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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中华读书报编辑部评选的年度十佳图书（按书名音序排列）。选书的范围：2014年12月至2015年11月，在内地首次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评选着重考量如下因素：人文性，思想性，独创性，品质，趣味。学界和读者口碑亦曾参考。点评文字除有署名者为特别约请的专家撰写外，其余均由中华读书报编辑部撰写。
1.《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潘富俊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第一版，98.00元
本书作者潘富俊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农艺及土壤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景观系教授，身为科学家，却痴迷古典文学，本书即其结合专业知识和业余爱好推出的一部跨学科著作。历代诗词作品集中含植物的篇数占多大比例？历代诗总集中出现次数前十的植物有哪些？古典文学中常见的野菜蔬菜水果有哪些？……作者都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作者发现《红楼梦》前两个四十回中植物出现的种数均远高于后四十回，描写也更为老到，或许为后四十回续写说增添了一个颇有力的证据。作者还带领我们认识古典诗文中的植物：“上山采蘼芜”的“蘼芜”是什么植物？“参差荇菜”的“荇菜”长什么样子？《楚辞》中的“芷”“兰”“蕙”各是什么？……拨开植物古今异名的迷雾，我们在欣赏古诗文的时候也许会有大不一样的想象。不过，阅读本书，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不满足之感，这是因为，“古典文学中的植物”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题目，像植物植物名称的辨析与古今演变、植物的文学意境等论题，欲充分讲述都是非相当篇幅的专著莫办的。至于靠此书来认文学作品中的植物，也会觉得书中缺了对植物形态、生境等的详细描述。或许，不妨把此书视作一个索引，它链接着的文学世界和植物世界都极为广大和美丽，值得我们慢慢探索。
2.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英]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68.00元
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象出没于今天北京所在的地区；公元前900年之后的一千多年中，淮河流域仍有大象的踪迹；之后大象迁移到长江之南，再进一步南移，到四百多年前，大象日渐集中于中国西南部……大象的步步退却，正反映了前现代中国环境的巨大变迁。以这样一个故事开篇之后，书中接着讨论了森林滥伐、战争、水利系统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在第一部分勾画出了中国环境史的“一幅总图”。全书第二部分是对浙江嘉兴等三个典型地区的个案研究。第三部分则讨论了古人的自然和环境观念（如“天人感应”）。这样一部拓荒性著作出自外国学者之手足可令人惊异。而作为西方学者，伊懋可涉猎中国古籍之广泛令人赞叹（尽管，受制于中文水平，作者在解读文献时也犯了不少错）。更令人难忘的是，作者在他所涉及的问题上绝非泛泛叙述，而是多有独到看法（如水利工程的环境、经济和社会代价就是以往水利史家较少涉及的）。实际上，作者的学术关怀并不限于环境和生态问题，接续其成名作《中国历史的模式》（1973），他欲探究的是：中国人是如何认识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这种对待环境的方式是否使中国限于一种“高水平均衡陷阱”而难以自拔？作者整个理论框架是否成立可能会有较大争议，但鉴于本书在西方汉学界的拓荒和奠基性质，鉴于环境问题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话题，本书仍值得特别关注。
3. 《群山之巅》迟子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35.00元
莽莽山林、飘飘扬扬的大雪，屠夫辛七杂、“小仙”安雪儿、法警安平等身份不同、个性鲜明、经历迥异的人物就在这苍凉、不安的气氛里依次登场，他们各自的人生不乏交集，共同演绎着小镇龙盏上的一出出悲喜剧。作为一位从事写作30多年、保持着作品一贯水准和创作连续性的成熟作家，迟子建的写作早与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东北不可分割，这部新作的故事发生地同样在中国东北。与她的多部前作类似，浓郁的东北地域风情、流畅好读的故事、置身极端处境而接受考验的人性、个性坚忍的人物，这些极富迟子建个人风格的元素在《群山之巅》中得以延续。不同之处在于，这部长篇的写实意味更加强烈，很多情节源自近年来为国人熟悉的社会事件，与此并行的则是多处有着超现实意味的描写，这种虚与实的交织、对应耐人寻味。在小镇上发生的一桩桩事件中，人物的善恶不再泾渭分明，英雄与普通人的界限也在模糊，这些复杂性使得迟子建的写作更加逼近现实，作品洋溢着对这个世界爱之深责之切的省思意识和寄望人性之美好的某种责任感。而在全球化乃至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山野社会如何自处，传统的人情、秩序、民俗、伦理如何生存、重构，人性的贪婪与圣洁怎样角力，这些冲突和疑问，也都在书中有所反映。
4.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128.00元
