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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人物传记篇目排列探析摘要：《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著作。这部著作在它所包括的时代上，在丰富的内容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史记》五种体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虽各有区别，但它们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对《史记》列传的篇目此第的排列分析和研究有不少学者。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通过《本纪》、《世家》与《列传》篇目排列方式的分析和比较，来分析司马迁这样安排的原因以及其所要反映的思想。论文第一部分具体分析《本纪》、《世家》和《列传》的篇目排列。第二部分就是比较《本纪》、《世家》与《列传》的篇目排列，探析作者司马迁的价值判断。第三部分就是由《史记》人物传记看司马迁的文化思想。第四部分是通过对《史记》人物传记篇目次第排列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关键词：《本纪》、《世家》、《列传》、篇目排列Abstract: Shiji is a great historical work,which was written by Sima Qian in Han dynasty. This book is unprecedented in the age it included and in rich content. Shiji has five kinds of style: Benji,Biao,Shu,Shijia,Liezhuan, although each has difference, but their mutual coordination constitute an organic whole. And many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subjects’array of Liezhuan. On the baasis of synthesizing previous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why Sima Qian arranged subjects of Liezhuan so that, and what thoughts this subjects’array reflects. The first part of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ubjects’array of Benji,Shijia and Liezhuan. The second part is to compare the subjects’array of Benji,Shijia and Liezhuan,and to analyze Sima Qian’s values. The third pard analyzes the thought of Sima Qian which is reflected form biography of people. The fourth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Key words: Benji Shijia Liezhuan Subjects’array 1.《本纪》、《世家》、《列传》的篇目排列 3 1.1《本纪》的篇目次第排列 3 1.2《世家》的篇目次第排列 4 1.3《列传》的篇目次第排列 62.由篇目排列探析司马迁的价值判断 103.由《史记》人物传记看司马迁的文化思想 12 3.1“究天人之际” 12 3.2“通古今之变” 15 3.3“成一家之言” 16 3.3.1赞颂无为，反对多欲 16 3.3.2贤臣良将治平天下 174.结论 17《史记》作为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识见超群的历史著作，它奠定了中国“正史”的基础，成为二十四史之首。它记录从轩辕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可以说是“网罗天下放矢旧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代中国通史。《史记》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等无所不有。人物除帝王将相外，还记述了下层社会的农民、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妇女等等，凡是在人类活动中起过作用的人物都叙入史中。虽然《史记》记录历史事物众多，但它们表现的一点儿也不紊乱。因为司马迁用不同的方式记录它们。这就是《史记》五种体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们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史记》问世后，就有学者和史学家对它进行研究，并且历朝历代页不断有人对《史记》分析和研究。其中对《史记》篇目次第的排列分析和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如李长之先生，张大可先生等等。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通过《本纪》、《世家》与《列传》篇目排列方式的分析和比较，来分析司马迁这样安排的原因以及其所要反映的思想。1.《本纪》、《世家》、《列传》的篇目排列1.1《本纪》的篇目次第排列司马迁著《史记》是记录历史的，那么司马迁他不仅要重史实，而且要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历史事件，否则《史记》就是现在所说的小说。然而《史记》的篇章次第在大体上均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的，这是符合通史体例的，尤其是其中的《本纪》。《本纪》是全书的提纲，它是以王朝的更替为体系，用编年的方法记录历史大事。《本纪》中的记录是略古详今的，越古越简，越近越详。