转到了淮安，这次郭青带着小苏云，从淮安到连云港，再从连云港搭一列运货的火车一路向西，列车到潼关的时候，真是危险，日军向火车打炮，车上的灯都熄了…..到了西安，钱也光了，郭青思谋着找份事先，新安小学校长的信来了，郭青才知道这小女孩是项英的女儿，就找八路军办事处，到办事处住下来，林伯渠到西安办事，知道了这事，就给项英发了一封电报，证实了，还是由郭青带着一起来到了延安，小苏云就进了延安保育院小学。夏天的一个星期天，家长在延安的同学都回父母身边去了，没家长接的，就跟老师到山上玩，山上的花开得好看，一会儿功夫，就采来了一大捧，小孩子们叽叽喳喳，说要把花献给毛主席，老师说好啊，一溜小娃娃就唱着歌排着队来到毛主席的窑洞前，毛主席见了老高兴了，从窑洞里拿出一筒饼干给孩子们吃，一边和孩子们说话。到秋天，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找，说，苏云，你爸回延安了。欢迎会在八路军的大礼堂召开，小苏云随朱总司令一起进了大礼堂，礼堂里到处都是人，挤在木条凳子上很热闹，小苏云就走到主席台前，面向整个会场找爸爸，陈云过来，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主席台朱德旁边的一个人前，说，老项，这是你女儿。过几天，项英请郭青吃饭，谢他照顾女儿，给郭青酌酒，小苏云把郭老师的酒杯抢下来，对她的爸爸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再有一天，郭老师来告诉苏云，说，你爸来过学校了，想看你，但是你们到山里去了，他说他有任务，要离开延安。小苏云从第一次见到父亲，到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相处了一生中仅有的十二天。郭青曾跟小苏云开玩笑，说是小苏云把他带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他从抗大毕业，又回到保育院小学，他把苏云的一个小同学叫到办公室说，苏云的父母都不在身边。要多和她玩，多关心帮助她，即使吵架也要让着她点，后来她们真是好朋友，没有吵过架。保育院小学迁到安寨后，闹过二次严重的粮荒，每顿饭二个小土豆，小苏云饿得哇哇哭，郭青忍不住，掏出所有的钱买了一个大白面馒头塞给她，小苏云很馋，但是没有独享，举着馒头跑回宿舍喊：我有馒头了我有馒头了，同学们呼啦一下围过来，你掰一片，她咬一口，不一会儿就分光了。后来就是大生产，学校也分给同学们一块地，种黄瓜、西红柿，吃都吃不了，就用一个大铁锅，熬呀熬，熬西红柿酱。小苏云还学会了纺线，线纺好了，交上去，人家就会折成钱币，延安的钱面值大，小苏云第一次挣到钱，蔡畅妈妈就帮她把钱存到边区合作社里，还对小苏云说：小苏云，你现在可是财东了。感言：小苏云，只是个孩子，她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她幸运的是来到了延安，见证、参与、经历了延安的那一段生活，从一个孩子的经历来看，这样看到的延安可能角度不一样，但是丰富。回延安与实话贺敬之有一首回延安的诗，中学课本里有：“心口呀莫要这么激动地跳，灰尘呀莫要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他当然激动，而且诗人的激动是真诚的，且不说自己的青春在这里，成千上万人的青春和热血都在这里，革命终于成功了，再回来看一看延安，往事点点滴滴，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展开，当然有无限的感慨，贺敬之是诗人，语言加了感情，是感性的实话。叶帅回延安的时候，是1959年，在枣园参观当年的窑洞下来，碰到一个年轻的学生，是延安大学的，聊了起来，知道小伙子是南方人，就问，“延安生活习惯吗？吃得下小米饭，喝得下延河水吗？”真的不习惯，但能实话实说吗？小伙子考上大学前，听到的都是“延水甜、小米香”，想一想都能流口水，直到吃过了喝过了，才知道当年革命的滋味，不能吃苦是丢人的事，眼前这位老者挺和气的，也直率，但是也不好随便乱讲，所以他只好含糊地说：“可以吧。”老者就讲：“我叫叶剑英，是广东人，到延安时，也不习惯，小米难咽，水也苦，说话也听不懂，时间长了，就习惯了，所以，小伙子，要讲真话嘛。”后来，师生们都知道叶剑英来了，就把叶帅围住，请他讲延安故事，他就讲：延安和陕北是刘志丹同志领导下建立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没有延安这块地方，党中央和毛主席长征过来，就没有个落脚点。这真是一句大实话。1973年的时候，越南客人要来延安，周总理说：“我自己解放以后，一直也没有回过延安，也想去看看，当时周总理的癌症确诊了，病情他知道。把外宾安排在延安宾馆，总理就在一个小招待所住下来，睡木板床，其实是要和地方的同志见见面，了解情况，看如何把地方的工作搞好。当了解到老百姓在院子里几颗南瓜，苞谷也被铲了，总理严肃地说：“要阻止这种做法，铲掉是错误的，要让群众吃饱饭嘛！”。那次吃饭，把省委的领导放在另一桌，总理跟地县的同志在一桌，跟他们讲：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问大家行不行？总理都病成那样，瘦成那样，多少事情要操心，能不行吗？当然行，服务员给每个人斟酒，碰完杯，总理又和每个同志握手，说，如果达不到目标，我还要来延安。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难处，所以总理提出的是愿望，是心里话。同志们的回答也是愿望。事实上，直到1990年，才实现粮食翻一番的目标。