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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人与佛教的故事——推荐阅读一

时间:2020-06-20

佛家历代高僧小时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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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名人与佛教的故事

(又名:历代名人与佛教)

巴中 喻汉文著

历代名人与佛教的故事(一)

(又名:历代名人与佛教)

巴中 喻汉文著

我国著论弘化第一人——牟融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佛教作为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与本土中国文化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文化形态。因此,在其初传之时,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在当时人看来,佛教与中国本有的黄老之术相似。比如汉昭帝在给楚王刘英的诏书中称说:“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浮屠与黄老相提并论,当时的一些佛教徒也称其教为佛道、道术。而在此时,作为士大夫的牟融竭力维护佛教立场写了《理惑论》,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佛教的论著。

牟融。东汉苍梧(今广西苍州)人,或云融,或云子融,史书上称牟子。少时博学多闻,首孝悌,乡里闻名,乡人聘为教授,讲习《大夏侯尚书》,生活在灵帝、献帝之际,朝政腐败,政权倾覆,战乱纷飞,为避战乱,便奉母于交趾。到二十六岁,战乱稍息,又奉母返归故里。太守知牟融之能,欲聘为府吏,因喘息未定,辞而不就。后母殡天,出任丰县令。永平五年(公元62年)经司徒范迁推荐,任司隶校尉。八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后历任大司农、大司寇,灵帝即位,代赵熹为太尉与之同参尚书令决政之事。

牟融不仅对各家学派有造诣,而且对佛教尤有研究。居苍梧、交趾之时,著有《理惑论》,提出“神不灭论”,这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广的影响。他在论中写道:“魂神固不灭矣,但自身朽烂耳。”又进一步地讲“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其有终亡,得到身灭耳”。尽管有些理论与佛教教义不相吻合,但在佛教初传时,能有这番见解,在那认识纷乱之中,却起到纠弊的作用,故佛典讲:“约当灵献之季,著有《理惑论》,以正世人邪弊。为我国著论弘化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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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为都尉 译经超人 ——安玄

东汉末年安玄,安息国(今伊朗)人。获知身为太子的安世高,到中土出家为僧,安玄便在桓帝登位的当年,即建和元年(147),到洛阳佛寺翻译佛经。后安玄受灵帝信任,因功官拜骑都尉,世人称都尉玄。

都尉安玄,本是西土之人,来华本意不在官场,而在于弘扬佛法,只不过是借官场之阶梯而达到弘法之目的。来华之始,学道于安世高,深得佛法奥义,并结识了安世高的高徒华人严佛调。严随师出家之后,先是跟师译经,渐诵梵语,且解禅法,遨游性海,亲证玄意。之后,独立从事翻译,注疏佛典成为东土注疏之祖。安玄遂于光和四年(181)辞官避世,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等。所译经籍,均皆符合佛意,译语精当,时人称说安玄译的经典,后人难于超越。

七步诗人归何处 梵呗之音始于斯——曹植

无论史书与小说(如三国演义)都曾讲到三国时,曹操之子曹丕继承王位之后,很忌曹植的才能,意欲加害,曾令七步作诗,若成则活,不然便死。曹植刚举六步,即咏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煮豆燃豆萁为喻,讽其兄,手足相残之毒。曹丕不食其言,植乃活命。故后人则将手足相残的事以此诗作比方。

曹植(192 232),字子建,曹操三子,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魏国文学家。幼聪慧能文,十岁撰赋,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深受曹操宠爱,曾欲立为太子。及长,洒脱好饮,风流自赏,自以为文武兼具,被封为临淄侯,常言以己之才能使天下大治,遂招失宠。公元220年曹丕继位更忌其才,令七步作诗,虽未杀身,然终身不用。植便狂歌饮酒,乐近女色,引发疾病而卒。

曹植博通经史,又谙释典,兼通音律。特别是失宠之后,纵情山水,讴歌咏唱,乐近缁衣,并与高僧酬唱咏和。据传,曹植曾尝游渔山,忽闻天上有咏唱之音,曹植深感音乐奇妙,心旷神怡,于是和其节拍,记于竹帛,教人咏唱,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和唱者众。这就引起黄冠之流的非议,诬说这是曹植捏造以欺世。其实黄冠之流根本不知道佛法有不可思议功德,而以己所不知去诬人之所知,真是大谬矣。自曹植传出这梵呗之后,称之谓渔山梵呗。

封疆大吏 见佛放光 ——陶侃

陶侃(259 334),字士衡,东晋庐江浔阳(北黄梅)人。早年丧父,刻苦攻读,后任县吏。志洁高尚,为张华、顾荣器重,先后参与镇压张昌、杜弢起义,征讨陈敏割据势力,功高盖主,王敦忌妒,除为广州刺史。王敦乱平,以征西大将军还兵镇守荆州。咸和三年(328)应温峤固请奉为主帅,平定苏峻、祖约之乱,内任侍中、太尉,都督荆州、交州军事。为政慎密,勤于职守,励人惜时,清誉当世,事迹誉于国中,传于后世。

陶侃初对佛法不十分信任,在任广州刺史时,经常夜梦五台山众僧跟从乞食。陶侃不以为意,及至在南海建筑旗坛之时,渔人经常看见海滨流光数丈,经日不绝,往告陶侃。侃即派人打捞,不多时,便从海底捞起一座金佛像,抬上船。见金像座下刻有铭文,称是阿育王所造的文殊菩萨像。陶侃读梵书,梵书曰:“昔阿育王统阎浮,敩鬼王制狱,悲残酷毒不堪。文殊菩萨乃在汤镬之中现身,火灭汤冷,生青莲华。地狱吏卒告诉阿育王,王心感悟,即日毁狱,造八万四千塔,并文殊菩萨之像,散步天下,这一尊乃是其中之一”。

陶侃观此瑞祥,便倾心佛法,将文殊金像安置在武昌寒溪寺,后欲迁荆州,即令一百民夫都不能移动,遂打消此一念头。后东林寺慧远大师驻锡庐山,请迎供养,

陶侃应允。派人起请,举止飘然,运行之中,乃无艰难险阻,如此之灵感,唯是因人而已矣。即是说,陶侃有缘方获海底文殊菩萨金像,慧远有德才能有幸供养神圣之文殊像。所以,当时有谚语云:“陶唯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乎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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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遭不测 高僧往吊唁 ——周颐

“伯仁不为我所杀,却因我而死”,这是东晋丞相王导悲泣尚书周颐被王敦杀害后的话,此典故常被时人引用。

周颐(269 322)字伯仁,东晋汝南安成(今河南正阳)人,司马睿出镇江东时,任宁远将军荆州刺史。睿称帝为晋元帝,出任吏部尚书、尚书左仆射。周崇信佛法,喜与方外交,是时西域来华高僧帛尸梨密多罗,翻译密经,传法密咒,深受士大夫景崇。时任尚书的周颐亦然。伯仁初次拜见帛师之时,十分敬仰,曾扶其臂而叹曰:“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从此时常相聚,讨论佛法,帛尸也因之而位显。

永昌元年(322),王敦叛乱,刘隗主张尽除王氏大臣,亦包括司空(位同丞相)王导在内,王导十分惊恐,每日带着几个弟弟到宫门外请罪。仆射周颐晋见元帝,王导在后面叫道:“伯仁,我一家百十余口全托给你,请在皇上面前美言。周颐未作理睬,进宫而去,及至见了元帝,一再说明王导决不会与王敦勾结,更不要听信谗言诛杀王导一家。”周颐有个怪性,喜好饮酒,且长醉不醒,时人称之“三日仆射”。一日,又代醉进宫。王导又在宫外等候,又请伯仁在皇帝面前美言,并大谈皇上今日对他的态度。周颐仍然不予理答。但回到家里上表恳请皇上释疑。而王导误以为周颐在他危难之际不予援救而怀恨在心。、

不久,王敦打进建康,控制了朝廷。许多人都奴颜婢膝,而周颐却始终保持气节,于是王敦想除掉周颐,但忌惮周颐的名望,迟迟不敢下手,便试探王导。一天把王导叫去,问王导:“周颐名望很高,应该重用,”王导不答;又问:“若不重用应保留官职,”王导还是不答。王敦明白王导的心意,于是放心杀掉周颐。周颐被害,观者无不流泪诉冤。后王敦失败,王导在整理朝廷文书时,发现周颐向元帝申救自己的表章。拿着表章,边看边流泪地说了开头那几句,深感悔恨。周颐被害,帛尸梨密多罗亲自登门慰问遗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天。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改。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

文士学佛 以诗弘法 ——孙绰

东晋文士孙绰(314 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博学能文,放情山水,隐而不仕,后屡徵始出,任著作佐郎。后为庾亮、殷浩、王羲之等引为参军长史,转任廷尉卿。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北伐,收复洛阳,疏请东晋迁都。过江东后居住会稽,此时孙绰已无心官场,喜游山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孙绰素信佛法,因之对佛教的弘传影响很大。

孙绰喜与名僧交往,并写了许多称赞的诗词,尽管别人有微词,他仍置之度外。当时名僧有竺道潜,支遁等都是孙绰的至交好友,除讨论佛法外,还诵讽作诗,著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文。其中《喻道论》,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教、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僧徒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些问题,在当时来看很重要,因为关系到佛教在中国能否扎根的问题,许多排佛者都借孝道来反对佛教,说佛教反对孝道,有违人伦。他认为佛教教义高深,超过儒教学说,世人只是囿于传统学说,而不认识佛教的高明。他认为佛所说的“道”,是超时空的宇宙主宰,无时不在监督众生的行为,根据人的表现而惩恶扬善。同时,又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二者是一回事,都着重内心教化,目的是治理天下。他认为。出家修行是比儒家更高的孝道,不单是在生活饮食上礼敬父母,更在于能出离生死,并将释迦牟尼修行、传教、后又返国探亲的行为,看作是无上的孝道。孙绰这些“三教一致”的观点,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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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诵经 终身不倦 ——何充

东晋之时,有一民谣曰:“二郗谄于道,二何侫于佛”。二郗指郗超、郗愔兄弟;二何指何充、何准兄弟。

何充(292 346)东晋大臣,字次道,庐江潜(今安徽霞山东北)人。何充一生好佛,虽身在宦海,不落于俗。初任王敦椽属,后任会稽内史。在郡有政声,招贤纳士,荐举贤良虞喜。虞喜后成为天文学家,钻研天文历算,首次发现岁差,观测出每50念冬至点西退一度,为后世制定精确历法创造条件。晚年推荐褚裒、桓温参政,亦不失其所举。成帝时(337)出任宰相,永和初(345)辅佐幼主,凡所迁用,皆以功臣为先。何充虽无奇能治世,而尊王攘夷,以礼统率百僚,东晋为之一度安稳,何充功不可磨。