在不少悲观的知识分子怀疑人类在科技和经济等方面虽然取得长足进步，但在道德方面并不如此、甚至还在退步的时候，平克这本书指出，至少人类历史中有一个基本的进步趋势是明显的：即暴力在趋于减少。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七十年里，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各种武力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也一直在下降；乃至较小规模的暴力行为——如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这些弱势者的暴力侵犯——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人类暴力的减少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从家庭、社会到国家、国际的各个方面。平克还分析了暴力减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他指出了四个带我们走出暴力、减少暴力的内在“天使”：第一是移情；第二是自制；第三是一种道德感；第四则是理性。但内在的原因还必须要有与制度的一种配合，这些制度力量的第一个因素大概要归功于政治秩序的改善；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近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它提供了和平双赢的可能性而不必走向争夺领土和资源的零和博弈；再次，各种层次的国际组织也起了推动和平的作用。
平克的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的书，一本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道德和制度的书。它的翻译出版对中国来说可能尤其适得其时，中国虽然近年也享受了长期的和平，但还是要谨防容许甚至赞许暴力的观念被激活的可能。（何怀宏）
5.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许倬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48.00元
这是自《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之后，十年来许倬云先生完成的又一部力作。题目宏阔，可篇幅并不算大，不到二十万字。作者要探究的问题是：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以一生史学积累为基础，作者带领我们纵览从新石器时代到推翻封建帝制这近万年的中国历史，透视“中国”这一概念在历史上的形成和演变，认为中国“这一多元复杂共同体，不能仅仅由国家、族群和文化，各单一角度讨论，却是看作三者的混合体”，中国的了不起之处在于“能容纳”，“能调适”——此即副标题“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的由来。本书也可作为一本小型的“中国通史”来读，优长在于一个“通”字，例如认为中国“分久必合”之大势之所以能成立，经济因素极为重要，由于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互相依赖；又如批评元明清数百年，政权“完全依仗暴力压制”，中国失去了汉唐时代的包容与闳放，也失去了知识阶层对皇权的严正批判精神，使得中国“失去主动、积极的气魄”，等等，都可谓通人之论，值得读者留心。从书中我们也不难读出许先生的现实关怀，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共同体都不能不与其他共同体互动，中国如何自处，是这位近年来缠绵病榻的老人念兹在兹不能放下的问题。
6. 《晚明大变局》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15年8月第一版，58.00元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和晚清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说法，而樊树志先生认为，实际上晚明已是一大变局。樊树志从六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是“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二是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三是江南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四是从陈献章到王明阳再到李贽的思想解放浪潮；五是西学东渐；六是文人结社和言论空间的开拓。通观全书，可以承认“晚明大变局”一说大致是成立的。尤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很多论述有助于公众更新对晚明的历史认知，如指出“嘉靖大倭寇”的首领及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倭寇问题应置于海禁和反海禁的斗争框架内来把握；指出16世纪世界经济已步入全球化时代，而中国正是当时世界经济秩序的一大中心；认为以徐光启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作者大量引述中外学者（如加州学派）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向公众，樊树志先生做了很好的工作。本书的意义当不限于晚明史，将晚明的变化理解为一大“变局”，就否定了李鸿章“数千年未有”的说法；强调晚明之“变”的外源性，将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时间提早到晚明，也深具启发意义——如此，如何看待有清一代？如何理解晚明变局与晚清变局的关系？如何描绘中国近代化的整体图景？都需要进一步思考。
7. 《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著， 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一版，138.00元
1952年，年轻的翻译阎明复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他的俄语专业水平引起关注；1957年1月，他就被调到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任组长。此后，他亲历了中苏关系由蜜月到冷战的过程。1989年，已经担任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的阎明复，又陪同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可以说，阎明复见证了中苏两国最高层的几乎所有活动。这些活动，占了他这本90万字回忆录的大半。阎明复认为自己是中苏关系历史在场者，相比事件的当事人、决策人，不过是个“小翻译”“见证人”。在写作这本回忆录时，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要忠实于历史，以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节为主。至于是与非，应该由读者自己去判断，结论让读者自己去做。”这样做，就抓住了回忆录最本质的功能。