十二本纪前五者（《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都是以较简略的形式记录朝代帝王的。后七者（《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就是用较详细的专传形式记录。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在《陈杞世家》中司马迁写到：“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闵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余乃为显诸侯。”在这十一人中，有四人不知所封，有一人无谱，只有六人可说。所谓“五人之后皆为帝王”，就是指舜、禹、契、后稷和伯翳。这就是本纪中前五者的由来（其中舜的事迹就是《五帝本纪》一部分）。而华夏民族皆是黄帝子孙（可参见张大可先生《史记研究》中的“结构简表”，见364页），黄帝则是华夏之祖。所以《五帝本纪》位于十二本纪之首，而黄帝又是五帝之首。秦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的分裂局面，此时的历史局面与同以前的大大不同了，所以《秦始皇本纪》要从《秦本纪》中独立出来。秦汉之际，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项羽本纪》）所以项羽能入本纪。楚汉争霸，汉胜，刘邦称帝，“天下唯宁，改制易俗”（《太史公自序》），当列入本纪。而吕太后既非王又非帝，也能入本纪，就是因为她是惠帝朝发号施令者。相比之下，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皇帝，实际上有职无权，没有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就没有他的地位。1.2《世家》的篇目次第排列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同上）从这里可以看出，《世家》是对《本纪》的注述。《世家》中的前十二世家，即《吴太伯世家》至《郑世家》，都是周初所封的诸侯。这十二世家从他们先祖的身份来看，一部分是唐虞之际的名臣之后（《齐太公世家》、《陈杞世家》、《宋微子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一部分是周的子孙和功臣之后（《吴太伯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晋世家》、《郑世家》）。但十二篇的篇目序例与《十二诸侯年表》不同。《十二诸侯年表》的序例是：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二世家的序例是：吴、齐、鲁、燕、蔡、陈、卫、宋、晋、楚、越、郑。张大可先生认为：“《年表》反映春秋之世的霸政，以诸侯强弱为序列。周列第一栏，尊天下共主；鲁列第二栏象征《春秋》当以王法，故周鲁均不在十二之数中。鲁后为齐、晋、秦、楚、宋，即春秋五霸之序列。吴殿后，示意内诸夏外夷狄之义。这些都是春秋笔法。《世家》按诸侯始祖与周之亲疏关系和开国时功劳大小排列，象征诸侯夹辅周室，所以与《年表》序列不同。司马迁嘉吴太伯之让国，列为第一。”①《史记研究》，张大可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和《田敬仲完世家》乃战国之世以暴力篡夺而得的诸侯。预示着春秋时代的结束，战国时代的开始。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物，若严格地按时间排列，《孔子世家》应在《赵世家》之前，而司马迁在排列时却排在《田敬仲完世家》之后，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与那些诸侯王不同，不能算为一类，但又不能算作秦汉时代的世家之内。所以只能放在六国之后了。然而孔子不是贵族王侯却能入世家，为什么呢？在《孔子世家》的赞文中司马迁说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拜和崇敬，在赞文中他同样说过：“《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不能去云。”司马迁看出孔子的历史地位可与王侯相比。同样陈涉被列入世家也是如此。“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同上） “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蹑足行伍之间，俛仰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陈涉世家》）陈涉也是秦汉风云人物之一。后是十二世家（从《外戚世家》至《三王世家》）是记汉代贵族王侯。这十二篇大体上是按时代顺序排列的，但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又采用先贵族后功臣的排列方式，所以同一时代中，属于功臣的传记（《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要位于贵族传记（《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之后了。这也反映出司马迁“尊汉崇君”思想。因此①《史记研究》，张大可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1.3《列传》的篇目次第排列《史记》中的《列传》虽只有七十篇，但这七十篇却记录了三百多个人物事迹，内容十分丰富。而《列传》记录人物传记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张大可先生把《列传》分为专传、类传、合传、附传四个类型。（具体可见张大可先生的《史记研究》，第221页）专传就是一人一传，如《李斯列传》、《蒙恬列传》、《黥布列传》、《淮阴侯列传》、《李将军列传》；二人以上为合传，如《老子韩非列传》、《白起王翦列传》、《樊郦滕灌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以类标题为类传，如《刺客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而凡未入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如《伯夷列传》中附叔齐，《孙子吴起列传》中附孙膑，《刺客列传》中附高渐离，《李将军列传》中附李陵。七十《列传》基本上以时代为序排列，符合通史原则。但又有组合义例，或以类连及，或对比见义。