何充心性雍和,笃信佛法,喜读佛典,崇修寺宇,虽靡费巨亿,也不以为惜。比如东晋时南方有很多有名望的比丘尼,像明感、昙备、道仪、道容、妙音等,在佛法弘传上很是活跃。康明感在永和四年(348)与楚湛等十人过江投奔何充,何充便在建康为她们建造了建福寺,成为建康第一座尼寺。同时何充还乐于助人,扶危济困,亲友们贫困时,向他借贷,分文不与,而却把巨大钱财用以施舍僧侣。何充之弟何准乃是穆帝何皇后的父亲,也是尚节寡欲。持佛净戒,日诵佛经,不问世务。故当世人唱出开卷的两句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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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家奉佛 三世将相 ——王导

王导(276 339),字茂弘,是琅牙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不但有才学,而且很有政治军事才能,出任之后,参赞琅牙王司马睿军务,任安东司马。司马睿初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时王导为之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睿为帝,建立了东晋政权。王导自然功高,官拜宰辅,总揽朝政,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虽身为丞相,但信奉佛法,好与僧结交,特别是对西域来华高僧帛尸梨密多罗十分器重。据载:帛师“天资高朗,风神超迈,王导见而奇之曰:吾辈之徒也。由是名显,贤达争与缔交。”那时江东未有咒法,乃译《孔雀王经》、明诸神咒,又叫弟子觅历高扬梵呗之法,传响迄今不绝。王导学佛荫被子嗣,三代荣昌。

王导之子王珣,字元琳,在父王导的影响下,自幼就喜爱佛教,故又名法护。弱冠之时,出类拔萃,即为大将桓温特别器重。初任桓温府椽,参与军政,每谋必果。桓温成为晋昭帝东床驸马之后,权势日重,桓温毫无顾忌,推心置腹地推荐王珣,由是不断得到升迁。东晋孝武帝即位后,更加信任王珣,晋升为尚书右仆射,卒后进号为献穆。

王珣身为丞相,特好佛学,曾从师提婆学《毗昙经》。同时,有喜与僧人交游论道,便把虎丘一座华宅施舍给佛门作为精舍,即就是后来的灵岩寺,召集大德在此译经,一时成为江南译经经法之所。

王导的另外两个儿子,也是喜爱佛教。一个儿子叫王洽,曾跟名僧支遁学《即色游玄论》;另一个儿子王珉跟从提婆学《毗昙经》。

王导的孙子王谧,由于世代奉佛,传至谧时,谧更加精道。王谧有才干,思维睿敏,深受宰官桓玄器重。桓因沙门不敬王者而憎恶,谧与桓玄一起讨论“心无义”,以宽缓对佛教的隔阂。每有所疑,或亲诣高僧之所听教,或致书许多询问,比如致书鸠摩罗什,“问涅盘有神不、问天度权实、问清净国、问佛成道何时、问般若法、问般若知、问般若事实相智、问佛慧、问菩萨发意成佛”等等。

王导一家世代奉佛,三世为相,世所稀有。

宰官建庙 上流第一 ——恒冲

东晋大将桓冲(328 384),字幼子,小字买德郎,乃大将桓温之弟,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就文,文才武略兼备。及壮之后,随兄桓温从军征伐,骁勇善战,颇受依重,初任江州刺史。公元三七三年,桓温三次北伐失利,擅弄朝政,意欲受禅自立,未遂病死。于是任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桓冲与兄桓温秉性迥异,他之为官高风亮节,忠贞不二,比如谢安执政之后,自解扬州刺史之职,与谢安共辅晋室,又后迁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

桓冲,虽为大将,成为宰相,然他宿信佛法。除自阅经藏之外,还拜佛图澄大弟子道安为师,军政之暇,总是邀道安到衙相聚,以师事之,参问法要。道安因势利导,遂使桓充成为一代大护法,将军护法,是时首推桓冲,在江南影响是非常之大。不仅如此,桓冲还意欲在襄阳建造名刹,但需高僧监造。指名请道安座下戒行第一、淹通三藏的得意弟子昙冀董其事,宝刹造成名“上明寺”。数载建成,宝阁连云,僧房万间,规模之大,并世无匹,佛教典籍称上明寺为“上流第一”。

虽有管葛之才 然尤虔诚佛教——殷浩

在东晋之初殷浩,被当世同行之人称为再生的管仲、诸葛亮,文武兼备。

殷浩(? 356),字渊源(或深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弱冠之时即负盛名,好易经老庄之学,喜野游,好结交,尚清谈,为当时名士所推崇。东晋简文帝闻名,召入宫内,常侍左右,成为文帝心腹。官拜建武将军,领扬州刺史。后赵石虎死,受命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军北伐,但因作战失利,为政敌桓温所不容,借机解职,贬为庶民。

殷浩被解职之前,雄心勃勃,一心以勘定中原为己任。之后,心灰意冷,反观过去,转头成空,过眼云烟,于是避居道东阳信安(属浙江)尽弃所学,尘封易老经籍,潜心钻研佛经。初学《维摩诘经》又学大小品《般若经》。对佛教的概念有不理解的就夹上书签,去向僧人请教。在他的宅府常是名僧聚首之所,谈经论道,屡日不绝。永和年间,安详而卒,并非史书上所说“抑郁而逝”。

太守向道 著书弘法 ——郗超

东晋郗超(336 337),字景兴,又字嘉宾,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自幼卓尔不群,博学多识,博闻强记,儒士二道皆习。有辩才,好谈论,喜交游,虽在弱冠,已是才绝出众,故被桓温聘为参军,累有升迁任司徒左长史。母亲死,守孝三年,服满任临海太守。

郗超虽文武兼备,然无心仕途,栖心佛教,常与僧人谈经论道。道安曾修书以示钦佩。竺法汰也曾写信讨论“般若本无义”。支遁则认为郗超“为一时之俊甚相知赏”。还与当时名僧如月支僧人支道林过从甚密,助译《方等》、《法华》等经。亲近善知识,如名士谢敷,精通佛典,经常相聚,探讨“论本无意”,往还书函千古珍之。谢敷常年吃斋,注疏《安般守意经》,亲手抄写《首楞严经》,手工绘画无量寿佛像,构思三载方成。对于谢敷虔诚,郗超十分敬重,心仪为师,与之效法。故郗超严持戒律,修习岁月斋,凡临斋之岁月,不临腥荤,不尝鱼肉,不临妻妾,迎中而食,,非食不食,既食之后,纵令美味甘香,一复不进,悉心念道,归依三宝。郗超生活年代,战乱频繁,朝政不宁,人事难料,虽如此之世,繁乱之身,坚持修习,不辞辛劳,撰写弘法书籍,著有《奉法要》、《明惑论》、《全生论》、《五戒文》、《东山僧传》等,其中最重要的《奉法要》。该篇对在家佛教信徒应当奉行的各种佛教信条、戒律、斋法及一些佛教基本教义都作了解释。在修持斋戒方面。能与儒家孝道结合起来阐扬;在道法修炼方面,把儒家慎独与佛教修行看作一回事;以为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与三世轮回说是儒家天命论的补充;在对儒佛进行调和的同时。又以为般若学与道家玄学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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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画佛像 后世作圭臬——顾恺之

顾恺之(345 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是东晋杰出的画家,人称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晋陵无锡人。他的父亲顾悦之,先做扬州别驾,后任尚书左丞。他就生活在这样的官僚家庭,自然有优裕的学习条件,所以自幼就打下了文学艺术修养的基础,博学多才,名冠一方。兴宁元年(363)被大将扬州刺史桓温任为参军,参与军务。太和十七年(392)又被孝武帝亲信荆州刺史殷仲堪任为参军,并为殷画过肖像,很是传神。后回到扬州,公元405念被任为散骑常侍。

顾恺之所虽身在宦海,只不过作为绘画练习场而已,故他一生官运不亨通,然而他在艺术上却是很有成就的。在任散骑常侍时,结交了诗人谢瞻,常通夜对酌咏诗,故专心到连谢瞻找了替身都未察觉,故被称为“痴绝”。他的“画绝”更是播于朝野。兴宁二年(364),慧力和尚决定在都城建康(现南京)兴建瓦棺寺,向各界筹款,在朝官员和学士都捐了,多少不等,但最多也不过十万钱的。当筹到顾恺之名下时,他却在功德簿上写了一百万,当时顾还仅二十来岁。众人都以为是吹牛,慧力也怀疑,过一段时间,慧力到府上催款,他胸有成竹地说:“请你在新建庙里为我预备一面墙壁,我欲在那里画画,画好了再说款项问题。”一切妥当之后,顾就搬到那里住下,一月有余,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在那墙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居士的画像,但没有点眼睛。

和尚不知其意,顾恺之说,三天以后我再来点睛。时间一到,他到画前点了眼睛。这一点,画像立即栩栩如生,神采飞扬,活人一般,呼之欲出,跃然壁上。对着和尚说:“从明天起,可以让人来看壁画,第一天看画者捐资十万,第二天减半,第三天以后随喜功德。”消息传出,很多人各怀心思争先恐后来看。殿门一开,大幅画像容光焕发,使庙宇殿堂富丽堂皇,看画者各阶层都有,络绎不绝,很快就超过百万钱。人们不解其意,便去问他,他说:“四体研蚩,本无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指这眼睛)。”故后世流传一语:“传神写照之壁在于点睛。”现存古画珍品《女史箴图》,相传为真手迹。当时谢安评价说:“盖有生以来,得未尝有之奇才。”

顾恺之不但本人是画坛一绝,即是徒弟亦是上乘手笔。他曾教授河南武阳毛惠恒、毛惠秀(南齐人)兄弟画画,而弟惠秀尤优。毛惠秀善画佛像人物,他按每本经书的大意,作全堂经像,列佛菩萨天人数百,雍穆生动,精细典雅,后世经变之画,尽依此仿效。后毛惠秀在永明年间(南齐武帝萧赜,元年即483)召入内廷封为秘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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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守匡扶名刹 ——桓伊

净业祖庭东林寺建成,除慧远之力外还得益于桓伊。东晋将领桓伊,字叔夏,小名野王,谯国桎(今安徽宿县)人。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谙武库,通战略,故被召为诸府参军,后任大司马将军。前秦苻坚强大,受任淮南太守,与秦相拒。因以御敌有方,进督豫州十三郡及扬州江西五郡军事,既而任豫州刺史。“淝水之战”,与谢玄、谢安石等大破秦军,功封永修县侯,进封右军将军。桓冲死,继任江州太守。

