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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如歌的故事 （1）
《故事会》创刊40年了，40年铸就的辉煌足以使为之奋斗的人们陶醉，但是，编辑部的同志如这本刊物一样平实，不事声张，不搞庆贺，而是平声静气地总结和反思走过的不平凡历程，试图解开《故事会》何以成为中国期刊出版的神话这个谜，于是有了这本《解读》的书。 一本普普通通的刊物，传统的小32开本，装帧谈不上时尚，封面也没有“大美人”吸引人的眼球，可是它40年来送给读者一串串美妙动人的故事，却在中国期刊出版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这的确是一个谜，一个奇迹。据中国故事期刊协会2002年6月15日的统计，全国共有52种故事类期刊，月发行量863万册左右，而其中《故事会》的发行量近400万册，几乎占“半壁江山”。据世界期刊联盟FIPP编辑的《世界期刊概况》统计，1999年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文化类期刊的排行榜中，《故事会》名列第五位。近10年来，它获得了一连串的荣誉：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青少年喜爱的电视、报刊”的调查中，《故事会》被评为“读者最喜欢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1997年，《故事会》入选中国首届“百种重点社科期刊”；1999年，《故事会》获首届“国家期刊奖”；2001年，《故事会》被出版署授予“双高”（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列入“中国期刊方阵”的第一梯队；2002 年，《故事会》在《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被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十家杂志”之一；2003年，《故事会》在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评选中，再次被评为最高荣誉的“国家期刊奖”。《故事会》成为上海市的著名商标，成为上海出版界的“名片”，成为中国出版人的骄傲。 读罢《解读》，这个谜终于解开了。《解读》本身就是由很多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组成的。《故事会》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或几个故事之外的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的每一个人都有几个或几十个故事中的故事。这一个一个故事解读了《故事会》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变化。这些故事的主人翁都是《故事会》的编辑、作者、读者，故事的情节无非是一个作品的产生过程或在读者中产生的反响，或者是编辑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亲密交往。于是有了“老家”在什么地方的故事，有了把“根”留住的故事，有了创办“黄埔军校”的故事，有了一副神奇的“药方”的故事，有了注入人格力量的故事，有了“放水养鱼”的故事，等等。这其中有《故事会》初创时期的艰辛，有“非常时期”的尴尬，有挑战面前的沉思，有成功之后的喜悦，还有对未来的憧憬。然而，这故事里的世界，一样使你无比振奋，一样使你激动不已，一样使你刻骨铭心。这故事如水一样清澈，如蜜一样甜美，如歌一样飞扬。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寻常的故事，才有《故事会》的不寻常发展。 他们自己把《故事会》的成功秘诀，归结为八个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这八个字很有分量，体现了《故事会》编辑部的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一种办刊理念，一种企业文化。这一办刊理念，是《故事会》办刊宗旨的高度概括，是文化工作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生动表现，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也许，这也应该成为通俗文化类期刊共同的精神，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办刊理念，共同的企业文化。 “眼睛向下”，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规律的深刻认识。人民是文化的惟一承载者，人民需要文化，文化更需要人民，广大文化工作者只有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汲取营养，才能生产出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眼睛向下，是文化工作者的基本功之所在。一个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必然把人民群众视为“衣食父母”，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工作动力，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把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成果作为自己的工作职责。眼睛向下，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gongchandang人和中国人民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文化。在文化建设中要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首先要眼睛向下想着群众，深入实际了解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愿望。眼睛向下，就要像《故事会》那样“还故事于民”，像《故事会》那样“在时代的脉搏上跳动”，像《故事会》那样把读者视为“上帝”，与“上帝”交流，同“上帝”拉起手来，向“上帝”传递声音。 “情趣向上”，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使命的深刻认识。只有把文化建设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考察，放到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来考察，放到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中来考察，才能摆正与大局的关系，与读者的关系，与群众利益的关系；才能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自己工作的意义，自己办刊的目的；才能懂得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平庸的，什么是有害的，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情趣向上，就要像《故事会》那样把刊物看做读者的精神家园，呵护读者心灵中的圣地；像《故事会》那样看到“小”刊物背后的大理论，强化主体意识，登高远望；像《故事会》那样学会“沙里淘金”，培养起一支高素质的“子弟兵”；像《故事会》那样在时代的坐标中提升，打造中国自己的品牌期刊。 对一个刊物来说，40年时间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评价一个刊物可能首先不会看其办刊时间的长短，而要看其社会影响力。但是，时间毕竟是最无情的裁判，一个刊物一时的影响力也许不难做到，长时间的、持续的影响力，难啊，难。 《故事会》的故事还没有完，它将继续往下讲。愿《故事会》的故事永远像火一样闪亮，像浪一样前行，像歌一样飞扬。 2003年11月2日于北京
第一章谜一样的传说1