在以时代为序的基础上，可以把《列传》划分为九组：第一组就是《伯夷列传》，是唯一的三代人物入传。《伯夷列传》位于《列传》之首，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伯夷在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而是分析为什么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排在《列传》的第一篇。读过《伯夷列传》，我们就会发现，严格的讲，《伯夷列传》不应算作一篇人物传记，因为伯夷、叔齐的故事在全篇中约占三分之一，而议论的部分却占了三分之二。此传是一篇以议论为主的文章，与其余列传不同，叙议相间，行文曲折。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对“天道”提出了质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事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司马贞《索隐》中也点到这个问题：“太史公惑于不轨而逸乐，公正而遇灾害，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盖天道玄远，聪听暂遗，或穷通数会，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必福，行恶未必祸，故先达皆犹昧之也。”（同上）这篇论传的中心思想是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怀疑，实际上实在提示七十《列传》是讲人事的活动的。《伯夷列传》末尾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段文字与《太史公自序》的“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是暗合的。 由《伯夷列传》可知七十《列传》是讲人事的。“扶义俶傥”是列传择人的一大标准，司马迁选人物不以血统尊卑和爵秩高低为转移，更看重人物的典型性和历史贡献。以致他不为许多封侯列相的人立传，反到记录了许多处于社会下层的如刺客、游侠、医卜、商贾的行迹，因为他们各具特色。而正是七十《列传》才使得《史记》内容更具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伯夷列传》位于各《列传》之首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对于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司马迁：“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其乎？”②《史通通释》，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8页②《史通通释》，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8页第二组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传记，从《管晏列传》至《仲尼弟子列传》六篇。春秋五霸之首就是齐国齐桓公，所以《管晏列传》位于这六篇之首。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韩非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司马迁这样安排因为老子、庄子、申子和韩非子的思想“皆原于道德之意”，所以这几人就合传。司马穰苴是齐景公时的人，而孙膑是齐威王时的人，所以《司马穰苴列传》在《孙子吴起列传》之前。在《孙子吴起列传》中，由孙子引出吴王阖庐西破强楚，而吴国攻打楚国的事件在《伍子胥列传》中有详细介绍，所以《伍子胥列传》要次之。仲尼弟子都是春秋末期的人物，所以传记要位于这六篇之末。第三组《商君列传》至《屈原贾生列传》十七篇，是战国时代人物传记。战国时期就是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商君列传》中商鞅变法，重刑法。使得秦国逐渐强大，为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商君列传》位于十七篇冠首。商鞅是秦孝公时的人，而苏秦是秦惠王时的人物。再者，《苏秦列传》中有“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可见，《苏秦列传》在《商君列传》之后是有道理的。而张仪被苏秦所激才去游说秦国，因此《张仪列传》次之。在《樗里子甘茂列传》中：“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所以《樗里子甘茂列传》在《张仪列传》之后。因叙及秦国，《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以类相从。战国已是法家、纵横家的时代，但是仍然存在着与此潮流不合的诸子，于是就有《孟子荀卿列传》，写出了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也与前面的法家、纵横家的思想作比较。在秦国企图吞并六国时，各国也并起抗秦，于是四公子《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次之。然而，秦国此时以强大，而且六国惧秦，最终抵抗不住。所以《范睢蔡泽列传》接叙，写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来侵六国。在这过程中，六国也有不少大将贤臣反秦，于是有《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邹阳是汉代人，而由于他“抗直不桡”（《鲁仲连邹阳列传》），而鲁仲连亦“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同上），司马迁认为他两人相似，所以合传。楚国屈原因贤被污，汉代贾谊也受同样遭遇，而且贾谊贬至长沙时作《吊屈原赋》，既吊屈原又感伤自身。所以司马迁就使二人合传，也是为他们的遭遇感到悲伤。第四组《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四篇，是叙秦始皇时期的人物。而《刺客列传》放在这一类也是合理的，因为荆柯刺秦是反映出司马迁反对暴政的思想。韩兆琦也在《史记笺注》中说：“他（荆柯）的活动远远超出了专诸、豫让、聂政等人的那种完全出自个人恩怨的‘借友报仇’，而具有一种见义勇为，急人之难，反侵伐，反强暴的政治意义。”