桓伊任江州太守时,沙门慧远云游至庐山,伊与慧远交往甚善。慧远率众开讲《涅盘经》,感得山神显灵,资助林木,雷雨劈地。于是对桓伊说:“我慧远在此当弘道,因为自我来此,显现许多瑞相,且徒属很广,来者络绎不绝。然贫道所栖,十分狭小,居处艰难,该怎么办呢?”桓伊闻听之后,十分感动。一方面带头施资,另方面草拟奏章上报朝廷,准立东林寺,成为净业首所名刹,经历千年而不衰。

桓伊为政,宽厚仁和,体恤民情,减刑薄赋,万民称善桓又熟谙音乐,善于奏笛,被誉为“江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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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翼护佛子 ——习凿齿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 383),字房威,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少年之时,博学超群,以能文称著。大将军桓温闻其名,召为僚属,累有升迁,而任别驾。后偶尔违背了桓温旨意,出为荥阳太守。习凿齿属文,尤好史学,无论常居和任所,注意收集史料,故在荥阳上任不久,就上表辞谢,归住老家襄阳,悉心研撰史籍。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记东汉至西晋史事。书中叙三国历史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全晋文》乃晋朝佚文专集。又撰《襄阳耆旧传》。这些史籍,皆为裴松执著《三国志》所取材。

习凿齿辞归襄阳之时,引为战乱缘故,当时著名缁衣佛图澄之大弟子道安,在北方传教多年,不得已率众徒自陆浑迁至襄阳。但到达襄阳之后,并不如愿,屡遭地方势力的排挤骚扰,此时赋闲在襄阳而专著史籍的习凿齿,多方翼护和接济,道安方得稳便。是时,前秦苻坚势力强大,本对襄阳虎视眈眈,又听说佛图澄大弟子道安和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更加强了发兵襄阳的决心。太元11年(383),苻坚发兵南下攻打襄阳之时,放言说:“我发兵襄阳只为一个半人而来,即是道安和习凿齿(因习凿齿是个俗人,只能算半个)。”苻坚攻陷襄阳之后,寻觅到道安和习凿齿,一并迎入长安,以礼相待,视为上宾。后习凿齿以足疾请还,不久,谢安指挥北伐,襄邓二州恢复,晋庭欲以国史职事委任,但习已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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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官家宅 悉舍佛门——王坦之

王坦之(330 375),太原晋阳人,字文度。出身世族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一者家庭清贵,二者本人才情超绝,弱冠之年,便名声大显,吸引权贵慕名录用。出仕之后,初与郗超并为大将桓温参军。郗超也是一位喜交游、擅谈论、信佛教、精佛理的人二人常是政务之暇切磋佛理。坦之以佛理处理时事,累有政绩,步步升迁,后官拜中书令兼徐、兖都督,即既当宰相,又领军事,爵封兰田侯。桓温死与谢安(字安石)同辅朝政,卒号为献。

王坦之,在家致孝,兄友弟恭,为人宽厚仁慈,深信佛法,深通般若。为政之时常邀高僧探讨佛理,与学佛之同僚共论佛法佛理。其母亲卒后,便把家宅悉数舍与佛门,遂使信奉佛法者剧增。

太守疏注净经 ——谢举

谢举,字言扬,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安士族。其祖父谢安石。少为王导赏识,后寓居会稽,与名士王羲之和名僧支遁交往旅游。屡辞朝廷征召,年逾四十方出仕为官,历任尚书仆射、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官至司徒。通兵法,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大举南下,朝野震恐,他沉着指挥,出奇制胜,取得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大捷”。谢安石喜好佛教,归依三宝,精通佛旨,影响后世子孙,其孙谢举,在佛学上更胜一筹。

谢举,幼聪慧好学,博览群籍,尤好佛学,年虽少,却名誉宿彰。后虽出仕为官,然却用佛教饶益有情为务,淡泊致心,勤勉治政,教化有方,官声大震,由秘书郎,右迁晋陵太守。太清中(547)位至尚书令。他身在宦海,心在佛门,利在黎庶,一生信奉佛法,弘扬佛法。尤专心净业经籍的钻研。而为净业经籍作注疏,使很多人上自大夫,下至黎庶,参修净业。在任太守时,屡次请高僧演说净业殊胜之法,四众云集,列席听讲,每逾千人。居士何点兄弟,乃当时之名士,亦自远方赶来听讲,时皆称此法会为盛会。

太守校订《涅盘经》 ——谢灵运

谢灵运乃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诗仙李白都非常羡慕效法,如在《梦游天姥咏留别》中曾讲:“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之语。

谢灵运(385 432),系东晋阳夏人,谢举之子,谢玄之孙,荫袭封为康乐公,自幼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名冠乡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兼工字画,诗文之美,江左第一。曾出仕为官,任过太尉参军,后任永嘉太守,但自恃才赋,孤傲矜夸,直言招妒,而自却不知。性格豪放,寄情山水,傲视权贵,后被贬官到广州,又有奸人诬其谋叛,晋文帝也嫉妒谢灵运的才名,遂于元嘉十年(433)十一月,无端藉故诛于广州,年仅四十九岁。

谢灵运,自幼归依三宝,喜好佛学,深入经藏,穷究佛理。先前随龙光寺和尚道生游学,膺服道生所讲顿悟之义。后到庐山与当时名僧慧远相会,与同慧远等人,在寺中创莲社集众念佛。后听说和尚慧睿通梵语,前往咨询佛经诸字的读音和所表示的意义。当时《北本涅盘经》初传之时,有因为版本较多,疏注各异,初学之者难认难解,修行困难。便在慧睿的帮助下校订了《大涅盘经》,后世学人有了依据。谢灵运便与东安寺的慧严、莲社的慧观等共同修改订正,现今流通的《南本涅盘经》便是该本。同时还撰有《辩宗论》、《金刚般若经注》、《涅盘经注》等。慧远圆寂之后,谢灵运为之撰写了碑文。

国子博士 著书弘法 ——周颙

南朝齐周颙(? 485)是音韵学家,字彦伦,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人氏。出身名门,家世显贵,初为刘宋益州主簿,爱成都草堂寺幽静庄严,每自发心仿建,意欲日后静修佛法。是时,宋明帝爱惜周颙才能,常召入内宫密谈,明帝性惨毒好杀戮,颙辄引佛经因果罪福事理以劝慰,明帝好杀之性稍减,不少鲠直之士因之而幸免于难。

后周颙入齐,为长沙王参军、山阴令、中书郎等官。其时,将其钟山宅第,仿草堂而改建,亦名草堂寺,后成为名刹。晚年恒居佛寺静修,不乐尘嚣,杜绝俗事。周颙学贯诸子,对佛教、道教、玄学均颇有研究。又精通声律,永明年间,于著名学者沈约等探究汉字平上去入四声变化,因之而撰著《四声切韵》。同时,撰写了《三总论》,成为后学者之导学读本。

都督讲佛法 众兵悉归依——陆法和

南北朝时候景由北魏投奔梁朝,被梁武帝萧衍封为河南王太清二年(578)武帝派去攻东魏失利,奔寿春,闻武帝对他有反复,于是勾结觊觎王位的萧正德叛粱。侯亲自围攻粱台城,又派部将进犯江陵。而梁军屡屡战败。这时,隐居江陵沙洲寺院当执役的陆法和,挺身而出,号召僧人和山洞里的土著少数民族奋起反抗,率领义军战于江上。众义军见和尚陆法和身穿缁衣,奋不顾身,身先士卒拼杀敌军,个个义兵意气风发,冲锋陷阵,敌军大败,生擒敌将,确保荆襄的安宁。

陆法和,家世不详。最初隐居江陵沙洲,住在僧舍,给寺院从事杂役,为众和尚瞧不起,或有人呵斥,从来未曾表现出不悦的神情,有见识的僧人议论说:“此人非凡夫可比。”此次侯景部犯境,陆法和所为,正应有识之士的看法。平乱之后,梁元帝萧绎,任陆法和为郢州刺史,都督江北军事,进爵为江乘县公,加赐司徒,真是平步青云。

陆法和虽一步登天,进爵一等,但他归依三宝,从不毁犯,虔心向道,以部曲数千人,悉数受戒为弟子。他以佛法治军,以佛法教化,从不用刑狱,即使违犯军法者均用戒律规范,军队大治。其后西魏寇境,陆法和请战,元帝不允,后元帝败亡。陆法和避芒江北,在得不到梁朝支援情况下乃率众入齐朝。北齐文宣帝高洋遂拜任陆法和为大都督,家赐太尉。但每在朝拜之时,陆法和从不称臣,只云荆山居士。即使平素之时,总是集合大众讲授佛法,从不谈论什么政务,后预知时至,沐浴更衣,端然坐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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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家 帮助校佛经——刘勰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批评著述,其作者叫刘勰。

刘勰(465 539),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失怙失恃,家里贫困,不得已,投靠定林寺,由寺院僧侣收养。僧见聪明,教授文化,凡僧所教,他都能记识且领会其意,及长博通内外,善能撰文,尤工吟咏。在寺院受佛教熏习,归依三宝,不杀生,不谋妻室,乐善好施,不积锱铢以肥己。梁武帝闻其名,乃征召为太末县令、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为昭明太子萧统及文士沈约所器重。萧统是梁武帝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名昭明太子。很有才学,亦嗜好释典,《金刚经》分为三十二品,即昭明太子所分,沿袭至今。为弘布佛法,大量刊印佛经。昭明太子知刘勰读了大量佛经,深谙佛法奥义,于是推荐刘勰,帮助僧人慧震在定林寺刊刻校印佛经。住寺之日,决意解脱出离,请求剃染,赐名慧弟。剃度不久,湛然圆寂。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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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撰论 维护正法——颜延之

南北朝时颜延之与谢灵运,是两大文人,齐名于当世。颜延之(384 456),字延年,琅牙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少贫孤,好读书治学,文章之美,与谢灵运齐名,而且性情豪放,淡泊名利,唯嗜酒狂歌,言语无忌,直率激切,人称颜彪。这在性情上又与谢灵运相同,故他们二人成为至交。人们相谈之时,总是一并卷入话题。