高晓声永远也无法看到那些读者来信了，他以自己的生病之躯，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篇作品，将自己生命和文学的最后一片绿叶留在了这本他认为值得留下的“书”上，然后才挥手告别那些喜欢他作品的读者，独自依依不舍地远行了。 这是一本何等神奇的“书”呢…… 1．边寨、童心和“最后一片绿叶” 这是那些作家们无论如何都未曾想到的故事。 可是，这的确又是这些作家们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情。 故事发生在公元1987年的深秋。 一批上海作家来到云南红土高原上的楚雄地区边寨采风。 楚雄位于金沙江畔，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是一个多民族集居的大山区，运输大都靠马帮忙或是人背肩挑。这样的自然环境正好适合这次上海作家采风团的要求，因为这次采风与以往的不同，这次在出发前定的“原则”是越是偏僻越向前。 这天中午，作家采风团来到边寨的一户村民家中。 好客的主人一听说是上海来的作家，心里格外高兴，拉着他们的手非要到他的“寒舍”去“稍坐”不可。 作家们进屋坐下之后，相互与主人通了姓名。主人立刻忙着生火煮饭，说是进了山寨就要遵守山寨的规矩，无论如何得喝上一杯酒。 酒席上，好客的主人端起酒杯，径直走到采风团一位高个子的年轻人面前，充满深情地说：“来，我先敬你一杯！” 年轻人站在那里，顿时有些惶然，抬眼看看四周，这些与自己一同来采风的“团员”们，大都是在当今中国文坛上德高望重的名人，而自己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如何能接受主人敬的第一杯酒？ 可是，盛情的主人却并不在意，他爽直地对那个年轻人说：“按我们这里的风俗，第一杯酒要敬最尊贵的客人，我喜欢看你们编的‘书’！” 还未等年轻人回答，豪爽的主人一仰脖子，将那杯酒灌了下去。 在这偏僻而闭塞的大山中，竟然还能寻到“那个年轻人”参与编辑的那本“书”的踪影，那本“书”竟然让一个文化不高的“乡野村夫”如此不忘的同时，还记住了一个年轻的编“书”人的名字，写了一辈子书的作家们不得不对这件事感到惊讶！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听听这个孩子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吧。 这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男孩。这个年龄的孩子，应该是天真活泼、四野撒欢的时候。可是，这个男孩却不幸得了可怕的肾癌，终日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被病魔无情地折磨着。 这些年来，父母亲看着孩子的身体和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常常是背地里擦眼泪，他们除了四处给孩子寻医治病之外，就是千百万计地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吃的除了人间的龙肝凤胆，玩的就差没有摘下天上的星星月亮，可是孩子仍然不满意。 有人告诉说，这么大的孩子是看书的年龄。于是，父母亲又给孩子买来了许多少年儿童读物和连环画，本地没有的，又想方设法托人到外地去找，病床上的书，堆得简直像一座小山了。 可是，孩子还是不满意，仍就偷偷地掉眼泪。病情发作起来，就一个劲地朝母亲撒泼。 怎么办呢？父母亲为此真是一筹莫展。 有一天，县文化馆有人来看望小孩，顺便带来了一本“书”。 孩子接过“书”，躺在病床上看了几页，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脸上渐渐地有了笑容，他对妈妈说，我真舍不得一下子把她看完，每天就这样躺着看上两页，然后再躺在床上想一想书里的故事，心里就舒服多了。 孩子的父母亲万万没有想到，一本薄薄的小“书”，对于病危的孩子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孩子竟生怕一下子读完了，一切又都会暗淡下去。 就这样，一个临近死亡边缘的孩子，就连睡觉的时候，也用一双瘦瘦的小手紧紧搂着这本他喜爱的小“书”。 一颗童心，在“书”中渐渐复苏…… 这又是一本什么“书”呢？ 1999年7月4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高晓声在他七十一岁生日到来的前两天溘然去世。 从《陈奂生进城》到《摆渡》《鱼钓》《绳子》……高晓声一生为人们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可是，有谁知道他留给读者的最后一篇文字是什么呢？ 事情还得从那年清明节后的一天说起。 那天，高晓声从自己家里的抽屉里取出三篇稿子，双手捧着交到一位编辑的手里说：“这里有三篇稿子，你带回去挑选一下，能给你们办的刊物写东西，我是非常乐意的，因为你们的刊物拥有中国最多的读者。” 那位编辑约稿的时候是去年的初冬，高晓声因身体的原因，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像候鸟一样地“南飞”。他这时刚从南国的海口回来，那里的阳光、沙滩、海浪，使他回到南京的家中后仍然还很兴奋，那双骨突的眼睛比过去有了光彩，因切除了半叶肺而右倾的身子也仿佛比以前结实。他始终没有忘记去海口前夕那个编辑的约稿，要求他最好能写一篇如同欧·亨利《最后一片绿叶》式的精彩故事。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在海口疗养，一边构思他心中的作品。 高晓声在将三篇稿子交给编辑之后，又应这位编辑之约，为读者题写了一句话：“人人爱听故事，尤其爱听好故事”。 这位编辑回去后，从高晓声的三篇作品中选了一篇《雪夜赌冻》，发在当年他们编的那本“书”的第八期上。 作品发表之后很受欢迎，反应强烈，曾被数家报刊转载。编辑部收到许多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大都谈了自己的读后感。细心的编辑将这些来信认真地收集起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转给高晓声。 然而，高晓声永远也无法看到那些读者来信了，他以自己的生病之躯，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篇作品，将自己生命和文学的最后一片绿叶留在了这本他认为值得留下的“书”上，然后才挥手告别那些喜欢他作品的读者，独自依依不舍地远行了。 这是一本何等神奇的“书”呢？
第一章谜一样的传说（2）
2．百年长河的奇异浪花 这本“书”的名字，叫《故事会》。 那个随同上海作家采风团到云南楚雄边寨采风的“高个子年轻人”名叫吴伦。 吴伦还是业余作者的时候，就曾经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大量的故事，当时只是《故事会》的一名普通的特约编辑，无论其作品的影响，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知名度，的确无法与那些著作等身的名家相比。可是，边寨的山民却在众多的作家中独独“钟情”于他，这主要还是来源于《故事会》。因为在这座边远的山寨，许多人都喜欢读这本刊物，他们正是在这本刊物上认识了吴伦的名字。 那位得了肾癌的孩子喜欢的那本“书”也是《故事会》。 这是辽宁金县东风棉织厂一位名叫徐铎的读者，在给《故事会》编辑部的来信中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同时他还在信中夹带了几元钱，希望能为他同事的这位孩子买几本《故事会》，他认为能使一个“垂死的孩子感到欣慰和满足的东西，一定是神奇的。” 徐铎的信是这年的7月23日写好邮出的，编辑们根据地址给那个病中的孩子邮去了几本《故事会》。 过了三个月，徐铎给编辑们回信： 尊敬的编辑同志们： 谢谢你们，衷心地谢谢你们！ 本该早给你们去信，可就是怕又给你们添麻烦。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你们那热情又善良的心灵却使我们的鼻子一阵阵的发酸。告诉你们，孩子的生命还正在顽强地延续，各地不少读者来了信件，有的还寄来了你们的《故事会》，你们是抚慰不幸人们心灵的天使，是真正的净化人们心灵、陶冶人们情趣（操）的工程师。《故事会》所以受欢迎，你们的举（行）动最能说明这一点。要说的，确（真）是语言难以表达，只有好好地工作，来报答你们吧！ 病孩得到各方的照顾，县图书馆少儿读物部对他也特殊照顾，用他的话说，就是“真好……”赞美的不仅仅是对他的怜悯和同情，正恰恰（是）对我们社会、我们时代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最单纯（真诚）的称颂。 再一次地谢谢你们吧！ 祝你们的《故事会》更加繁茂（兴旺）。 徐铎11月24日 《故事会》虽然不能救活这个病危中的孩子，但作为一种精神的东西，却支撑着一个年幼而顽强的生命，给他以与疾病斗争的信心与勇气，使他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药品所无法获得的情感与心灵的寄托，这是一种何等巨大的力量啊！这是一种生命的奇迹，是精神所裂变出来的巨大能量，这是任何物质都无法代替的。 与这位孩子相似的是，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高晓声留下“最后一片绿叶”的还是《故事会》。 《故事会》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故事会》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的一本文学月刊，三十二开本，每期九十六个页码。