那次回延安，周总理也去看了当年的窑洞，毛、朱、任、周，每个窑洞都挂了牌子，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门口长满了野草，周总理就在草中，站了很久，后来就对纪念馆的领导讲：刘少奇的窑洞没有牌子，为什么不挂牌子？现在是现在，不能连历史也不要嘛。共产党人要尊重历史。此后，总理及时安排北京市和中央的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帮助延安发展生产。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延安兴建了钢厂、卷烟厂、毛纺厂、丝绸厂、造纸厂、化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对改变延安面貌起了重要作用。?感言：有时候，说实话是最难的，我们强调实事求是，关键是求真务实，它是一种工作作风，更要在心底，有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曲，延安大生产时的流行曲一个是《南泥湾》，另一个就是《兄妹开荒》。雄鸡雄鸡高呀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呀懒虫太阳太阳当呀么当头照送饭送饭走呀走一遭哥哥刨地多辛苦怎么能饿着肚子来呀劳动挑起担儿上山岗一头是米面馍，一头是热米汤哥哥本来是庄稼汉，送给他吃了……更要加油来更要加劲来更多开荒看看台词，都是大白话，再用秦腔吼出来，载歌载舞的，还有点农民的诙谐，小幽默，但不浑，声调抑扬顿挫，曲调幽扬，这个小剧目情节简单，表现丰富，所以老百姓看着带劲。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曲，一个原因，大生产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千事万事，不过饭事，缺粮呀，连毛主席都有定额，要开荒。大生产时也涌现了一批生产模范，象这部情节剧的原型是马丕思父女，一家六口逃荒到延安开荒种地，父女俩起早贪黑，每日开荒十多个小时，15岁的女儿赤脚，挽裤脚，每天开荒超过2.5亩，很快实现耕作二年有一年的余粮，被边区政府授予“父女劳动英雄”的称号。这事迹被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师王大化、学员李波知道了，王大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听毛主席讲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一想，这不是活生生的生活剧吗？他们一改编，加点喜剧效果，把父女开荒，变成兄妹开荒，又为了演得更象，王大化还挑起担子上山边开荒，边体验生活，边排练，把创作的舞台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这个小剧目排出来，还带了个好头，就是不用什么道具，扛起锄头就可以演，这比当时鲁艺演大戏，演员未到，道具得拉几大车，有时还得部队护送，比起来就更是文艺轻骑兵了。这剧毛主席也喜欢看，一个是大生产运动表现了，一个文艺为人民服务，也可以做到，还有一个是群众喜闻乐见。据说，毛主席看兄妹开荒的时候，正遇上沙尘暴，看着看着，身上也是一身土，旁边的同志往他嘴上套大口罩，他马上用手扒开，说，戴上口罩不舒服，大笑的时候不方便。感言：现在在互联网上还能搜到《兄妹开荒》，看一看，象刚摘的地里的蔬菜，带泥带土的，蛮新鲜。而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延安当地，还有许多的观众，也不仅仅是怀旧，他们是骨子里喜欢看，听说一个歌剧团还把它当作压箱底的节目，一年都还要演出上百场。特别是年关的时候。李富春与大生产大生产运动，动员了，谁来具体实施呢？这担子自然落到管经济的李富春等同志身上，李富春既是中央领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又是中直机关生产合作管理委员会的主任，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生产首先积肥，陈云、李富春带头挑粪，陈云还说大粪是香的，这个笑话转了个弯，大粪培养出蔬菜和水果来，就变成香的了。领导放下架子，中直机关的许多大学生也不觉得挑粪有什么掉份的了。生产是为了开源，另一方面更需节流，为了渡过难关，李富春就在中直机关规定，不做房子，不宴会（外宾来了才宴请），爱护公物，厉行节约。当时，烧炭很困难，一个是难烧，张恩德就是在烧炭时牺牲的，另一个是难运，那个时候又没有机械，牲口也少，就是靠人力，要到几十里外的大山里运，一个来回两三天，运多运少谁知道，李富春就想了个点子，就是“二八”分红，你运一百斤，就可以落下二十斤，延安的冬天冷，谁不希望有点炭，暖暖炕，所以李富春这个点子，运炭的效率提高了一倍不止。我们知道，要科学种田，李富春当然太知道了，所以就创立自然科学院，自己兼任院长，自然科学院干什么呢？就是解决实际问题，比如，梢山的水，人吃了为什么成了“拐子”，南泥湾的气候湿冷，牛羊生了病怎么办？还有牛瘟、羊瘟，怎么防治？煤窑挖出的煤，有一层石皮，不好烧，怎么把石皮去掉？延河边能种棉，其他地方能不能推广？手摇纺纱机能不能改良？还有开盐矿，如何找盐，如何种果子，如何喂猪，总之生产中遇到的问题，都要研究，搞清楚，搞出成果推广。国民党不是封锁吗？结果呢，粮食有了，棉布，皮毛，盐，铁，也有了，煤油、燃料、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品也有了。