颜延之素信佛法,博通经论,对当时所谓高僧,他独膺服道生,常拜谒参究问道,得佛法奥义。最初,颜延之撰《唯识观》及《论检》行于世。宋文帝刘义隆命慧严法师对颜延之所撰论辩别其阐述观点的异同。慧严法师,曾拜鸠摩罗什为师,深解经论,更兼善辩,认识他的人莫不敬重。后住建康东安寺,曾与谢灵运重校《涅盘经》,故所以,文帝命他评论。慧严往复终日不说一句。文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许”。沙门慧琳为帝宠信,参与文帝机要,有“黑衣宰相”之称,见慧严不语,便著《黑白论》,义趣有违佛理。而何承天,当时任御史中丞,为文帝参与机要,然何承天重儒而薄佛教,且与慧琳友善,遂撰《达生论》欲以附和,诋毁佛法。颜延之见他们二人一唱一和,力诋佛法,于是奋起而撰论《释达性论》驳之,成万余言,读者称善。又曾经与淮南昙无探讨实相,辩论通宵。颜延之护法之诚足见一斑。

颜延之,对于仕进,淡然相待,最初任始安、永嘉二州刺史,后又任秘书监。宋孝武帝刘骏继位,改年号为孝建,元年(454)加封颜延之为金紫光禄大夫,孝建二年(456)无疾而终,享年七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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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宰相 改书赎过——陶弘景

南北朝时陶弘景,与梁武帝交谊甚笃,国家有事,武帝造访,故时号为“山中宰相”。

陶弘景(452 536),乃道教著作家、医学家,字通明,丹阳秣陵(今南京)人。盖母亲霍氏,临生之前,夜梦天神擎炉至家而生。家世奉天师道术,潜心研究葛洪《神仙传》。幼有异慧,深受士大夫青睐,被刘宋朝聘为诸王侍读。永明(南齐高帝萧赜年号)中,脱去朝服,挂于朝武门,隐在句曲华阳洞(即茅山),拜孙游岳为师,修习《符图经法》。公元(503)年,萧衍取代南齐建立梁朝,自号梁武帝。弘景进献图谶,为梁武帝所重,国家有事,武帝进山访询。他又将顾欢《真迹》重加编次増饰,撰成《真诰》廿卷,被目为道教经典。

陶弘景还兼通阴阳五行、天文地理、风角星算、文学书法。同时喜研医药,在撰《本草经集注》时,录药物七百余种,又有《肘后百十方》等医药书籍。据传,他有一徒,名叫桓恺,跟他学道术升天。一日密降其室,说道:“感师之恩,我今得道升天,但师所撰”《本草经集注》,以水蛭蚊虻为药,功虽及人,而害物命,上天震怒,特来报之,以报师恩。弘景醒后,冷汗渍身,遂有悔悟,于是将书焚烧,乃以他药代之,遂别撰《本草》三卷,以赎往日过错。又往鄮县阿育王塔前受五戒,曾言又梦如来,为之授记,名胜力菩萨。大同(梁武帝第五个年号)二年(536)预知时至,临终之时嘱家人以袈裟覆体,安然脱化。享年85岁,卒后被追封为贞白先生。

太守舍故宅为寺庙 ——萧蔡

萧察(519 562),乃分《金刚经》为三十二品的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字理孙。出身书香之家,自幼在其父的文学和佛理的影响下,好学能文,尤通佛理。因系梁帝嫡系宗亲被封为岳阳王,知任越州太守。于是把故郡许询之府第,扩建翻修一番之后,舍宅为寺,取名宝林,遂成很有名气的佛刹。后任襄阳太守,时值侯景作乱,率众勤王。但文帝一方面对察掣肘,另一方面又领兵攻杀察之兄长萧誉(? 550),字重孙,南兰陵(今常州西北)人。察恐,便率兵奔魏称臣自保。魏国领兵攻梁元帝,察又领兵协战,攻陷江陵,魏人立察为粱王,在江陵称帝,号明帝。在位八年,卒后进号为定宣王。精于佛理,有文集传世。并有《华严》、《般若》、《法华》、《金光明》等佛经的讲解和注疏。

太守归依佛门 ——王慧龙

王慧龙南北朝时太原人,乃东晋尚书仆射王愉之孙。年方十四,合家被宋刘裕所杀,慧龙因去寺拜和尚彬为师,才得幸免于难。和尚彬携慧龙投荆州。彬见慧龙既有才学,又有抱负,托荆州故史致书在后秦姚兴麾下为吏。后秦亡,姚兴死,乃入魏,被崔恬看重,招赘为婿,王慧龙便步入仕途,其后官拜荥阳太守。

王慧龙举家遇害,依僧人彬之救拔才有高升之机,受佛教之感染,居官乃以利乐有情为己任。担任太守后,勤于政事,注重农业与战备相结合,号为善政,物阜民丰,城防坚固。宋国非常忌恨,便派刺客暗杀,为王慧龙擒获,于以开导,善待放还。王慧龙身虽官场,然虔诚奉佛,执身持戒,丝毫不犯,早晚参拜不辍,日诵经籍无缺。生子之后,单身独处,杜绝房事,布衣蔬食,府第不杀生,庆典不参加,其生活与比丘无二。

其后无疾而终,卒于任所。归葬之后,吏属将士不谋而合,筹资鸠工在墓作起造佛寺,将和尚彬和王慧龙之像塑于其中。所释之刺客,感恩戴德,终身为之守墓。

尚书仆射舍宅为寺 ——萧瑀

萧瑀(575 648),乃梁明帝萧察之孙,字时父,南兰陵人,乃梁武帝萧衍之四世孙。初仕隋为郡守,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瑀率郡来归,高祖宠信无比,封宋国公。萧瑀世代奉佛,感佛蒙化,精通佛理,执持佛号。武德时傅奕(太史令)毁佛,瑀与之辨论于高祖李渊殿前。初在他故里雍州兰田县,构建佛寺,召集大德,住持佛寺,并上表奏请高祖核实名额,赐号津梁寺,意欲舍身事佛,未获帝许,不能从愿。瑀曾奉高祖诏命南巡,途经荆州,召集高僧作法,为战乱而死者作度亡佛事。瑀秉性公允,不能避人之短。在贞观年中,官拜御史大夫,参与朝政,后加特进。瑀虽位极人臣,官登台辅,深信释典,捐弃外学,恒持斋戒。若遇会宴,特请高祖别赐素食,又赐他手书《大品经》一部,山衲袈裟一领。瑀虽参与国务,但课诵无亏,每日必诵法华一遍。亲著《法华义记》十卷,时时在府弟内,为子侄讲之。又亲手书写《法华经》千卷,纸墨等事,尽妙穷微,书写经台,清净香洁。若人欲受持者,必殷勤三请,方始授之。中门之外,立一方青石,每令请经者,登此立石,瑀亲捧函顶戴授之。所有持经之人,瑀皆书其姓名,日礼一遍,方才赠送,其敬法重人,莫有人能超过他。

瑀所著《法华义记》十卷,稿成之日,梦多宝佛塔炳耀空中,乃命民工以檀木造兹妙塔。数年后,其兄萧璟之子萧铨,一晨在前院草中拾得一个有盖的鍮石佛像,制作异于中国,精致异常。铨送瑀,瑀惊喜,取盖置于多宝塔上,宛如故造,函内还有数百舍利,一并供奉于家宅佛龛之上。一日,舍利流溢而出,他人分取供养者,忽然自失,舍利还归瑀家,京师朝野,无人不晓。

瑀于贞观廿二年六月卒于玉华宫,进号为贞。未终之前,遗嘱云:“吾之衣服道具,并送津梁寺,同僧羯磨。”其帝赐山衲,及高祖所赐之树皮衲、铁如意、曲几、麈尾、香炉、澡灌、玉唾壶、玛瑙珠、朝冠器服,并入常住,永为供养。共有二子,长子锐,封襄城公;次子钱任和州刺史;均如瑀公克己奉公,严持净戒,恒奉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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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独孤皇后临终瑞相叠现 ——独孤皇后

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9年受禅称帝,建立隋朝。杨坚,小字那罗延,华阴人,幼年之时,在尼庵长大,受佛教熏习,故位登九五,笃信佛教。称帝后尽废周武父子毁佛之令,搜求金佛遗像、广置塔寺,立译经馆、设置僧官,又跟法经律师受菩萨戒,每日礼佛诵呗,竭尽虔诚。隋文帝不仅自身崇佛,即使后妃亦崇信佛法,比如独孤皇后即是。

独孤皇后(544 602),名伽罗,洛阳人,父乃北周大臣独孤信。因幼聪敏俊秀,心性贤淑,文才出众。文帝袭父为王之时,闻其贤良,又信佛法,秉性与信仰相同,是一位贤内助,召为王妃。帝践祚之后,独孤氏被立为皇后。她常自嗟叹,人生之苦,女身更苦,唯有念佛方能解脱出离。常听被帝召入内廷的法师讲经,参悟佛法,日日时时,事事处处,常念阿弥陀佛,发弘誓愿求生西方极乐,数十年如一日。后预知时至,香汤沐浴,身着洁衣,嘱别众妃,只身独处一室,手持念珠,口诵弥陀圣号,未隔时辰,寂然坐化。辞世之日,异香满室,一切音乐,自然响彻空中。文帝惊诧,乃问异域来华僧人闍那崛多:“是何祥瑞?”僧答道:“此是因为皇后毕生专修净业,发愿往生西方,今遂其意,得生极乐国矣,故才有这些瑞相。”帝诚信,按后所嘱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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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辞官奉佛 ——李士谦

李士谦,字子约,祖籍平棘(今河北赵县)。幼年丧父,受其母教,刻苦愤读,十岁之时即诵读经史,晓其要义,依义撰文,深受业师赞誉和爱戴,名传乡里。当时北魏的广平王闻名纳贤,任李士谦为参军,随军谋划,深受广平王的赏识,其所文告尽出自李士谦之手。

其后北齐篡位之后,遂辞去参军,居家学佛。虽有州郡官员敦请出仕,朝廷王侯征召,一次又一次,士谦辞而不受,婉言谢绝。自是之后,日奉慈母,经营产业,夜里讽经参道。士谦素来家资殷富,效法范蠡三散家财。待到家中粮满,散发乡人,数千石散尽才止。若逢天旱岁饥,则召集债家,设宴款待,当众把借贷契约付之一炬。待到春播之时,还派人送去粮种,让其度荒,免致冻馁。如是之为,一生共达三十次之多,直至谢世。其事载之典史,流誉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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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舍宅举家奉佛 ——高熲

高熲(? 607),名敏,字昭玄,自称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文韬武略,儒释之道通熟,成为河北名士。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任命高熲为尚书左仆射(相当宰相)。高熲顾虑资历浅薄,骤居高位,众臣不服,上表辞谢,推荐北方名士苏威代替辅政。文帝为宣扬高熲高风亮节,接受辞呈。几天后,又恢复了官职,并嘉奖他说:“历来能荐举贤士的人要受上赏,苏威是北方名士,高熲能推荐,理应受到尊敬。”同时又委任高熲兼纳言、左卫大将军,既是宰相又统率禁军。