她创刊于1963年7月，至今已有整整四十年的历史了。四十年，在世界人类的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对于中国文化史来说，显然也无足挂齿。但是，对于中国期刊的发展史来说，却有着许多令人回味和深思的东西。 追溯中国期刊的发展，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故事会》却几乎跨越了这段历史的五分之二，而她在海内外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建设基层民族文化，以及她所赢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却是许多期刊所无法比拟的。 《故事会》是中国期刊百年历史长河中一朵奇异的浪花！ 据中国故事期刊协会2002年6月15日的最新统计，目前全国共有五十二种故事类期刊，每月发行总数八百六十三万册，而《故事会》的发行量将近四百万册，占故事类期刊月发行总数的41.7％，几乎占了中国故事类期刊的“半壁江山”，名列此类期刊发行的第一位。 目前中国各类期刊将近九千多种，而《故事会》是期刊中极少数几乎完全靠读者心甘情愿自己掏钱订阅或购买的刊物，在当前许多期刊连自身的生存都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她却连续数年创造了月发行量达四百多万册的纪录，令海内外的期刊界震惊。 据中国期刊的有关资料统计，自1988年以来，《故事会》的发行量在全国的九千多种期刊中，一直保持在前五位的位置。其中1988年、1989年、1996年、1997年、1999年以平均月发行量四百四十一万册、三百一十八万册、四百零一万册、三百九十八万册、三百七十三万册，位居全国月刊发行第一名。 这还不算，在《故事会》发展历史上的1985年6月号，发行量竟达到七百六十多万册！ 据世界期刊联盟（FIPP）编辑的《世界期刊概况》统计，1997年在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前五十名期刊排名中，中国的《故事会》月刊名列第六位。 1999年，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文化类期刊的排行榜中，《故事会》被排在第五位。 几乎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可以说是从1979年9月《故事会》确定新的办刊思路和总体构想以来，发行的旺盛势头始终未减。 1998年，《故事会》克服盗版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创下了平均期发三百九十七万册的佳绩，全年码洋达一点二亿元。 近年来，《故事会》通过改革，使刊物发行跃上了四百零七万册的新台阶，品牌年销售额逾亿元。不足十个人所创造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当时国内一个中型钢铁联合企业。 每期近四百多万册的期刊，从来稿到编辑到印刷再到发行，每天有多少人在为这本期刊忙碌，她又为社会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面对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这本期刊的分量，明眼人自然是一下子就能掂量得出来的。 这是一种奇特的《故事会》现象。 1997年，《故事会》编辑部被国家人事部、国家出版署评为全国出版系统先进集体。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数字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本期刊在人们心灵中所引起的共鸣，对读者灵魂深处悄然无声的影响，以及对于中国本土文化、道德、人文精神的传播，这是一种无法计算的数字。 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全国青少年喜爱的电视、报刊”的调查中，《故事会》被评为“读者最喜欢的全国十大杂志”之一。 1997年，《故事会》入选中国首届“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1999年1月，《故事会》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1999年12月，《故事会》获首届“国家期刊奖”，并入选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2001年11月，《故事会》被国家出版署授予“双高”（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列入中国期刊方阵，并参加中国期刊展。 2002年5月，《故事会》在国家出版署授权进行的第二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被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十家杂志”。 2003年1月，国家出版总署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优秀期刊评比中，《故事会》再次获奖。这次评奖是从全国当时的八千八百八十九种期刊中进行评选的……
第一章谜一样的传说（3）
人们心灵中对她的眷恋可想而知。 上海市五华伞厂的读者谢丽雯来信向编辑提供了两条信息： 一是在教师节，不少学生家长向老师赠送大红花和《故事会》作为礼物； 二是有位同事的外公是一位老工程师，临终的时候儿孙们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用手指着桌子上的那本刊物说：“你们把她摆在我的遗像前，我还没有读完呢……” 儿孙们遵照老人的遗愿，在老人逝世后将那本刊物摆在了他的遗像前。 这本刊物仍然是《故事会》。 经常给《故事会》写稿的故事作者吴祥，家住黑龙江省绥化市，他在给《故事会》的来信中谈了这么一件令他感动的事情： “今年清明节前夕，绥化市殡葬馆新建的骨灰存放处落成。我与妻子前往为已故的老岳父迁移骨灰。新建的骨灰存放处庄严肃穆，所有骨灰存放格都用银白闪亮的铝合金与通体透明的玻璃砖制成。安放岳父的骨灰之后，我在存放处内游览。蓦地，我在第三架第四层的第三十六架位上、一位标名为韩立明老先生的骨灰盒前，发现了一本摆放得端端正正的2001年第六期《故事会》，而那本《故事会》里，刚好有我的一篇题为《信你不信我》的作品。我被震撼了，无论是感情还是心灵都受到无可比拟的震撼。我万没有想到：一个升入天国的灵魂从人间带走的竟然是一本《故事会》！我由此想到：《故事会》的艺术不仅是高雅的艺术，也是通俗的艺术；不仅是老百姓的艺术，还是灵魂的艺术；《故事会》的艺术将与天地共存！” 谁能想到，在人间与“天国”之间，《故事会》的一位作者与一位读者竟是这样神奇地“相遇”！ 《故事会》有一位作者名叫鲁秀，1991年10月应邀到浙江桐庐参加笔会，可是在火车上却被一个青年人将身上的钱包骗走。 这件事情过了三年之后，有一天，鲁秀突然收到一张汇单，上面汇的数额正好是那年在火车是被骗走的钱数。 鲁秀觉得很奇怪，再看那汇款的地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北京街。可是却没有门牌号码，汇款人的姓名：奎久。 鲁秀一下子感到惊奇了，自己的朋友和熟人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呀，他凭什么给自己汇钱呢？ 第二天，鲁秀收到了一封信，拆开后一看，信的开头竟是：“实在对不起，首先向你道歉，万望你能饶恕我的罪过，是你拯救了我，你是我的恩人……” 原来，这个写信的人就是那个汇款人“奎久”。 鲁秀继续往下看时，方才明白。正是这个“奎久”，当年在火车上行骗，并将自己的钱包不知怎么给骗走了。谁知道这个当年行骗的青年人，竟然是《故事会》的一名忠实读者，不久前他在《故事会》上看到了鲁秀写的一则故事，很受感动，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行骗了，决心痛改前非，经过四处打听，终于知道了鲁秀的地址，如数退还了三年前行骗的这笔钱。同时在信中一再说明，这笔钱是自己劳动换来的，绝对是干净的。并盼望今后能在《故事会》上经常看到鲁秀写的故事。 鲁秀终于明白了，“奎久”就是“愧疚”的意思！ 《故事会》的一名作者与一名读者，他们的灵魂就是这样在这本刊物上相互地撞击着，滋养着，升华着。 这哪是一笔飞回来的钞票，这是一个人灵魂的回归啊！ 这是一种神秘的《故事会》感应。 为什么一本小小的刊物，竟有如此真实而美丽的传说？ 为什么由无数无名人物所支撑起来的这本刊物，会成为中国期刊群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那么多的人凭什么喜欢这本刊物？ 这本刊物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编辑了这本刊物？ 这本刊物究竟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道路？ 