感言：当时，李富春在延安的那种搞法时，现在还有借鉴意义，一个是领导带头，群众加油，干部干部，得干，你不干不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是提高效率，也得给群众一点甜头，这就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联产承包一个样，光领导干不行，群众干得划不来，谁跟你干？光蛮干也不行，邓小平后来不是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你辛辛苦苦养一头牛，结果得病死了，你不知道怎么养，不晓得为什么得病，白忙活了，不行。其实，任何道理都是相通的，延安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实事求是。战士和开荒歌本来嘛，文艺最早就是起源于劳动号子，劳动时把呼吸调一调，把节奏匀一匀，歇下来的时候，吼几嗓子，这就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艺术，一开始是本能的表现，然后才是审美，如何表现得更好？所以我就注意到那些简单的歌，大生产时战士的歌声，注意到大生产时延安的宣传工作是如何把人的精气神提起来。想起一首歌：“开荒，开荒，向荒山要粮，困难脚下踩，保卫边区，保卫党”，起句“开荒，开荒”二个词，重复，节奏短促，有力，让我们看到不断的重复的举起镢头，又不断地挖在荒原上，开荒的目的明确，就是向荒原要粮，“把困难踩在脚下”，激情，豪迈，然后是“保卫边区，保卫党”，有着崇高的使命和信仰。“开荒生产多打粮，个个吃得饱又香，身强力壮铁肩膀，消灭鬼子和老蒋”，听下去，歌声嘹亮，要求也是实在的，就是多打粮食，吃饱吃香，目标更是明确。“消灭鬼子和老蒋”这句话有意思，还在延安垦荒的时候，就知道了抗日战争：消灭鬼子，解放战争：消灭老蒋，这句话把党中央的精神都说出来了，挺有预言性的，传达到每个战士的心中，一个简单的句子，传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不走样。再听一首：“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只望着今年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打鬼子的方法有许多种，在后方生产也一样，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秧”，这歌听起来就是女同志唱的，战士们在地里开荒，宣传队就在山坡上唱。“二月里来呀好春光，家家户户种田忙”这二句有点小抒情，一幅农业的田园风光，“只望着今年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这二句是大实话，然后是党的声音，“打鬼子的方法有许多种，在后方生产也一样”，是全民抗战的思想，前方打仗，后方该做什么，表达得清楚明白，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抗战能尽自己的一点力，中国就多一份希望。我看了许多的资料，由歌声想到人，眼前不禁浮现出一个意象，一个荒原上的战士，他是成千上万个战士的一个缩影。 分明是春天来了，但还是冷，春寒料峭，土仍然冻着，荒原无边，荒滩连着荒山，荒山立在荒野，什么也没有，只有冷风，吹着摇曳的荆刺，战士就在这无边的静寂中，举起镢头，太阳红起来，映照在战士的脸上，他的脸瘦削，但有一股子锐气，战士是小战士，镢头是老镢头，一个五斤重，一般人拿都拿不稳，但是他把镢头高高地举起来，然后狠狠地落下去，土地如铜似铁，似乎在和战士比拼着坚韧，地面上只留下一个个白印，他两臂颤抖，虎口发麻，手心里满是血泡，手臂，身上被荆刺刺得到处都是血印，他感觉不到，他只是在和土地较着劲，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们长出粮食。感言：这就象一幅历史的画，一个开荒的战士举起镢头，一个画外的歌声响起来，从许许多多的战士口中唱出来，歌声把每一个人的心连在一处，把每一个人的劲使在一起，荒原就是垦荒战士的战场，开荒歌就是他们的战歌。从瓦窑堡到延安1935年，张学良入陕“剿共”，老蒋有令，不得不从，高福源是张学良的旅长，在榆林桥和红军干了一仗，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有了落脚点后，休养生息，补充了兵源，功力恢复了，打地方部队，那是小菜一碟，不在话下，几个照面，高福源就变成了俘虏，做了俘虏一想，完了，他也知道井岗山围剿时活捉了个张辉瓒，是个师长，群众大会一开，高帽子一戴，推出去，二话没说，就毙了，所以他尽做恶梦，但是他做梦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枪伤也治好了，棉衣也发了，还参加了“解放军官学习班”，学习班就是有中央领导参加的沙龙，他就听中央领导的抗日演讲，和政策主张。这抗日的主张说到心坎上了，东北军谁不想抗日，打回老家去呢？和共产党在这里同室操戈，有意思吗？没意思透顶，你们在这里对掐，日本人看着笑也笑死了。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说要见红军负责人，有要事相商，和李克农见了，就说愿意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能不能相信他，敢不敢放他回去呢？李克农向中央一汇报，中央说，行，诸葛亮都七擒孟获，为什么不行呢？ 