③《史记笺注》，韩兆琦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8页③《史记笺注》，韩兆琦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8页第五组从《张耳陈馀列传》至《田儋列传》共六篇，是秦汉之际的人物传记。这些人在楚汉争霸之际都封王列侯，成为当时的英雄人物。张耳为赵王，陈馀为代王，魏豹为魏王，彭越梁王，黥布为淮南王，韩信齐王，卢绾燕王，田横齐王。然而他们最终都叛汉。（张耳死后其儿子张敖有反叛之心，田横“距汉”）张耳陈馀曾经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到最后因利而相互残杀，所以合传。韩王信与卢绾合传是因为二人同是处于一种情势下反汉。魏豹彭越则同为王，同是被囚，被杀。第六组《樊郦滕灌列传》至《季布栾布列传》六篇叙汉高祖时期的辅汉功臣义士。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四人合传不仅因为他们是辅汉功臣，而且他们都没有反叛。《张丞相列传》中附及周昌、任敖、申屠嘉，因为四人都是高祖时的人，却老寿，又各有所长。《俪生陆贾列传》两个都为辩士，一个被烹，一个寿终。《傅靳蒯成列传》此三人都封侯，寿终，但他们的后人却被“夺侯，国除”。《季布栾布列传》则同曾为奴，同为人救助，意气也有些类似。《袁盎晁错列传》至《吴王濞列传》是第七组，叙文景二帝时代人物。景帝时最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吴楚七国之乱”。《袁盎晁错列传》引出叛乱原因，晁错被斩。而袁盎因得罪梁王而被刺杀。司马迁引用俗谚“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袁盎晁错列传》）来说明两人的结局。所以《袁盎晁错列传》放在六篇之首是合适的，而有以《吴王濞列传》结尾，前后照应。而《魏其武安侯列传》到《货殖列传》共二十三篇为第八组，所叙大体上属于武帝时期的人物。《魏其武安侯列传》中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都是外戚，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田蚡是王太后的同母弟。两人矛盾从产生到激化，预示着时势的变化。司马迁在赞文中说：“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魏其武安侯列传》）所谓“时变”就是窦太后已死，王太后成为后宫掌权者。而武帝真正行帝王事的时期也从这儿开始。所以《魏其武安侯列传》位于这二十三篇之首。而《韩长孺列传》次之，不仅是因为韩长孺卷入魏其侯与武安侯的纠葛中，而且《韩长孺列传》是与匈奴争战的先声，所以要位于《李将军列传》之前。李广在卫青霍去病之前已经被匈奴人称为“汉之飞将军”。而卫霍二人也是因征伐匈奴而闻名，所以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前插入《匈奴列传》。而公孙弘，主父偃都有谏边郡之事（其中也包括匈奴之事），所以位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后。《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四传都是以类相从，位于《平津侯主父列传》之后。司马相如因西南夷奉使巴蜀，所以《司马相如列传》要在《西南夷列传》之后了。《循吏列传》中记录的都是汉以前的人，而司马迁安排在这里是与《酷吏列传》作对比的，司马迁所记的酷吏却全是汉代人。汲黯、郑庄古朴耿直，好黄老之学，有循吏作风，就排在《循吏列传》之后了。《儒林列传》讲汉武帝时的儒生和儒学，然而汉武帝时期“外儒内法”，武帝多用酷吏。所以《酷吏列传》在《儒林列传》后了。《大宛列传》写张骞通西域和武帝对西域用事。《酷吏列传》、《儒林列传》、《大宛列传》三篇就是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情况和社会面貌。《游侠列传》至《货殖列传》六篇是各类专题类传。这些人虽是下层人物，但也能立传。由于司马迁入选人物注重各类典型人物和对历史贡献的大小为准绳，并不以地位高低为转移。这一原则司马迁在《张丞相列传》中就说过：“自申屠嘉以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这就是说，即使是封侯拜相的显赫人物，尸位素餐，不为立传。反之，那些地位虽低下但具有典型性或对社会做了贡献的人，司马迁却为他们立传。所以就有《游侠列传》至《货殖列传》六篇传记。而《滑稽列传》、《日者列传》、《货殖列传》所叙都不是武帝时期的人物，这是由于商贾、占卜者地位低下，再者，若放在前面也没有其他《列传》与之相类从。因此把它们放在后面。《货殖列传》夹叙夹议，以议论为主，讲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其他《列传》不同，放在后面也是有道理的。第九组就是《列传》末篇《太史公自序列传》，太史公虽属于汉武帝时代的人，但《太史公自序列传》是七十《列传》乃至整部著作的总结，是总括全书要旨的自序传。所以单独为一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不仅讲述了自己的家史，从而引出父亲的遗命，道出自己责任重大。而且又写了自己在遭受极刑后，身心重受打击但仍然“发愤著书”。要仿效孔子，作第二部《春秋》——《史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决心和傲气。传记最后也介绍了《史记》一书的规模，体制和每篇写作主旨。这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史记》的蕴含有重要意义。2．由篇目排列探析司马迁的价值判断由《本纪》、《世家》、《列传》来看，司马迁对人物传记的安排是有规律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所以赵翼的“随得随编”④《二十二史札记校注》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页 说是不可信的。《本纪》是严格按照帝王更替，即时间顺序排列的。这是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学家必须遵循的原则。《世家》大体上也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又有新的排列方法。《世家》前十二篇就是按各诸侯始祖之亲疏关系和开国时功劳大小排列。汉代时期的《世家》在排列上也参照先贵族后功臣的原理。