公元589年,文帝派高熲统率50万大军南下伐陈,有人在文帝面前诬告高熲企图谋反,文帝将诬告者斩首,以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决心。此事高熲并不知情,一举攻下了陈朝都城建康,活捉了陈后主,结束了中国自东晋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一日早朝,议论灭陈之功,以便论功行赏。大将韩擒虎和贺若弼争功:贺说,“我在前线死战,歼灭陈的精锐,而韩很少交战,岂能与我相比。”而韩毫不示弱地说,“我奉陛下之命,分兵攻陈,贺遇敌就战,伤亡惨重,我以轻骑五百潜入金陵,端了老巢,活捉陈叔宝,开了城门,才使隋军人城,谁又能与臣相比。”

而高熲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文帝深知,灭陈之策都是他的主意,灭陈之后,又以元帅府长史(即总管)进兵江南。所以杨坚大笑,对贺韩二将讲:“贺灭敌主力,韩倾其老巢,同为上勋,各赐物八千缎”。文帝转身又对高熲说:“若论灭陈之功,你的功劳最大,灭陈之策,乃为你所献,而且还不言功,赐物九千缎,进爵齐国公。”文帝又进一步说:“你进攻陈朝之时,有人告你谋反,我将其杀掉,你我君臣无猜,形同一体,岂小人所能离间”。后来又有人进馋言,文帝又对高熲说:“先生好比铜镜,越受摩擦越光彩烁人”。他当宰相20余年,颇有政绩,进贤良,制典章,府库充盈。据《隋书·食贷志》载,全国各地粮食布帛有了大量积蓄,人口激增,在开皇九年(589),户口由隋初四百万增加到七百万,使隋王朝一度太平繁荣。

高熲深信正法,勤恳钻研,持修不废。平日退朝之后,独居斗室,诵读佛经,打坐参禅,无论闲与忙,都一如既往。同时,还将住宅改名真寂寺,延请高僧信行住持,时常开堂讲经,他本人听讲无缺,因之,听法四众日益增多,乃又扩建五所。高熲不仅自身学佛,而且还佛化家庭,率领全家到法彦禅师处受菩萨戒。由是可知,高熲学佛之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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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宰相 佛门画师——阎立本

阎立本(? 673),唐朝大臣和画家,雍州万年(西安)人。父阎毗、兄立德,俱擅长工程建筑、工艺绘画,驰名隋唐。唐高宗时,官大匠,随之代兄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拜右相,进封博陵县男,咸亨元年(670),官复旧位。绘画继承家学,并师法张僧繇、郑法士,而能“变古象今”。工人物、车马、台阁,尤擅写真。笔力圆劲雄浑,兼能书法。所画之《历代帝王图》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

阎立本不仅善擅世俗之作,而且在佛像绘画之上,空前绝后。他所绘佛菩萨像,披中国衣服,庄严典雅,为世所爱重。曾经作醉僧图,体态脱落,与人间梵行之僧侣不同,故道士们,每以此嘲讽僧人。时群僧对道士们的讥讽深感不快,于是聚集体态强健僧人数十人,请阎立本另行再绘一幅醉道图,张衲解冠,失履落带,极尽了滑稽之能事。见者忍俊不住,大笑不止。由是,双方争讽自然而止。故历史留下了阎立本乃“画佛”之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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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念佛免难 ——岑文本

唐尚书令岑文本(595 645),字景仁,籍贯南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人。隋末萧铣在江陵建立割据政权,任为中书侍郎。唐军压境敦促归唐,任官,旋又升为中书侍郎,进而进宫中书令。贞观十九年(645),跟随唐太宗征高丽,积劳过度而死。

岑文本,自幼信佛,常诵《法华经·普门品》。一次他因公到吴地公干,在江中,忽然船坏,全船人尽罹难,而只他幸存。当他溺于水中之时,突然忆起念佛可免难,于是举意默念,随波逐流。未几被物触身,抬头一望,已到彼岸,此事自觉灵感,冥于心中。一次在江陵设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迟迟不离,趋至文本跟前说道:“方今天下大乱,君幸免于难,终逢太平,彼必富贵极也!”待客僧去后,文本独自进食,碗中得舍利二粒。深感诧异,更精进佛道,以佛道御事,仕途顺心,终于官至中书令,位极人臣。

文成公主 入藏弘法——文成公主

唐朝初年,国力强盛,许多邻国主动与唐帝国修好。贞观八年(634),吐蕃(即西藏)赞普松赞干布嗣位,那时才十八岁,派遣使者到长安,请求和婚以睦邻邦交。又过了六年,即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应允,决定将宗室之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松赞喜出望外,即遣禄东赞以大相之尊充一介使臣,献黄金五千两为聘,赴唐迎亲。为此,画家阎立本根据所历盛况绘画了《步辇图》,使后人历历在目。翌年,太宗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节护送公主人藏。

文成公主(? 680),虽出身帝王之家,然聪睿,有志向,好读书,尤喜释典,常听内廷缁衣讲授佛经。因此,临行之前,文成公主携带之物,主要是三大类:一类是金银、丝绢、谷物种籽;另一类是挑选有才学的文士、营造工匠、有专长技工及医药书籍医生等;还有一类即是高僧若干、佛像、佛经等千卷,随同入藏。松赞率部兵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亲于河源。

文成公主到了吐蕃之后,大造佛寺,随去高僧设坛讲经,布施教化,借以辅政,风俗大变,国家大治,士民视文成公主如神应世。其后,因大唐和吐蕃修好,不断派出僧人,改由吐蕃到印度求法,凡经其国者,文成公主均向松赞讲明,一律要以礼优待,松赞一一遵从。贞观二十一年(647),王玄策以右卫率府长史衔出使天竺。次年天竺国王尸罗逸多死,大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袭击汉使,王被俘,挺身出逃,得文成公主相助,劝说松赞与泥婆罗(今尼泊尔)出兵,打败并俘虏了阿罗那顺,天竺国新王安稳嗣位。王将阿罗押至长安。

正因为文成公主带进吐蕃大量的人才、技术、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促进了藏族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太平,并对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起到了不可泯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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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舍育出的贤相 ——狄仁杰

狄仁杰是唐代最有名的贤相,他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特别是断案如神,赋有传奇色彩,因而后人编了一本《狄公案》。狄仁杰虽是我国历史上贤相之一,但他人格的铸造源于佛教,这却鲜为人知。狄仁杰(607700),字怀英,山西太原人。自幼聪明颖悟,勤奋好学,但家境贫寒,不能供养他读书,父母商议把他送到本地有名的寺院寄读。因为寺院的住持是一位既有修持又有文化素养的高僧。他一见狄仁杰,年少英俊,衣着虽旧,但却透出一股英气,不待父母多说,就同意收下。狄仁杰也不负父母苦心,日里足不出寺,夜里秉烛待旦,埋头读书。住持除了教狄仁杰读书作文,讽咏作赋之外,还用浅显的道理传授一些佛法给狄仁杰。埋头寺院整整十年,学业有成,而且明白了作人作官之道,住持通知父母,允许狄仁杰进京应试。临行之前,住持和尚又作一番告诫。

狄仁杰赴京应试,途次一家旅舍,秉烛读书,忽闯进一美妇,以美色挑逗狄仁杰。狄仁杰询问,其妇人乃曰:“吾夫刚死,今见君年少,肤洁如玉,丰神俊朗,面貌和悦,萌发和欢之念。”狄仁杰想起寄读寺中之时,和尚告诫:“汝虽大贵,谨慎戒色,并教以戒色的‘不净观法”’。于是正色训道:“你不守妇道,害己名节,陷人不义,非你之所为。,’美妇受教,惭愧致谢,后坚守妇节,受朝廷之封诰,狄仁杰专一其心,一举夺得该科状元。

武则天称帝后,狄仁杰由大理丞、侍御史升文昌右丞,出为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一次,因政见与元帅张光辅不和,顶撞了张元帅,张心怀不满向武则天告状,说狄仁杰对武则天不满,因而贬官,先是复州刺史,后又改洛阳司马。后武则天心血来潮,于天授二年(691)起用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位同宰相。

一天,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谈话中问道:“你任豫州刺史时,做了很多好事,可有人却说你的坏话,因而将你贬职,你想不想知道说你坏话的人是谁?”

狄仁杰向武则天拜了一拜,恳切地说:“十分感谢陛下对臣的信任,至于有人说臣的不是,陛下若认为是真的,则请允许臣改过;陛下若知道臣并无过失,则是臣的荣幸。臣实不愿知道说臣不是的人,这样相处得好些。”武则天啧啧赞道:“真宰相也!”

据薛用弱《集异记》载:狄仁杰,爱研究医学,尤长针灸。显庆年间,他路过华州,看见一群围观的人,近前发现,一个10余岁的小孩,鼻子长了拳头大的肿瘤,把脸都拽变了形……。狄仁杰把孩子扶起来,详察病情之后,从囊中取出银针,在病人脑后穴位上直刺进去。估计到了患处时,询问针感,病人点头。这时猛将银针抽出,那肿瘤应声而脱,病人却安然无恙,面部也恢复正常。孩子父母,惊喜万分,跪地谢恩,并奉献绸绢。狄仁杰坚辞不受,并说:“我行此术,完全是为了救孩子,不是贪图绸绢”说完登程而去。后来孩子父母才打听到,此人正是当朝宰相狄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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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舍宅为寺 ——房玄龄

房玄龄(579 648),名乔,以其字号行于世,山东临淄人。自幼聪明颖悟,勤奋好学,博览群籍,年方十八岁,以其俊睿登进士。唐太宗李世民,巡行渭北,玄龄往谒,谈吐非凡,笔劲激奋,倾心交谈,相见恨晚,遂召为记室参军,参预军务,所筹之策,李世民一一遵从。唐太宗登基,遂拜为左仆射,封漯国公。房居相首位达十五载,以宽厚为务,终于天下大治。贞观廿二年(648)辞世,享寿七十有一。

房玄龄家世奉佛,入仕之后,喜与僧交,时时共同研讨,处处以佛理御事,日日参究不辍。喜作佛事,曾将家宅舍入佛门,改作寺庙,邀高僧住持,讲经说法,举办佛事,追荐亡亲。玄奘译经,大力支持,多方扶护。房玄龄逝世,玄奘集京洛高僧大德,为之诵经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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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抄经 砚台为凭 ——房融