在激烈的期刊市场竞争中，这本刊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 …… 这是许多期刊界同行和数以千万计的读者所期望探寻的秘密。 从开始时的“星星之火”，到现在的“燎原之势”，四十年来，《故事会》的发展一直都是一个谜。 许多人都曾想破解这本中国期刊之谜，因为这里有着许多胆略，许多智慧，许多超凡的构想，许多同时代人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许多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所闪烁出来的奇异火花……她不但可以给中国当代期刊的发展以可资借鉴的东西，同时还会给中国期刊史和文化史留下无数耐人寻味的思索。 可是，如何才能真正地解开这个谜呢？ 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我走进了这个书写中国期刊神话的编辑部，打开了那一个个封存已久的档案袋，翻阅了那一本本落满历史尘埃的报纸、杂志，走进一个个当事人想说或不想说的记忆，走进那些与这本刊物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心灵……开始了整整一年的探秘之旅。 我希望能解开这个世纪之谜。 让我们来细细地解读……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1）
那时的何承伟是个只有二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提出如此“高论”，真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当时一场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刚刚平息不到两年，在一些人看来多少还是有点冒风险…… 1．“老家”在什么地方 2002年4月，韩国。 这里正在召开世界期刊联盟亚太会议，各国期刊界巨头们相会一起，共同交流办刊经验。 过去站在讲台上发言的大都是欧美国家的期刊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世界的许多著名期刊。今天，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年人走上讲台，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是赞同，是钦佩，还有带着几分莫名的羡慕。 他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上海的著名期刊《故事会》多年来的办刊经验。 这位与世界顶级期刊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国家地理》杂志，法国《ELLE》杂志的发言人同时登上这次专业性极强的世界期刊会议讲坛的中年人，就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故事会》主编何承伟。 为什么何承伟的发言会得到如此大的反响？ 事情还得从寻找《故事会》的“老家”说起…… 浙江桐庐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清清的富春江畔，有一个被人们称作“故事大王”的人，他叫吴文昶。 “文化革命”中，他深入农村，看到乡村中少数干部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妇女同男人一样地劳动，但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妇女们对此很有意见，于是就编写了一个妇女要求同工同酬的幽默故事，在乡村中讲给群众听，结果很受农民的欢迎。他在台上讲，农民们在台下开心地笑，许多妇女还在下面不断地插话，气氛非常热闹。 这天，吴文昶讲完之后，却被一个妇女硬拉到了家里。 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白糖煮荷包蛋端到了吴文昶的面前，那妇女对他说：“你的故事说出了我们农村妇女的心里话，我们最爱听。你讲了这么长时间，也该饿了，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 这一下吴文昶被感动了，在那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想不到自己讲一个故事，竟会受到如此厚待。他更想不到的是，他所讲的这则故事竟不胫而走。一下子传遍了附近的七个县，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乡村干部，也不论是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人们到处都在传说着这个风趣的故事。 可是，过了不多久吴文昶却受到了冷遇。 为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上级有关部门硬要叫吴文昶编一个故事去讲。在千人大会上，吴文昶刚一登台，大家以为他又要讲新编的生动故事了，顿时给予一阵掌声。 吴文昶在台上刚报了故事的题目，台下的听众顿时都稀里哗啦地站了起来，拍拍屁股跑了，将他孤零零地扔在那里。 如此场面，与上次讲故事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吴文昶的心灵里感到一阵震惊。 同样是“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故事，同样是那些过去爱听他故事的听众，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反响。 197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春回大地，暖气微微，人们的思想从“文化革命”的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日趋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流派开始出现，思索——这个“文化革命”时期的奢侈品，开始回到了它的母体。 复刊不久的《故事会》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抉择。 编辑们在苦苦地思索着：《故事会》向何处去？ 1979年9月20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的文艺会堂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部分故事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次战略性的会议，它将决定《故事会》未来的命运。 会议是简朴的。大家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吃的是每人一份的客饭。会场不设主席台，大家将桌子围成一个圆形，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发言。会议休息时惟一的娱乐形式是听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讲故事，四川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王正平讲的《孔二小姐》，至今仍然被大家传讲着。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河北、辽宁、浙江、江苏及上海的故事作者，和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共三十余人。这些人员中，除了当时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故事作者黄宣林、张道余、夏友梅、肖士太等之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浙江教育学院和上海群众艺术馆的屈育德、姜彬、任嘉禾、王永生、蒋成瑀、乌丙安等专门从事组织和理论研究的专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郑煌，《故事会》的负责人刘斌、何承伟以及编辑部的编辑陈中朝、苏菊珍、顾乃晴、钱舜娟、鲍放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从事创作与活动的经验和体会，探讨在新形势下故事创作的艺术规律和如何进一步办好《故事会》等问题。 上面所写到的发生在浙江桐庐的两个故事，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在发言时所讲的亲身经历。 它给与会的专家、作者和编辑们提出了两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故事向何处去？