相比之下，《列传》的排列方式更是多样化了。用了专传、类传、合传、附传。（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但司马迁在安排《列传》上还是基本按时代顺序来排列的。用八个字来概括是：“时代为序，以类相从。④《二十二史札记校注》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页在篇目排列上，司马迁有意识地在时代顺序中穿插连类相及。在本纪中，《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相对照；在世家中，赵、魏、韩、与田齐四篇对照，因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为同一类诸侯；列传中，《苏秦列传》与《张仪列传》，战国四公子列传，李将军与卫霍两传均构成对照。在同一合传人物构成两两对照，如《屈原贾生列传》中，两人都是被贬。《郦生陆贾列传》中俪生好出奇计，然而有些狂放，结果被齐王田广烹。而有些柔术的陆贾却“安车驷马”，“竟已寿终”。《平津侯主父列传》中主父偃锋芒太露，结果族死；公孙弘善于自藏，貌为忠诚，“竟以丞相终”。还有正传人物与附传人物对比，以衬托正面人物，如《李将军列传》中，李广与程不识对比，李广与李蔡对比。《汲郑列传》中汲黯“好直谏”，“不能容人之过”与张汤阿主意对比。以上各类型的对照构成了司马迁塑造历史人物独具的相互映衬的特色。因为《本纪》、《世家》、《列传》所记录的人物的背景、地位、历史作用各不相同，所以司马迁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使得历史人物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归属。而这样的安排也体现出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不同的价值判断。首先，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赞扬对历史有贡献的人。项羽入本纪，孔子、陈涉入世家，就是为了突出他们的历史地位。司马迁评韩信“于汉家勋可比周、召、太公之徒”（《淮阴侯列传》），评“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田儋列传》）。称赞屈原的崇高品德可“与日月争光”，“悲其志，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反之，对声名赫赫的暴虐之人，司马迁也给以无情的批判。他批评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秦始皇本纪》），批评商鞅“天资刻薄”，李斯“严威酷刑”。虽然他们功业显著，但不恤人民，最终不免身败名裂。其次，司马迁颂扬个人发奋取得成功的的人。《史记》中人物，司马迁对他们都有不同的评价。而司马迁赞颂的就是励精图治，而后成就功名，名垂后世的人。勾践卧薪尝胆，终报强吴。论赞评曰：“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列传》的赞文就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於后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对于伍子胥的“弃小义，雪大耻”的行为，司马迁是大加赞扬的。《季布栾布列传》的赞文中说：“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对于季布的忍辱负重，自奋立名，司马迁也是褒扬的。再次，太史公也是很重视个人的生命价值的。《报任安书》中他就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⑤《汉书·司马迁传》，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不是不可以牺牲，而是要让它有价值。司马迁评论晏子伏庄公尸而哭，成礼然后去，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管晏列传》）评论栾布说：“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季布栾布列传》）评蔺相如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⑤《汉书·司马迁传》，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3.由《史记》人物传记看司马迁的文化思想从《太史公自序》中就可以知道，司马迁是准备做第二个孔子的。“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而司马迁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发愤著书”的。从壶遂与司马迁的问答中可以知道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春秋》以道义”、“《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太史公自序》）。这也是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原因。而司马迁是准备作第二个孔子，那么他作《史记》的目的是什么呢？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⑥《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6—307页 而“⑥《管锥编》，钱锺书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6—307页3.1“究天人之际”——司马迁的哲学思想“究天人之际”，简单的说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作为维护统治的理论基础。司马迁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的。但作为历史学家，他是反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古代王朝的更替，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亲亲”观念被“尊贤”所代替。各诸侯国都重视人谋，讲求富国强兵。战国末年思想家荀子就提出“人定胜天”的论断。