打建立起，中共就是苏联主持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路走下来，直到1949年开始“一边倒”——倒向苏联。即使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交恶的日子里，从相互的大论战到珍宝岛的硝烟，也是在相同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因此，历史学家很在乎这本回忆录，因为它为从国际背景看中共历史的演进、看中苏关系的变化，甚至于看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峙中中国的作为，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徐庆全）
8. 《一个市民的自白》[匈牙利]马洛伊·山多尔著，余泽民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45.00元
无论是在20世纪的匈牙利文坛，还是整个欧洲乃至世界文学殿堂上，马洛伊·山多尔都是不能忽略的名字。这位生在奥匈帝国时期匈牙利名门望族的大作家一生颠沛，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辗转欧洲多国直至晚年隐居北美，去国后就再未踏上匈牙利的土地。他一生留下大量文学作品，题材丰富，体裁兼及小说、剧本、诗歌、回忆录等。此番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三部马洛伊作品中译本均直接译自匈牙利原文，是他极为重要的作品，可以说三部都值得推荐。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这本自传体长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回顾并细述主人公“我”的家族史、童年往事，一直写到他成年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故土流亡欧洲多个国家的经历。马洛伊以细腻、诗意而不乏忧伤的笔触从容、平静地驾驭着这部作品极大的时间跨度和广阔的地域范围，还有那些镌刻在他记忆深处的人物和故事，特别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匈牙利市民阶层（作者笔下的“市民”指当时匈牙利的贵族、名流、中产者）生活图景的描述尤为生动传神。马洛伊绵密细致的文字和文字背后流动的情感，与同为东欧作家的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回忆性作品《河畔小城》有着异曲同工的温暖和伤感。中国读者可以从这部作品进入到马洛伊的文学世界，虽然时隔大半世纪，但这样足以跻身文学经典之列的作品，任何时候读来都有动人的魅力。
9. 《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张济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79.00元
《远去的都市》是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张济顺教授积20余年之力而厚积薄发的学术作品，全面地展现了作者在当代上海史研究方面的兴趣、关怀与功力，是当代中国城市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实现内在融合的典范性作品。全书的主体部分是五个研究个案，分别关注的是上海在建国初期的里弄整合、基层政治中的普选、文汇报的改造、圣约翰大学两个重要人物的生命际遇以及上海电影文化的前世今生等。就其大体而言，张济顺教授关心的主要是两个独特的群体：小市民与知识人（或者说文化资产阶级），前者的日常生活和私人领域是如何在政治改造的名义下被大幅度地改变，后者如《文汇报》的徐铸成等、创办《西风》杂志的黄嘉德、黄嘉音兄弟等作为民国上海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如何在新政权之中“洗心革面”的。
简而言之，张济顺教授通过此书试图理解新政权的文化运作和基层政治的历史逻辑，并正视这种治理方式给百废待兴的中国带来的新气象与新秩序；同时也试图探测政治与社会历史深处的脉动，包括底层社会的历史惯性，以及上海作为一个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空间的自主性。这两者之间构成的彼此交缠又相互冲抵的关系网络，就成为张济顺教授建构她的“1950年代上海学”的逻辑起点与基本架构。可以说，《远去的都市》是一本兼具文化贵族视角与平民情怀的优秀史学著作。（唐小兵）
10.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加]卜正民著，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第一版，29.00元
在今年抗战主题出版的热潮中，《秩序的沦陷》有些“姗姗来迟”。然而这本10月出版的新书，甫一面世，便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有学者称其为今年抗战图书的“收官之作”。究其原因，在于该书独辟蹊径的观察视角。该书关注的是抗战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与人。作者卜正民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探讨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地方头面人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境遇。书里借助中、日双方大量的档案与回忆录，细微而生动地展示了战时社会中“人”的形象。来自于日本“宣抚班”职员的日记和报告，和来自于困守家园的中国人的回忆录，形成一种比照，也互为补充，共同描摹出抗战初期沦陷区中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沦陷区的社会状况和民众生活讳莫如深，似乎沦陷区民众都成了日本人的帮凶，这不仅使历史研究被道德和政治所束缚，也尘封了一部分历史现象。该书试图抛开这些束缚，把目光转向日本占领初期基层社会的实际状态，这或许更能展示那段历史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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