故事类的刊物向何处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极“左”路线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尽，对于文学艺术特别是像故事这样极具民间文学色彩的文学样式的发展，人们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虑。那时，各种以写“伤痕”为主的文学期刊铺天盖地充斥于市，大有将小小的《故事会》淹没之势。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小说、诗歌、电影、电视等各种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故事乃至《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有无发展前途，《故事会》有无继续办下去的必要，成了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与会者各抒己见，相互争论，以理服人，共商《故事会》发展的大计。而善于讲故事的吴文昶却避开锋芒，以故事的形式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这两次不同的遭遇，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这次座谈会上，辽宁大学著名民间文艺理论家乌丙安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姜彬教授，北京大学屈育德教授，《故事会》负责人何承伟等慷慨陈言，分别宣讲了有关当代故事的本体论、发展论、文体论等各项论题。 如：《故事发展的艺术规律和特征》，《新故事要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发展》，《继承传统发扬特色》，《对现阶段故事创作与流传中几个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专家们发表的这些高质量的发言，使与会者如沐春风，茅塞顿开，同时也为《故事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事多年故事创作组织工作的任嘉禾的发言更是石破天惊：打回老家去！ 回顾故事发展最兴旺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它像山花一样，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地上开放。这个时期，在《故事会》上先后发表了《两个稻穗头》《母女会》《说嘴媒人》《老队长迎亲》《李科长三难炊事班》等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故事，朴实地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时代动人的生活图景，以及新旧思想在交锋时所产生的动人情节。这些故事不但在当时脍炙人口，直至今天，还仍然在民间流传。 在“文化革命”中《故事会》曾一度停刊，以后又以《革命故事会》的刊名复刊。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刊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影响。姚文元甚至写过一篇题为《革命故事别开生面》的文章，将“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等违反故事创作的模式，像紧箍咒一样地套在故事作者的头上，要故事作者去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他们打着支持“新生事物”的幌子，妄图将故事创作纳入他们阴谋文艺的轨道。他们一方面对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听的好故事进行扼杀和摧残，一边又下令写，下令讲，下令听，下令刊登发表他们认为“好”的故事。 可是人民群众却对这样的故事嗤之以鼻，吴文昶在这次座谈会上所讲的亲身感受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时的《故事会》处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中。 由于这一时期刊物上所登的作品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背道而驰，实际上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当时，虽然每期发行达十五万册左右，也算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仔细一看，基本上都是各级文化单位用公费订购的。这些花公家钱订的《故事会》，总不能都堆在各级文化单位吧，于是便把她作为政治教育的宣讲材料发下去，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老百姓是否要读这样的刊物，当然是可想而知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出版工作获得了新生。但是，这时的出版界与其他战线一样，由于多种社会原因，人们都还被极“左”思想的阴影笼罩着。刊物的编辑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刊了，但具体涉及刊物的定位、内容、版式、发行等等，心中都还没有底。 与此同时，另一种思想在刊物编辑和作者们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娱乐形式的不断丰富，讲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是否有发展前途？现实社会是否还需要它？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无存在的必要，那么作为故事载体的这本刊物也就不一定要办下去了。 这个时候的编辑部处在一种思想徘徊的时期，每个编辑都在积极地思考，认真地探索：《故事会》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编辑部将这样一个问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 任嘉禾在会上所作的《打回老家去》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可是，“老家”又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2）
2.创刊在火热的夏季 1962年的冬天，在江苏省常熟市的街头上走着两个陌生的外地人。 两个陌生人在大街上走了一会儿之后，就走进了一座临街的茶馆。 他们推开大门，一股热浪顿时扑面而来。只见里面人声鼎沸，笑语喧哗，与外面形同两个世界。在无数的茶桌前面摆着一张桌子，一位老者正在给饮茶的客人们讲故事。 那位老者所讲的故事，对于这两个陌生人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环境下，听这样的故事，觉得与在书斋里捧读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感觉——特别轻松，特别陶醉，特别有“味”，特别能引起心灵的共鸣。 那位老者所讲的故事名叫《小二黑结婚》，是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作品。两个陌生人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电影编辑室副主任顾伦和老编辑张诚濂。 他们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到这里来干什么？ 原来，上海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曾召开过一次上海各出版系统的联席会议，商量出版“工农兵通俗文库”的事情。研究的结果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戏曲电影编辑室担任戏曲故事的编辑任务，由室副主任顾伦具体负责实施。 在此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小书，名叫《小舞台》，是一本文娱资料丛书，其中有说唱、相声、戏剧、独角戏等，故事也包括在其中。在其第四期上还刊登了“讲故事笔谈”五则。 这次会议之后，顾伦先让老编辑张诚濂接手，接着又将编辑李中法调来共同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 在工作中，大家感到一年编几本这种通俗性、历史性的戏曲故事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题材都有现成的舞台剧本，只是将这些适合舞台的东西压缩改编一下变成一种通俗的文字就行了。