秦汉之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秦楚之际月表》），汉高祖刘邦起自匹夫，汉初开国功臣大都是下层人物。这些变化，使得作为史官的司马迁不得不对天人关系与古今变化进行思考。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又吸取了阴阳家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而司马迁是反对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的，他引用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家评论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肯定阴阳五行中学说中的对自然规律的概述，批判了“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学说。《太史公自序》中还说过：“星气之书，多杂讥祥，不经” 意思是说谈凶吉祸福的都是一些不经之谈，不足为法，不可相信的。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中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相对立的。对于“天命”董仲舒是绝对的敬畏，顺从。而司马迁对“天命”则持怀疑态度。 司马迁通过对史事的具体论述，对“天道”提出了质疑。前面提到的《伯夷列传》就说过司马迁对“天道”的否定。在《蒙恬列传》中，蒙恬把自己的不幸归罪为“地脉”，而司马迁在赞文中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来说明蒙恬的死与“地脉”无关。 在《列传》首篇，司马迁就质疑“天道”，否定“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那么，在历史发展中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呢？首先，司马迁很注重人谋。比如，历史上一些战争，作战双方历史条件一样，甚至有时强者败，弱者胜。原因是什么？司马迁认为取决于人谋，楚汉争霸，刘胜项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白起王翦列传》中秦赵长平之战，秦相应侯用反间计，使得赵王更换将领，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而不用身经百战的廉颇。秦军斩首虏赵军四十五万人。使得赵军从此一蹶不振。《田单列传》中燕攻打齐国，在齐国只剩两座城池的情况下，田单趁燕惠王与乐毅有隙使用反间计，使得乐毅被骑劫代替攻齐。而田单又使用火牛阵打破燕军，收复七十余城，使齐国得以保全。司马迁在赞文中说：“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田单列传》） 这些都是人事作用，司马迁写这些事都是为了说明人谋的重要性。这样就肯定了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看，这样写也就体现了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其次，司马迁不仅重视人谋，也重视时势条件。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这样说过：“‘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引老子的话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这些都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很重时势条件的。这在《李将军列传》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在其开篇，司马迁用汉文帝的话来说李广：“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虽是文帝的话，但却寄托着司马迁对李广生不逢时的痛惜之情。司马迁虽质疑“天道”，但有些地方他又表现出对“天道”的保留。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就赞叹汉得天下是“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并说“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同样在《天官书》中更是记载了许多天人感应的例证，并作出这样的结论：“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而在《傅靳蒯成列传》中，司马迁认为傅宽和靳歙的命运是“天授”。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信“天道”的。太史公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思想呢？钱锺书的解释是：“马迁惟不信‘天道’，故好言‘天命’即疑无天道，曰天命不可知者，乃谓天道无知尔。天道而有知，则报施不爽，人世之成亏荣悴，应各如其份，咸得所当，无复不平则鸣或饮恨吞声矣。顾事乃大谬不然，理遂大惑不解。……然马迁既不信天道，而复持阴德报应之说，既视天梦梦，而复以为冥冥之中尚有纲维主张在；圆枘方凿，自语相违。盖析理固疑天道之为无，而慰情宁信阴鸷之可有，东食西宿，取熊兼鱼，殆人心两歧之常与。固疑无天者，犹每私冀其或有，而信有天者，则常怨其若无。” = 7 * GB3 ⑦《四史评义》，李景星著，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版，第59页 可见司马迁虽保留“天命”，不否认有意志的 = 7 * GB3 ⑦《四史评义》，李景星著，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版，第59页3.2“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作为史学家的独特之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把史料按顺序编纂起来，就是历史著作了。如果那样的话，这历史著作就是标准的“史料堆积”，没有一点活力和思想。