房融,乃武则天时宰相。融,学识渊博,身材伟岸,美髯秀眉,还在弱冠便登进士,故尔名冠天下,宿负雅誉。则天当朝,因依附权臣张昌宗,以正谏大夫同风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因之士林多不称道。后来唐中宗诛灭二张之后,囚禁房融。神龙三年(705)二月,谪贬高州(今广东茂名),五月抵广。到广之后,对仕途心灰意冷,更加深信佛法,一心投身佛门,便与天竺僧人般刺密谛翻译《大佛顶首楞严经》,历时四载方成。驿使感其诚,将所译之经进呈武后。因种种因素,未能获赦,便卒于贬所。殁后,僧俗人等议将融抄经所用之砚台存于光孝寺,号丞相砚。文人墨客多以此为题,写了许多诗作了许多赋。*****

诗佛王维 ——王维

王维(701 760)乃唐朝诗人、画家,祖籍祁县(今山西祁县)。在王维出生之时,其母夜梦维摩诘菩萨人室,故名王维,字摩诘。开元中,进士及第后,出仕为官,累有升迁,后官至右拾遗给事中。安史之乱,长安失守,服药不死,被迫任官。乱平,降为太子中允,未几又升为尚书右丞,时称王右丞,不久辞官,过着半隐半世的生活。王维世代奉佛,故孝悌出乎天性,对母极尽孝道,母卒,便舍宅为寺,为母资增福德。其弟遭病,亲侍汤药,不辞昼夜。辞官之后,常偕高僧旅游名山大川,并与处士裴迪等邀聚,切磋经教,屡日不惫。以弹琴、赋诗、作画、诵佛为日常课。王维之诗,很有禅味,故时称诗佛。其画,独具一格,自创破墨法,开南派之山,明朝画家董其昌推为“南宗绘画之祖”。亦善书法,知名于世,今有集本,刊行于世。临灭之时,预知时至,作书遍寄故友,劝化念佛,书毕掷其笔,便奄然而逝。

茶神出自僧房 ——陆羽

唐朝茶叶专家陆羽(733 804),旧时被奉为茶神,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家世不可考,据传说,幼时为亲人所抛弃,被僧人收养,既长便以僧人之俗姓为姓,草字鸿渐。在寺院之中,以僧为师,事师如亲,跟从学文化,授内外典籍,能诗作文,深为僧师爱抚。僧师圆寂,陆羽隐居苔溪(在今浙江西北),自称桑苎翁,与女诗人李秀兰、僧皎然友好。唐肃宗李亨闻陆羽之名,于上元元年(760)征召,拜为太常寺太祝,并赐朝服、朝简、鱼袋,拒不入朝。仍然,素食布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昏礼拜不辍,讽诵佛经从不间断。同时,撰佛经疏注和茶道理论,尤其是茶道理论如《茶经》三篇,对茶之源流、饮法及茶具述论特详,故旧时奉为“茶神”。所作诗赋,今存若干首。

古文运动倡首者深信佛法 ——柳宗元

唐朝“古文运动”倡首之一的柳宗元,是文学家、哲学家,尤其文学素养相当高,故有“韩柳文章,李杜诗”之说,后人把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773 819),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道城)人。家世清华,少慧敏,博通群籍,善熟文章。贞元(唐德宗第三个年号)年间登进士,授校书郎,调兰田尉,后升监察御史。参与王叔文等革新运动,晋礼部员外郎,革新遭败,被贬。元和(唐宪宗年号)十年(815)左迁柳州刺史。在谪贬期中,写了大量抒发个人情感及政治、哲学见解的诗文。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哲学上有《天说》、《天对》、《非国语》、《封建论》等重要论著,为我国古代卓越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柳宗元不但在文学上很有成就,就是在佛学上也很有造诣。他认为,一般世俗理解佛教教义“罕能通其说”,而他确是“独有得焉”。自幼奉信佛教,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柳河东集》中,有许多体现柳宗元佛学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铭、序文、诗歌等。从这些文字中可窥管柳宗元与当时僧侣有广泛的联系、交往,著名的有湛然再传弟子重巽等。柳宗元对佛教探索是十分广泛,也有深度,尤其对天台、净土、禅宗均有一定的理解。他曾听重巽和尚讲天台教义;曾为净土院的修建写记,表明他对净土宗的信仰;他还写了《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表明他对禅宗的认识。

柳宗元虽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崇信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士大夫。但不象韩愈排斥佛教,主张儒佛通融。例如佛教戒律与儒家礼仪一致,他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他还说,佛家“其教人,始于性善,终于性善”,“金仙氏之首,盖本于孝敬”,这些都是儒佛一致的地方,简言之,“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切真元,无大小乘”。由上验之,柳宗元在文学和佛学上都臻至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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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大家 归信佛法——李商隐

晚唐大家李商隐,一生困顿,归信佛法。李商隐(812 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年间,进士及第后,任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工部员外郎,晚年又数度出任节度使判官。壮年之时,正值牛、李党争剧烈,而李商隐夹在其中,使其长期失意。因为早年李商隐曾受牛党(牛僧孺)令狐楚、令狐绹父子赏识提举;后又为李党(李德裕)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僚,并娶茂源女儿为妻,故尔长期在党争中受排斥而遭冷遇,故一生困顿,而不得志。于是,他以诗抒情,以诗寓意,其诗词多托古以斥时政。擅长律、绝,寓于文采,构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独特风格。有《李义山诗集》存世,其文集多失散,后人辑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补编》。

佛度有缘人。李商隐最初是热衷于仕途,然而命途多舛,长期在政治上失意和中年丧妻的缘故,心灰意冷,于是折心向道,拜当时国师悟达为师,虔诚信佛。佛教界很熟知悟达国师,悟达国师,初名知玄,字后觉,洪雅(今属四川)陈氏子,十三岁讲经蜀中,人惊其慧,称曰陈菩萨。后旅居长安,侍病僧,因其心诚,指示若日后有难到四川茶陇山可解。其后患人面疮,按异僧所示才愈。武宗下诏与道士抗论,因其言辞激越锋利,几至获罪。唐宣宗即位,知玄国师召人内廷讲经,赐紫衣为三教首座,旋乞回故寺,居彭州丹景山。唐僖宗幸蜀赐号悟达国师。士大夫多喜与悟达交游。李商隐回归田野之后,拜悟达为师,寄居该寺,侍于左右,日夜问道于国师,早晚课诵,严持净戒,俨如比丘。大中十三年(858)无疾而终,世寿46。悟达国师感其诚,嘱寺以僧礼安葬。

地狱一出鬼神惊 ——阳翟

唐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吴道子,乃唐朝画家。吴道子少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困,于是从张旭、贺知章学书法,尽管用功,但书法欠佳,于是改习绘画。吴道子学画远学南朝梁人张僧繇,近学张孝师,刻苦用功,年未二十,已有成就。他的画,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生动而有立体感。他浪迹长安、洛阳,在此两地的寺观作壁画三百余间,形状各异,落笔时,或起自背,或从足先,能不失尺度;写佛像圆光、屋宇柱梁,或弯弓挺刃,都是一笔挥就,不用规矩。名声远播,先被宰相韦嗣立看中,委以小吏,改任竟州暇丘(今山东兖州县)县尉,后被唐玄宗知晓,召为宫廷内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宫廷作画。

吴道子作画,喜用焦墨勾线,略加浅彩,自然超出素绢,称为“吴装”;有时则只见墨踪,意态已足,后人不能加彩。同时,兼工山水,作蜀道之景,自成一家。据传曾在大同殿壁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唐末五代荆浩认为他的山水画具“有笔无墨”,宋苏轼则说:“画至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故世誉之为“画圣”。

由于吴道子长期作佛道壁画,与佛结缘,深受佛教感染,一生之中画了许许多多的佛道尊像,一像而成,争相供养,世称为神品。吴道子曾在景云寺画《地狱变相图》,其画一出,京都长安城惊恐,特别是那些屠宰、煮酒、卖酒、打鱼、卖鱼之者,更是见知变色惊惧,不敢再作孽造孽,改行从事其他职业以为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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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苦推敲 遗作修辞范——贾岛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是修辞学上常常引用的典故。这个典故来源于唐朝诗人贾岛,人们只知道他是诗人,而却不知是僧人。贾岛(779843),字浪仙,唐朝范阳(今河北涿县)人。青少年时,人虽然聪明伶俐,但家境贫寒,读书困难,不得不出家为僧,法名无本。他虽然落发,但仍然志趣诗赋,对写诗作赋也十分痴情。据传,一次他骑驴往街上去,见曲江树上鸟儿盘旋栖宿,随口咏了“鸟宿池边树”的诗句,但无下句,正好有座寺庙,联想出“僧推月下门”。连起来就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又觉得“推”字欠佳,不如敲字,于是边走边思索修改之词。行到长安街头,凝神驻足,一边苦咏,一边用手作“推敲”之势,试图肯定“推敲”二字,哪个词最佳。咏呀!推呀!敲呀!竟忘记一切,连时任京兆府尹韩愈车骑过路也不知觉。跟班呵责,韩愈问明情况之后,觉得贾岛是一个可造就人才,收到府衙,教授诗作,并劝慰还俗。贾岛听从,举学进士,授长江(今四川蓬溪西北)主簿、普州(今四川安岳)司仓参军。韩愈与贾岛成为朋友,曾写诗赠贾岛说:“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雪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贾岛在仕途上并无长进,在诗词上,也比较一般,但就因为他苦炼精神,才在文学上雀噪。贾岛正因为他曾为僧,而且仕途不发达,故他的诗多为写景、送别、怀旧之作,荒凉凄苦,语言清淡朴素。以五言律诗见长,注意词句锤炼,刻意追求工整。后虽还俗,但仍然注重佛法修持,不违师恩祖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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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佛道 岂离红尘 ——裴休

裴休,字公美,唐代河东人。为人方正,持守谨严,进士及第后任官,后举贤良方正优异。唐宣宗即位,太和时(太和元年即公元847)以兵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秉政五载,兴利除弊,人皆称善。后罢为宣武节度使,迁昭义、河东、风翔、荆南等节度使。裴休为人少言寡语,举止雍容,宣宗帝常对人讲:“休,真儒者也”。裴休,虽然身为宰相,但常萌发出世之心,意欲辞官,专事佛法。故为官之时,常与圭峰大师友善,圭峰所著经疏,休皆为撰序。每读《华严经》,夜以继日。镇守淮泗之日,迎黄檗禅师到宛陵,参禅问道,笔记其言,而成《宛陵集》,送禅师印可。其后更加敬重檗师,并写偈以赞:

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

驻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

八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

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示何人?