困难在于无法找到合适的作家，请一些稍有名气的作家帮助改写，人家嫌这是一本通俗读物，每一本书才两三万字，太“小儿科”了，都不愿意“搭手”。后来左找右找才找到上海作家周嘉俊，他答应将电影《李双双》改写成通俗故事，后来又请了上海戏剧家协会的一名干部，将电影《三打白骨精》改写成通俗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这样费力地请作家帮助改写故事，每出一本都感到很吃力。编了几本通俗的戏曲故事书之后，觉得这条路总是走不出来，编辑开始感到很苦恼。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顾伦、张诚濂这两个“陌生人”来到了常熟。 谁知两个人却在这里发现了“新大陆”。 江南茶馆里老百姓这种自娱自乐讲故事的形式，深深地将两位吸引了。接着他们在当地作了调查，发现常熟的故事活动相当活跃。无论是在田边地头，还是工厂车间，那些根据现代戏曲、电影、小说以及报纸上的报道所改编的故事，群众自己讲，自己听，深受欢迎。 顾伦当即高兴地对张诚濂说：“老百姓讲他们爱听的故事，这种办法不错，对于我们编的《戏曲故事》也许是一条出路！” 兴奋中的两个人冒着寒风从常熟赶回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他们又深入到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俱乐部以及部分郊县进行调查。这才发现，故事活动在上海已是热火朝天。他们觉得一下子云开雾散，眼前的天地顿时宽阔，就请那些讲故事的人，将他们所讲的故事记下来，然后带回去再加以适当的修改、整理，一本小册子很快就编辑出来了。 这本编好的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如果叫原来的《戏曲故事》显然名不副实，可是，丢掉了“故事”二字也不行。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群众，来自于民间，为体现这本小册子的群众性，李中法、张诚濂经过考虑，决定将这本新编好的小册子叫《故事会》。 将这个“新生儿”的名字以及编辑好的故事一起报送顾伦，顾伦看后认为不错，欣然同意送出版社副社长李信。 李信为人平和，办事向来喜欢讲群众性，一贯主张多出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作为分管的副社长，他的态度如何，对于《故事会》的创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由郭沫若任董事长、吉少甫主持的群益出版社，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叶以群主持的新群出版社，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数家出版社经过合营、调整、充实而成，曾出版过《战斗的青春》《铁道游击队》《黎明的河边》等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图书，被视作是一座由雅文学装点其间的殿堂。可是，在今天却要出一本极不显眼的、实实在在的“下里巴人”的小册子，各种不同的议论自然不在少数。 李信看完送审的稿件后，却力排非议，同意以《故事会》的名字出版丛书。 小样出后，李信又多次跑来亲自看排出的小样。 1963年7月，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中国现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本新故事期刊——《故事会》正式出版了！版权页上印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定价为0.26元。 《故事会》创刊号在开卷的“编者的话”中写道： 它专门刊载基本上可以直接供给故事员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以促进群众故事活动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些故事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比较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因面也是可以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他方面。它所刊载的故事，尽量做到口语化，讲起来顺口，群众听得清楚……欢迎各地故事员把好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整理出来，寄给我们；欢迎各地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评话寄给我们；欢迎大家来改编或创作可供口头讲述的好故事。 《故事会》从一开始，就高高地扬起了故事要适合“口头文学”的旗帜！ 在这本创刊号的“稿约”一栏里，《故事会》的这种用稿标准提得更加明确： ……不论是根据小说、报道、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我们都欢迎。 由此可见，《故事会》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定下了一个办刊的基调，即所采用的稿件必须是通俗易懂，可供传讲的口头文学作品。 在中国百年的期刊史上，《故事会》也许是第一家提出如此办刊方针的一本刊物。 《故事会》第一期交新华书店销售，反应不错，第一次印刷六万册很快卖完，第二次加印到十一万五千册，又很快供不应求，最后总共销掉了二十多万册，这对当时的书刊发行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为此专门来出版社了解刊物的编辑情况，并专门听故事员讲述《故事会》上刊登的故事。 《故事会》创刊之初工作是十分艰辛的。她只是附设在戏曲电影编辑室，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老编辑张诚濂不久调离，另一位编辑林二南调入，与李中法共同编辑这本小册子，同时还要他们兼编其他的文化实用图书。 这个时候，民间文学编辑室一位女编辑听说要编与现实和老百姓联系紧密的新故事丛书，很想来干这件事情。就在《故事会》创刊的同一个月，她便得到通知，加入了这本新创丛书的编辑行列，她的名字叫钱舜娟。 从此，钱舜娟便与《故事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她在这个岗位上默默一干就是许多年。 不久，《故事会》交民间文艺编辑室，由室副主任刘斌负责。顾乃晴、管鑫万、周月华、王须兴、蔡星华、钟佩珍、王存礼等相继参与编辑，出版社在民间文艺编辑室下正式成立《故事会》编辑组，由李中法任组长，钱舜娟任业务副组长，王须兴任政治副组长。 在整个出版社的部门中，当时设政治副组长的只有《故事会》。 继创刊号之后，《故事会》第二辑、第三辑于1963年12月、1964年1月相继出版。 1964年4月开始，基本是每月出一辑，两年多的时间一共出了二十四辑，发行六百一十二万册。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又增加了一套六十四开本的《故事会小丛书》，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携带。这套小丛书，两年中共出六十七种，五百三十万册。 1965年8月至12月，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又编辑了一套“一九六四年《故事会》分类合编本”，其中包括《新人新事故事集》《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等总计六种，共印一百零四万五千册。 到1965年底，包括《故事会》在内的三套故事小丛书，共印刷、销售了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册，发行面遍及全国。 此时《故事会》的母体——《戏曲故事》最多的一辑印了一万四千册。《游龟山》新一版只印了一千册。 这个数字简直无法与其所生的“儿子”——《故事会》的发行量相比。 《故事会》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就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强大生命力。 一棵小草，在长满参天大树的土地上，悄悄地生长起来。 这是偶然，但也是必然。 难道这就是要“打”回的“老家”吗？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3）