而司马迁就是对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进行“实录”，然后组织排列，并且看出其中意义，这就是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在《史记》的体例排列中就可以看出，尤其是七十《列传》。司马迁创作类传、合传作古今纵横对比。《本纪》以“五帝”开头，《世家》开篇就是讲吴太伯，《列传》首篇则是《伯夷列传》。司马迁这样安排则是有意义的。李景星先生说：“世家首太伯，列传首伯夷，美让国高节以风世也。” = 8 * GB3 ⑧《 史记 解读》，韩兆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韩兆琦先生说：“‘禅让’是儒家心目中的最高理想境界，‘吊民伐罪’的征讨已经是跌入第二境界了。《史记》的‘本纪’以尧舜开头，‘世家’以吴太伯开头，‘列传’以伯夷开头，这是一种带有原则意义的安排。但这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注定已成为过去，可望而不可求了，故司马迁只有发出一种慨叹而已。”⑨《四史评义》，李景星著，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版，第77页 司马迁在横向安排上就表现出对“至高境界”的道德一去不返的感慨。而从纵向上来看《史记》中的《列传》，则亦能看出司马迁安排的用意。《老子韩非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一系列的合传、类传，把古今学术的的变化发展作了条理化的论述，分合源流，线索分明。而《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四公子传记以类相从，不仅说明四公子“礼贤下士”，而且也突出了他们的门客（冯谖，毛遂，侯嬴，朱亥等）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屈原贾生列传》中战国屈原与汉代贾谊合传，虽隔百年，两人可谓是“同命相连”。司马迁在感叹的同时，何尝没有为自己的遭遇而叹息和怨恨？正如李景星先生在《四史评义》中所说：“文章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可读也。” = 10 * GB3 ⑩《汉书·司马迁传》，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2页 司马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写史时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得他在给别人立传时，其实也是在写自己，而在感叹别人同时，也在感叹自己。《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同是写将军，但司马迁的情感是不一样的。李广能打仗，有勇有智，也得士卒的拥护，然而汉武帝不喜欢他。在《李将军列传》的赞文中，司马迁这样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卫青、霍去病都是皇亲国戚，因此做了高官，也立了战功。受到武帝的奖赏。而在《卫将军骠骑列传》赞文中却说：“苏建语余曰 = 8 * GB3 ⑧《 史记 解读》，韩兆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⑨《四史评义》，李景星著，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版，第77页 = 10 * GB3 ⑩《汉书·司马迁传》，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2页3.3“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政治理想不论是“究天人之际”，还是“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史料的汇抄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成一家之言”。这个“一家之言”不是战国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的言论，而是司马迁融会贯通百家学说后，建立新思想体系。这是太史公作为史学家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一个独有特色。《列传》共记录三百多人物传记，为不同阶层的人物立传，这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而司马迁编写并组织安排这些人物传记，也是要“成一家之言”的。3.3.1赞颂无为，反对多欲所谓无为就是遵循黄老之术治理国家，“从民之欲，而不扰乱”11《汉书·刑法志》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929页，与民休息。无为治国从汉高帝就已实行，惠帝、高后、文帝、景帝相继执行，出现了汉兴以来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司马迁称颂惠帝、吕后的无为治国，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而《律书》中称赞文帝无为治国：“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然而，汉武帝即位，西汉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政治从无为变为多欲，思想文化从崇尚黄老转向独尊儒术。从武帝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内兴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当然会赞颂。