黄檗禅师看后说道:“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口揖笔闲人”。

裴休所处年代,正是佛教衰微之时。唐武宗发难佛教,休挺身而出,以重臣之身,出而翼护,不数年间,方能恢复元气,故佛教史上称述“懋绩钜勋,不可及也”。

裴休护持佛法,也有一段因缘。在幼年时,曾经遇到一位异僧,自云:“从清凉来”。并赠送三颗舍利和一书简,但书简非汉文,乃梵文,人不识其文,遂放于书箱之中。出仕之后,迎见黄檗圭峰二和尚之后,栖心佛道,不乐世俗,志求超尘脱俗。一日拣故纸,忽见昔日五台山僧所赠之梵书,呈于圭峰。大师派人翻译,乃一偈,曰:“大士涉俗,小士居真;欲求佛道,岂离红尘”。裴休阅后,心喜,遂不弃禄,但为道日切。

自居易作念佛偈 ——白居易

念佛法众,常以“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来督促自己精进念佛。其实,这四句乃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的《净业颂》中的四句。

白居易(772 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太原人,或作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初学字,便能自识“之无”,长于经文,尤工于诗。贞元时登进士后,初拜学士,后任左拾遗,以儒学之道处理时世,因鲠直获罪,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升为苏杭二州刺史。文宗时为刑部侍郎,武宗会昌时迁尚书,以太子少傅封翊侯,致仕,留守洛阳。

白居易早年不信佛,曾一度批评朝廷佞佛。其后官场失意,先卷入“永贞革新”政治漩涡,后跌进“牛李党争”,加之直言敢谏,触怒龙颜,屡遭贬斥,才投身佛门,参究禅法。曾拜许多禅师,如惟宽、智如、道林等。《五灯会元》为白居易立传,将他列为佛光满禅师法嗣。晚年又信仰净土宗。致仕之后,在东都洛阳结社念佛,发愿生西,从不懈怠,念佛不辍一日,在七十岁之时,根据学佛的切身体会,写了《净业颂》其颂曰:

我今已七十,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

作福畏奔波;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世人应笑我,

多却阿弥陀,达又作什么?不达又如何?

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要脱轮回苦,

须念阿弥陀!

及至会昌六年(864),无疾而终,享寿75岁,有《白氏长庆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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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官护法一方 ——王延彬

王延彬,五代时人,乃闽王王审邽之子,举家信佛,自幼蒙佛教感化,终身勤持。登第之后为官,累有升迁,为检校太尉,再任泉州刺史,在任廿六年,实施善政,黎民受惠,一方太平,及至年老致仕。

王延彬,不仅为官实施善政,而且他多才多艺,诗词歌赋,擅长书法绘画,更且深研佛教,通达禅理。在任之时与长庆寺之高僧稜禅师,过从甚密,探讨佛理,参悟禅机,很有悟性。身为俗家弟子,又系州牧,在公务旁午之暇,不忘佛法护持:凡有法会庆典,从不缺席;凡有寺庙兴建,总是带头施资撰写碑序;若遇阻挠,必躬行排遣。因之,在他所辖之地,赖他之力,佛教兴隆,故佛教史籍称道:“闽越佛法之兴,半由其手”,实不过誉。

身居相位 不辍诵经 ——富弼

富弼(1004 1083),字彦国,北宋河南洛阳人。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籍,豁达大度,乡里称誉,名士称贤。进士及第后,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枢密直学士出使辽国,坚持原则,拒不割地,回国被任为廷臣。范仲淹主西夏兵事,富主内政,文武内外协调,宋廷一时安稳。至和二年(1055)得吕蒙正之推荐,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后因参与司马光、文彦博等十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耆英会”罢相。司马光执政再度复相。富弼历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居相位,以清廉称著于世。

富弼清廉深受历史上有名清官赵挸频馈U话在给富弼的一封信中讲:“执事富贵已极,道德甚盛,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愿益勉之”。富弼阅后,深受教育,加之他早年阅读过佛经典籍,一拨即明。故每用事,都以佛法为尺度,处理一切大小事务,平和公允,更加受人称赞。神宗熙宁年间,因反对变法,被谪贬出任舒州(今安徽亳县)刺史。听说舒州投子山寺修颐禅师任住持,前往拜谒,在交谈之中,很有省悟,便延请到府中,日夜垂询,师居两月,富宰相心地豁然明彻。勘破红尘,上书辞官归家,日诵楞严不辍,晨参晚拜,缁衣素食,时时人寺或谈论,或演绎佛经,行止犹如僧人一般。元丰六年(1083)预知时至,作书辞别众亲友,届期,正襟危坐而卒,世寿八十。

宰相结社念佛 ——王旦

王旦(957 1017),宋朝人,字子明,祖籍大明(今河北),太平兴国进士,宋真宗时为相。因他遇事无争,随缘而定,人缘自好,上下相善和睦。同时,遇有毁谤,置若罔闻。一次早朝,有人议论王丞相的不是,他虽听到,但无愠色,后有人告诉说:“丞相,有人在朝房议论你,应当惩治”。王旦回答:“虽如是说,但未点名,设若点名说我,我亦当鉴戒”。他为丞相提拔许多官员,即使被他推荐和提升,也从不会令人知晓。在他执政之时,常把那些小事,比如水患、旱灾、饥馑、盗贼之小事等,奏给皇帝,有大臣反感说:“方今太平,不应把琐事上奏”。旦回答道:“就是要让圣上时时把万民放在心上,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议者不以为然。后旦退位,他人改弦,政治渐腐,边患叠起,致有“亶渊之盟”,众人叹曰:“旦,真宰相也!”

王旦一生奉佛,老年更加笃信,又与净宗七祖省常结净行社以念佛,早参晚拜,日诵不辍。由是京都士人都以能入社念佛为荣,前后聚集万人礼诵,一时传为美谈,由是净土之教,大行于宋代,旦之影响深广。天禧三年(1017),自知时至,召集子孙诀曰:“吾过去乃是僧人,应以僧制而葬”。临终无病,自在念佛声中而化,世寿61。其子素孝,不忍荼毗,只是殓以僧服。

府尹念佛 湛然坐化——钟离瑾

北宋会稽人钟离瑾,字公瑜。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任氏,持节抚孤,勤耕苦织,积攒锱珠,送公瑜读书。公瑜人虽年少,很谙时事,听从母教,仿古先贤,偷光夜读,终于成才,一举而登龙虎榜。进士及弟之后,放任德化县知县。

公瑜之母,出身书香之家,自幼信佛,虔修净土。丈夫辞世之后,更是专心念佛,严持八关斋戒,称诵弥陀圣号,一日不废,直至九十八岁,临终之时,还念佛不辍。任氏临终之前,叮嘱公瑜:为官要廉、为政要简、为人心善、为学修佛。公瑜本性纯善,事母致孝,母之遗训常存于心。故在德化之时,忠于职守、体恤民情、轻赋减税、奖掖耕织、兴办学校、甄拔人才、日用节俭,从不靡费,本应公费开消,亦自担当。比如,署衙杂活,本应公费雇工,他却自家雇用。一日,公瑜到市上买了一个女婢,回衙之后,探问身世,才知乃前任知县之女,因为家贫才沦为佣人。公瑜深敬前任知县清廉,故将其女收养,遂与自己之女一同出嫁。此事在德化传为美谈,后仁宗闻知,即迁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尹。

钟公瑜,受母之教,持斋念佛,虽在官府,出则尽瘁国事,入则不寐念佛,晨参晚拜不辍。在德化之时,就与当时名僧慈云遵式成为方外交,或邀至县衙,或同游林泉,或到遵式驻锡昭庆寺、天竺寺酬唱,谈经论道,静听法语,酷似黎庶。因慈云遵式,所撰忏仪甚多,世称百部忏主,尤喜与遵式讨论,往生指要。公瑜受教良多,很重视行仪与戒律,特别注重念佛法门,清修弥笃。后预知时至,忽然催促家人起床,说要沐浴更衣,口诵弥陀圣号,举家见瑜乘青莲花,随仙乐飘然而去。其遗著有《论往生指要》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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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参加念佛会 ——苏易简

苏易简(958 997),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三台)人。太平兴国进士第一(状元)。任升州通判,充翰林学士,同知京朝官课考,淳化四年(993)迁参知政事,入为宰辅。

苏易简,自幼饱读诗书,信佛诵经,不仅明理,而且执教以身。苏之为人,不仅性情温驯,态度谦和,持事恭谨,而且方正敢言,不苟营营。宋真宗时,奢侈之风盛行,群臣趋和,而苏易简却不苟同,犯颜直谏,主张帝王崇尚节俭,上行下效,国富民丰,真宗嗟叹之至。自信佛以来,数十年课诵不废,均是礼诵完毕之后,方才疏理政事。当时净宗七祖省常在西湖创结莲社,后改为净行社,聚会念佛,他不仅参加念佛,而且为净行品作序。序文写就,即对翰林承旨宋白讲:“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尚不辞,况陋文浅学而吝惜哉!”一时念佛法门大旺,士大夫和群众参加念佛不下万人。当是时,政通人和,世风淳厚,众人称赞,皆受学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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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辅倡首念佛 ——向敏中

向敏中(949 1020),字常之,祖籍开封,北宋初大臣,太平兴国进士。初任地方官,以清政廉洁和通晓疏畅民事,善于处理繁剧的政务著称当世,故被宋太宗召为工部郎中,百余日间,竟升至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中虽受谪贬,但两次加任同平章事(副宰相),后任宰相。据佛典记载,圆净法师,号省常,为净宗七祖。住锡杭州西湖昭庆寺,慕庐山慧远公之风,在西湖结莲社,后改为净行社,当时宰相王旦、向敏中倡首入社,一时士大夫百二十三人参加,其比丘千余人。念佛法门大兴,盛况空前。向不仅如此,晨昏礼拜,从不间断,吃斋念佛,甚过缁衣,从发心之日,直至毕命。天禧四年(1020)预知时至,沐浴更衣,手执数珠,念佛而逝。

神童学佛 誉为领袖 ——杨亿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杨亿(974 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幼聪敏过人,七岁之时文才称名,十一岁时宋太宗闻知,即派人试其诗赋,下笔成文,太宗叹为神童,淳化年间进士及第。据史载:一次,时任中书平章事的寇准,与人闲谈时问:“水底日为天上日”时,众对答不上来。恰巧杨亿来商量公务,众皆请他属对,他像未加思索的一样,回答道:“眼中人是面前人”。足见其才思敏悟。宋真宗时,任翰林学士、侍郎、编撰等官,参与编修《太宗实录》、《册虎元龟》。与刘筠、钱惟演等友善,他们相互唱和,将其所唱和之诗辑为《西昆酬唱集》,时人称之为“西昆体”。