3．“革命”是随便能去掉的吗？ “必须将上面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个年轻人一言出口，四座皆惊。 几双目光，都盯着桌子上那本由他们所编辑的刊物。 那是“文化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极“左”思想还不同程度地残留在人们的脑海。此时此刻，竟提出在一本刊物的封面上将斗大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革命”，是随便能够去掉的吗？ 这是一本什么刊物？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建议？ 那个提出“建议”的年轻人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历史。 1966年5月，“文化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上海，《故事会》被迫停刊。 1973年3月，《故事会》复刊，改名为《革命故事会》。 《故事会》的前面加了“革命”二字，在近乎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本“起死回生”的小小刊物自然是责任重大。 在那个年月里，有谁不害怕说自己不“革命”呢？编辑的思想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束缚着，拼命地向“左”拉。《革命故事会》便成了一本配合形势的政治教材。老百姓不喜欢看的故事登了不少，而老百姓喜欢的故事又不去登，又不能登。这种人为的束缚和限制，造成了故事题材的不够多样化以及内容的贫乏无味。那种违背故事创作规律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和生编硬凑，那种只图花架子，赶浪头，赶“革命”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创办《故事会》时的初衷，违背了故事的创作规律，离老百姓越来越远。 这时已担任《革命故事会》编辑组组长的何承伟同编辑们走出编辑室，到工厂、农村深入调查，立刻发现《革命故事会》上面登的东西老百姓根本就不爱看，而在民间却流传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群众经常是三五成群地相互传讲。他们将这些故事搜集回来研究，看这些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使编辑们大开眼界，这些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仅情节生动，而且语言也精练风趣，很有特点，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男女老少都爱听。 这样，编辑们便从现实中找到了答案：尽管总是讲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但在一本普通的故事读物上面加上了“革命”二字，看似“革命”，但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实际上是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令老百姓望而生畏。事实上，与其他的文学形式相比，故事与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可以说故事已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生动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你传我传，你讲我讲，根本就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是一个人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立刻就会吸引很多听众。这可以看出故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故事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让每期所刊登的故事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应该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群众在阅读刊物上面故事的同时，得到身心的愉悦和情绪抒发的满足，然后再将这种愉悦和满足通过讲故事去告诉更多的人，达到进行自我教育的目的，而不是进行政治灌输，强迫他们来接受教育。 这便是《故事会》的“老家”。 于是，何承伟提出了将《革命故事会》前面的两个字去掉，还《故事会》以本来的面目。 那时的何承伟是个只有二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提出如此“高论”，真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当时一场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刚刚平息不到两年，在一些人看来多少还是有点冒风险。 好在实事求是之风正在逐渐恢复，面对着《革命故事会》的尴尬局面，何承伟的提议得到了大家认同。 1974年3月至1977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段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属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出版的《革命故事会》出版了三十三期。 1978年1月至1978年11月，原以丛书形式出版的《革命故事会》改为双月刊，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从第34期办到第39期便宣告结束。 1979年1月从第40期开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故事会》双月刊，正式取消了加在前面的“革命”二字。 这是为1979年座谈会所作的准备，或者说这次座谈会是还《故事会》以本来面目的继续。 在这次座谈会上，来自浙江的“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了前面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后，深有感受地说：“两则故事都是我自己编自己讲的，为什么群众会有截然不同的反映呢？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和争论，使我明白了，因为前者说出了农村广大妇女心中的不平，为她们说了公道话。后者违背了群众的心意，大家不爱听，拍拍屁股就跑了，那是对‘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的抗议。由此我懂得了：故事一定要写出群众关心的事，讲出群众的心里话。” 还故事于民，成了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共同的呼声。 记得那是1963年的春天，李中法、管鑫万两位编辑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找到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叫上几个爱讲故事的朋友一同去张堰镇茶馆喝茶。 这是一家百年老店，里面早已坐了不少茶客。几个人进去坐定之后，泡上一壶茶，又买来了大饼油条当早点，边吃边谈故事。这茶馆是个“百口衙门”，什么小道消息，新鲜故事都汇聚在这里。连张家媳妇、李家婆婆之间难解的家务事和各种社会，一个又一个的传说，都在这里毫无掩饰地传开。 几个人边饮茶边闲聊，一会儿，旁边桌子上两个茶客正在谈论金卫乡种试验田的消息将他们吸引了。仔细一听，还真让人感动。这金卫乡与张堰镇是毗邻，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海滩。而一群有文化的年轻人却不甘贫穷，在海滩上种起了试验田，这些青年男女们一个又一个有趣动人的故事就在这试验田里发生了。那两位茶客一边讲着，一边开心地哈哈大笑。 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走出茶馆，两位编辑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让胡林森回去写下来。胡林森回去后连夜写成了《海滨新一代》的故事，在当年上海市举办的故事会讲上一炮打响，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引起了各种传媒的重视，故事不胫而走。以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以此为书名，专门为胡林森出版了个人短篇故事集。 这件事说明凡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表达了人民群众心声的故事，就会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能够回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故事一定是好故事。 在这次决定《故事会》未来命运的座谈会上，与会者发言最热烈的就是故事的人民性问题，这同时也是任何一本刊物所不能回避的问题。大家认为，民间故事历来以它鲜明、强烈的人民性为特征，新故事也不例外。人民性，就是要求新故事能及时地、如实地反映和表达一定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盼望解决的问题。你反映了，人民就欢迎，反之就厌弃。人民群众是最公正的，他们既欢迎故事无情地鞭挞假、恶、丑，同时也称赞故事颂扬真、善、美。 让故事回到人民中去，就有无限的生命力。 还《故事会》于民，她才能有生长的土壤，才会有鲜活的生命。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8）