但汉武帝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力，“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平准书》）司马迁曾借汲黯之口批评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郑列传》）到了武帝晚年，国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1《汉书·刑法志》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929页12《汉书·昭帝纪》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简体字本，第163页3.3.2贤臣良将治平天下在《楚元王世家》的赞文中，司马迁就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在《匈奴列传》赞文中也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贤相良将治平天下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把用人得失强调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在《列传》三百多人物传记中，有一大半是记录将相官僚的。司马迁就是希望君主能多用贤才，良才。司马迁虽然在《六国年表》说：“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埶利也，盖若天所助焉。”但在《列传》中，从战国到秦始皇这段时期，司马迁写了二十一传，其中《商君列传》、《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范睢蔡泽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九篇都是记秦国良才的。可见，所谓“盖若天所助焉”其实是秦“自助”，秦国广用人才的结果。秦孝公用商鞅，国强民富；秦惠王用张仪，连横成功；秦昭王用白起，破赵长平；范睢用远交近攻之策，南拔楚鄢郢，北困三晋，东破齐，各个击破东方六国。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在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辅佐下，终于一统天下，北却匈奴。反之，楚王流放屈原，地日以削；魏不用信陵君；赵杀良将李牧，这都导致国家速亡。而汉武帝就不太重用人才，《李将军列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汉武帝还多用酷吏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酷吏列传》中的大部分酷吏就是在武帝时产生的。武帝还任人唯亲，窦婴、田蚡、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都是与皇室有亲戚关系，才封侯的。所以李广不能被重用而卫霍却能平步青云。经过以上分析可知，不论是《本纪》、《世家》，还是《列传》其篇目都经过太史公司马迁精心安排设计的，并不是随意的、杂乱的。司马迁多采用“以类相从”的原则进行排列，使得不同历史人物之间可以对比，从而可以“通古今之变”，最终使得作者的思想通过人物传记的篇目排列反映出来，进而“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司马迁不仅是要在内容上“成一家之言”，在篇目排列上也要“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而且是一个文学家，设计艺术家。 《史记》的五体结构的纪传史有条不紊地把这三千年间博大深广的内容组织起来，在史学上建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宋代史学家郑樵评论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移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3转引自《史记研究》，张大可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史记》对后世史学家影响也是很大的。清代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诸侯，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当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着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14《二十二史札记校注》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参考书目：[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2]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3]13转引自《史记研究》，张大可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14《二十二史札记校注》赵翼著 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参考书目：[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2]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唐 刘知几撰 清 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 赵翼 《二十二史札记校注》 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 版 [5]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明书店 [6] 李景星《四史评义》，岳麓书社出版，1986年版 [7] 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 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 [9] 杨海峥《汉唐 史记 研究论稿》，齐鲁书社，2003年6月第一版 [10] 韩兆琦《 史记 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 韩兆琦《史记笺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 阎嘉 主编《文学理论基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一版。[13] 袁行霈 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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