杨亿为官,持身清正,不畏权势。他初不谙佛法,后在学士李维勉策发之下,遂生深信,矢志不移,一边为官,一边自修佛法。其后闻汝州(河南临汝)广慧院元琏禅师之名,拜之为师,参禅修道,深得其法要。当其时,宗门兴旺,龙象辈出,与杨亿护持佛法,弘扬佛法有关。当时许多士大夫,多以杨亿为榜样,归依佛门,研习佛教,故尔被推为士大夫学佛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杨亿屡屡奉诏编纂大藏目录、刊校《传灯录》,并参与译经院所译经文的修删润色。常与高僧慈明楚圆、居士李遵勗(节度使)相友善,或于府中,或于林泉,谈经论道,终日不眠不休。天禧四年(1020),身染小恙,预知时至,乃书偈遣人送与李遵勗,偈罢而逝,时人称赞,策发更多的人修学念佛法门。

节度使与僧酬偈而逝 ——李遵勗

北宋初年李遵勗,乃大将李崇矩之孙,世代奉佛。李崇矩,字守则,上党(今属山西)人,先事后汉,后入后周。宋朝建立拜枢密使,太宗时为琼、儋、万、崖四州郡巡抚使。是时正值少数民族黎族谋划反叛,崇矩只身深入黎族的聚居中心,不畏生死,苦口婆心劝勉和安慰,终于说服黎族人,因之,功封六军司事。崇矩,虽为武官,但信正法,执身持戒,晨参晚拜,直至毕命。故尔举家奉佛,传及子孙。后其孙李遵勗,又功追其祖,佛道更超益先辈。

李遵勗,字公武。自幼跟随祖父习文练武,文韬武略不亚于祖父。后荫袭受职,忠于朝廷,很有政绩,累加封赏,终被封为节度使,成为封疆大吏。李遵勗虽为大吏,但笃信佛法,研经习禅,从不因政务繁忙而废弛。每有筵宴,他总屏却腥荤,独啖青素。他遍研经教,尤好禅法。后参拜谷隐禅师,得心法之要。到了晚年,他无心于仕途,潜心于佛法,数次上疏朝廷,归隐山林,帝觉人才难得,总以国家多事为由而不许。李遵勗只得随缘,流水官场,其心已栖林泉,常与当时高僧慈明楚圆和文学家兼史学家的杨亿相善。在政务之暇邀其到府与僧众聚会,讲经论道,常常是整日不休,彻夜不眠。每大德讲法,不论远近,都要赴会参请。他的举动,在僧俗二众中影响很大,也备受尊敬。终身如是,直至毕命。临终之前,他预知时至,沐浴更衣之后,邀慈明楚圆禅师到榻前,二人对坐,作偈唱合,李遵勗即在酬唱之间,从容而逝。他有《景德广灯录》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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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读《楞严》开悟 ——张方平

北宋张方平(1007 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祖籍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幼聪明颖悟,家虽贫穷,刻苦用功。景佑元年(1034)举茂才,任昆山知县,后又中贤良方正,通判陆州(今浙江建德)。西夏犯境,上《平戎十策》,旋知谏院,颇多建言,力主与西夏议和,曾奉使契丹。神宗即位,任参知政事。在蜀州任官时,礼遇苏洵三父子,曾荐苏轼为谏官,苏轼下狱,又抗章论救,故轼终身敬仰。

在当时,宋儒理学大师朱熹,极力维护儒家道统,攻击佛教说:“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推崇“存天理,灭人欲”。张方平极奉佛法,曾对王安石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故为官之时,广读佛经,结交缁衣,每遇高僧便亲诣其门,叩问法要。因读《楞严经》省悟,遂皈依佛法,自号乐全居士。致仕之后,更是精心佛道,早参晚拜,从未懈怠,每与人谈,孜孜不倦,诱以佛法,让听者均沾法雨。元祐六年末(1091),世寿八十五时,预知时至,香汤沐浴,整肃衣冠,趺坐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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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 原出于僧舍 ——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为志士仁人作为座右铭。此语乃北宋仁宗皇帝宰相范仲淹的名言,流传至今而不泯。

范仲淹(989 1052),字希文,北宋时吴人。两岁失恃,家贫母嫁,待晓事之日,泣辞母去,居于里中僧舍,刻苦读书,大中祥符时,进士及第。初任秘阁校理,每慷慨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皆效法,气节之尚,足见一斑。仁宗皇帝知其名节拜相,经略陕西,以御西夏。仲淹为军,严号令,重赏罚,抚士卒,威慑敌国,西夏不敢犯境。后又迁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裁削冗员佞吏。联合富弼实行“庆历新政”,提出十项改革意见,即:明黜陟、抑佞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不到半年,为馋所中,出任陕西宣抚使,继迁户部侍郎,徏青州,皇佑四年(1052)卒,寿64。卒谥文正,赠兵部尚书。

范仲淹,幼时居佛寺,常闻正法,严持戒律,刻苦砺志,借佛道之菩萨行以御政事,“先天下之忧而忧”之语,即源于菩萨利乐有情之意也。是故,出仕为官之后,不违圣教,喜近高僧,积极参究禅法,乐善好施,自奉节俭,佛戒寓心。将所节之俸禄,广置义田,瞻养缺食之族人,又兴学校教育孤弱。当逝世噩耗传出,巷闾悲嚎,如丧考妣。

范仲淹以法传家,世代兴隆,子范纯仁又继而为相,世所钦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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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集十万人念佛 ——文彦博

文彦博(1006 1097),北宋宰相,字宽夫,汾州介休(山西介休)人。自幼聪明,击瓮故事流传至今。进士及第后任官,后因处理西夏边防事务有功,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庆历七年(1047)冬,恩州(今河北清河)王则起义,他为宣抚使,与明镐前往镇压,翌年出任宰相。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极力反对,称:“祖宗之法俱在,不须更改”。后赋闲洛阳,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谓之“洛阳耆英会”,成为反对变法的大本营。哲宗元祐初,司马光为相,荐文彦博同为宰弼,废除新法,五年(1090)辞官。

文彦博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乃宋皇之股肱。但素信佛法,崇信三宝,专修净业,居京师之日,与净严师结社念佛,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云:“愿我常精进,勤修一切善,愿我了心宗,广度诸含识”。集十万人为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所度化,力参净土。士大夫曾赠偈曰:“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一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文彦博年九十,临终无疾,念佛而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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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禅宗史上的一桩美谈 ——欧阳修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极尽所能反对佛教,比起唐朝韩愈更是有过之,但被云门宗的庐山圆通居讷禅师说服,归依佛门,则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桩美谈道誉。

居讷(1009 1071)字中敏,四川梓州中江,蹇氏子。居讷“生而英特,读书过目成诵”(《五灯会元》1020页),十一岁出家,十七岁即讲《法华》而得度,自此以讲学冠于两川。以马祖道一“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之镜鉴,出川到荆楚。遇洞山子荣禅师,器之令讲《华严经》而开悟,遂成法嗣,为云门宗的主要传人。宋仁宗下诏要他去汴京振兴禅席,他却以目疾谢绝。不久,离开襄阳洞山到庐山弘扬云门禅法。居讷说服反佛的欧阳修归依佛门的故事就发生在庐山东林圆通寺。

欧阳修(1007 1072)字叔永,江西吉安人。四岁丧父,家里又穷,其母只得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想不到竟成就了一个状元,廿四岁时高中进士榜,登上政坛高位,成为范仲淹锐意革新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首领,然而也是反对佛教的得力干将。

欧阳修紧步韩愈的后尘,以辟佛为己任,决心恢复儒家道统。所以,北宋初年掀起阵阵排佛的浪潮。而且欧阳修反佛,有甚于前人。韩愈在《原道》中把佛教称为“夷教”;“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石介三位道学家,都只说不合中国国情。而欧阳修则在《本论》中,称佛教为魔教,是中国之大患,其害无穷,“千年佛教贼中国”。同时,在手法上也很霸道,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攻击。例如,编《新唐书》时,利用对佛教的态度为标准评论皇帝,反佛的唐武宗以同情而赞赏的口气;反之,凡支持崇拜佛教的一概斥之为“庸主”,就连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说是“中材庸主之常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则,历史给斥佛之徒以可笑之下场。韩愈被贬潮州看鳄鱼,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诗句,最后拜倒在大颠和尚袈裟之下,才得解脱。欧阳修被贬去滁州观山玩水,写下“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饮誉学子,最后在居讷禅师处找到归宿,迷途知返。

居讷是怎样说服欧阳修的呢?原来欧阳修来到滁州之后,成天游山玩水,饮酒作乐,自号醉翁,借以消除心中烦恼和不得志之意。一日,无聊,漫到九江,以复杂的心絮去访居讷禅师,欲与居讷较量,借以宣泄反佛受挫之苦闷。

居讷知欧阳修之心,于是借剖析韩愈受挫之原由,比拟释欧阳修之苦闷。居讷先指出三教融通,佛教更甚儒教一筹;再陈韩愈排佛实质,借排佛之名行排外之实,小家之气;进而说明韩愈失足之关键,唐宪宗乃中兴之君,不去匡扶,却以排佛哗众邀功,自诩孟子之拒杨墨,沽名钓誉。观其所为,必招其果,最后指明,今当太祖太宗开国,真宗、仁宗勗继,异时而动,焉有不受挫之理。据有关史料载:“修大惊赧,为之谢曰:修胸中已释然,将何以见教?”师曰:“佛道以悟心为本,足下屡生体道,特以失念生东华为名儒,偏执世教,故忘其本,诚能运圣凡平等之心,默默体会,顿祛我慢,悉悔昨非,观万事之本空,了生死于一致,则净念当明,天真独露,始可问津于此道耳。”

至此,欧阳修肃然心服,痛改前非,当即留东林寺参悟。其后回到朝廷,再也不谈反佛之事,反在公卿面前称扬居讷,不时致信请教军国大事。最后归依佛门,潜心学佛参禅,息心危坐,屏却酒色,还自号“六一居士”,将所出书集,取名为《居士集》。据《华严经传记》载:宋文忠公欧阳修,即将辞世之时,呼子弟诫曰:“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诋浮图,迩来于诸经忽闻奥义,方将研究正果。不料赍志而殁,汝等毋蹈吾辙,轻言三教异同也。令老兵于近寺借《华严经》,庄诵至八卷,安然坐逝。”

苏东坡为其文集作序时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又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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