高福源就回到甘泉，现身说法讲他看到的红军，面见张学良时更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再这样打下去，东北军就没了。其实，张学良也不想打，有一次，他到前线视察，没有看到一间完整的房子，连他自己都没地方住，老百姓能住什么地方呢？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真的不能再打内战了，打得窝火，要打，和日本人拚了，才值。所以张学良就同意谈。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又回到苏区，向李克农汇报详情，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李克农很是高兴，立即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1月21日，在洛川，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代表王以哲进行了首次会晤，半个月不到，张学良又从南京经西安飞抵洛川，亲会李克农。一见面，握手，张学良就说：“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一听，就有戏，这是张大牌，要和红军全方位合作。3月16日，李克农回来汇报，党中央就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李克农随行赴延安会晤张学良。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几十年后，张学良还说：两人初次见面，他就非常佩服周恩来。显然，张学良开始接受周恩来的影响。有以上铺垫，八个月后，扭转中华民族抗战局面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感言：我们知道的历史，比如西安事变，它是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实际上，迎来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在前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张学良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个从对抗到合作的过程，事实上，历史是需要铺垫的。延安时期的邓小平长征快结束了，邓小平却病得厉害，很重的伤寒，不能骑马，走路也走不了，也幸好是拖到了陕北，要是在长征中途病了，就难说。病好了，他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代主任，提了，这个职位，既是军人，更是政治家，军队要政治教育和训练，党也要了解军队的实际，这个职位，是纽带和发动机。在30年代和40年代，党内级别很高的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担任过红军的政委。 作为一名政治军人，部队所有党员的政治意识、觉悟到士气与福利，都要管。组织运动会，说明党的决议和指示，文盲士兵的文化教育，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等等，还有军队要维持，不可能单靠强征粮食，要和农民搞好关系，才有人愿意卖给军队一些牲口、粮食或补给品，在红军势力尚不稳固的地区，这很重要。建立根据地很艰苦的，有许多挫折。开始只能在山区，首先是军事控制，站稳脚跟，然后普选，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通过鼓励党员参加选举，确保执委多数，使党的指示执行，再就是改善穷人的命运，削富济贫，减租，减息，合理负税。减租要求减租25％，这个比率曾经是孙中山的誓言。 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129师政治委员，约有一万三千兵力，主要是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该师的士气要比八路军其他两个师低，更难带。师长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同乡，他是军人中的军人，深受部下爱戴，他和邓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邓小平在他的传记中说“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太行山，位于山西东南，山高势险，易守难攻。邓小平到129师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并考虑如何处理日军侵略后山西省的形势。当时，国民党山西省主席已经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1938年和1939年，刘邓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在山西的中部山区也创建了另一块，随后又在日本人控制的平汉铁路以东的华北平原上，又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招募和训练了脱产的地方部队，在当地活动，另一种是半脱产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为129师提供了兵源。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进犯太行，刘邓击退了他们，其中也包括阎锡山的部队，这些胜利给边区更多的空间，为在山西抗日创造了条件。刘邓制定了攻击华北铁路沿线日军据点的计划，并且封锁和分割了日军占领的铁路线。这个攻击计划在8月底开始实施，持续了三个多月。开始投入了二十二个团，大约四万人，后来规模扩大，日军开始发动反攻，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增加了五倍。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它导致山西、河北日军的通信中断了几个星期，并占领了几个城镇。坏消息太多了时，这个好消息振奋民心。但是，它也把八路军的实力暴露了，日军要报复，国民党了解到共产党的成功，很震惊。邓的传记中关于此战役有两句话：“同年8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给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不过，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却是：“1941年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文中并没有把这种转变归咎于这次战役，但也没有作其他任何解释。在山西东部荒秃的山区，邓小平成熟的形象清晰起来：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在档案记录中。邓小平总是在迅速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与军事分析家，他的报告很清楚、有条理，文章平淡，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1943年下半年，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三位华北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员奉命回延安，邓接替彭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三十万正规军和许多地方部队。感言：要在一千字上下写小平同志有点难，感觉从一件件小事还不能反映他的伟大，他的伟大是在大的事件中，通过推动大的事件反映出来，用小平同志来概括他的一生，长征时是“跟着走”，抗战时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合格”，解放后是“白猫黑猫”，改革开放是在南海边的小渔村，画一个圈，就说延安时期的“合格”二个字，看起来简单，但有着更丰富复杂得多的历史内涵，一加一等于二，在陈景润看来，它是数学上的巅峰，更复杂深奥，所以合格二字不简单。除了小平同志自谦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脚陈少敏她做过童养媳，苦，13岁的时候出来闯世界，世界是需要用大脚去丈量的，小脚走不出屋子，走不出村子，她不要妇女裹脚，所以她就叫陈大脚。她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是先结婚后恋爱，假扮夫妻，后来弄假成真。男人表面上是车夫，白汗累成黑汗的，讨几个小钱过生活，在青岛租了间屋子，这屋子说小太小了，就一间平房，20几平米，加一个小院，说大，那是省委大院 当时中共的山东省委，原先的省委遭到破坏，组织上派任国祯同志来负责山东的工作，人生地不熟，一个外地人，扎眼，所以组织上就让陈少敏和他假扮夫妻，遮掩一下，还没见着人是乍样的，一个大姑娘家，这事怎么行呢？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中的主人翁也是一对假扮的夫妻，电视剧《潜伏》中组织上也派一个女同志去假扮余则成的妻子，这事组织是有纪律的，能成，当然更好，不能成，演技好，只要敌人不起疑，就行。后来他们相爱了，有一个女儿，刚满月，文文静静的，偏那时候，任国桢出事了，被捕牺牲，陈少敏跑出来，女儿病了，没钱治，死了，后来她就到冀鲁豫一带组建红军，打游击。西安事变后，陈少敏到延安学习，因为有白区斗争的经验，一次毛主席亲自点将，要求陈少敏化装成徐特立的夫人，掩护徐老到湖南。主席就对陈少敏讲：徐特立是湖南人，在那里威望高，他需要去组织发动抗日工作，国民党怕他回去，所以，你要想办法掩护徐老。这事完成得很好，不久陈少敏就又回到中央党校。党校有个同学涂正坤，是湘鄂赣省委书记，听说她妻子被叛徒出卖，牺牲了，陈少敏和他走得近，时间一长，两个命运相同的人便结成伴侣，组织就安排两个人一起到南方工作了，本来这事还算圆满，但是又出了一件尴尬事，涂正坤的原来的妻子突然来了信，原来没牺牲，从死人堆里爬回来了，这让涂正坤又庆幸又为难，陈少敏就说，你们出生入死，相依为命，她能回来，是天大的好事，你赶快给她回信，咱们马上离婚，俺这就回延安。抗战时期，在湖北河南的交界，陈少敏和李先念组建新四军新五师，陈少敏是政委，李先念师长，有一句话讲，古有花木兰，今有陈大脚，她在我们木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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