4．《故事会》要姓“故” 何承伟急匆匆地朝安福路52号走去。 他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找到正在写电影剧本的故事作者胡林森和吴仲川。 两人见何承伟来了，忙将已写出初稿的电影剧本交给他。 何承伟接过剧本，逐字逐句地仔细推敲，又细细地琢磨了剧本的故事结构和剧中精彩故事的各个细节，提了不少的修改意见。并建议他们是否能先写一个中篇故事，到家乡去讲一讲，听听群众的反映，再回过头来改剧本。 两人根据何承伟的建议，将电影剧本改成了一个8万字左右的中篇故事，回到乡下去一讲，台下便响起阵阵笑声和掌声。 故事在群众中的良好效果显而易见。 回到电影制片厂后，胡林森和吴仲川根据群众对故事的反映，结合何承伟提出的意见，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修改。由于有了故事的基础，修改起来得心应手，剧本很快通过。 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很受观众欢迎。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儿子孙子和种子》。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部受到观众好评的电影，竟是从《故事会》编辑的眼中“淘”出来的呢！ 那是一个淫雨霏霏的早晨。 顾伦同何承伟从上海市区来到郊区的金山松隐镇一家简陋的小旅馆，立刻约几位当地的故事作者来讲生活中自己遇见和听到的小故事，这实际上就是故事创作前的一个选题材、搭架子过程。 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编辑和作者吃住都在一起，大家无拘无束地讲着各自认为感兴趣的故事，而大家讲得最多的是正在开展的计划生育方面的故事，小小的旅馆里不时地传出阵阵笑声。 两位编辑听了之后，认为农村的计划生育是一个很好的现实题材，便建议胡林森等回去后将这些大家讲的素材写成小故事，肯定会得到读者喜欢。 几天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胡华来到金山，听了这些故事同样很感兴趣，就建议将这些小故事改写成一个电影剧本。 电影放映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名的中篇故事集。 这能说明什么呢？ 一则好的故事，完全会超过其自身的影响。而作为故事载体的《故事会》则必须登载好的故事，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1979年9月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故事会》虽然复刊了，但在“革命”二字的“指引”下，那些所谓的故事，大都是一些干巴巴的政策图解。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必须在故事的创作上拨乱反正。 故事要姓“故”，对于这一点，大家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曾打着“彻底革命”的旗号，妄图割断《故事会》这种以刊登现实故事为主的刊物与民间文学的血肉关系，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服务，这无异于将这本期刊引向死亡。 故事要姓“故”，《故事会》更应该姓“故”。 这样一个鲜明观点的提出，使在座编辑们的心里一下子暖融融的，真有一种被无情地扔在山野上的孩子，在风雨中毫无方向的辗转哭喊之后，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种感觉真好。作为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何承伟认为既然《故事会》要姓“故”，那她所发作品的艺术风格上，就必须继承民间故事的长处，采用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结构明快简洁，故事完整连贯，情节单线发展，写作要尽量采用短句，切忌用欧化句子。要多用比喻，节奏感要强，要朴实上口，易记易传——这便成了《故事会》以后选稿的一条艺术标准。 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故事会》创刊前后所发表的一些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好故事，它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至今还为群众所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大都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朴实健康，思想则像一眼江南的古井，清澈而有深度。另一方面，它们也都保持了民间故事的传统艺术特色，适应了中国民间的审美情趣和要求。 但是，《故事会》上所刊登的故事，毕竟有别于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是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既不可能单纯沿着民间故事的方向去发展，也不会像民间故事那样单纯，它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受到随着时代发展的各种艺术门类的影响，这就要求《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故事必须具有时代的特色，而不是那种在故事之前就来上一句“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样的套话。因为那样的故事与老百姓有一种隔膜感，而缺少亲近感。 这些从事故事创作的作者和从事故事研究的专家们从事实和理论上的阐述，使整天埋头在稿子堆里的编辑们茅塞顿开，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的空气吹进了编辑部。 那么，怎样才能让《故事会》姓“故”呢？ 其实，《故事会》的编辑们从创刊的那一天起，就在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将一个个故事从作者邮来的稿件中筛选出来，然后让它们长上翅膀，飞出编辑部，飞到田间地头，飞到工厂矿山，飞到军营哨所，飞进一个个读者的心里，然后又从他们的心里飞出口中，飞向更多人的心灵深处。 难道这就是姓“故”了吗？ 是的，只有这样才能叫姓“故”！ 《故事会》作为一种以刊登现实题材故事为主的刊物，无论如何都应该有她自己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各种艺术门类其中也包括民间文学的营养时，绝对不能将其“嫁接”成别的“品种”，刊物绝不能丢掉自己所独有的口头文学的本色。如果我们在学习中不是吸取有用的营养，而是被别的刊物或思想所同化，脱离了自己刊物的故有特色，就会成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试问，如果《故事会》没有了自己独特的办刊特色，刊物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所以《故事会》要姓“故”，这个“故”就是保持其口头文学的特色，让中国的广大老百姓看了上面的故事后能够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并由此获得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 这，成了以后历届编辑所遵守的办刊原则。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9）
5．憧憬中翻开新的一页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全国第一次故事创作和理论座谈会后的1981年，美国进行了一次全年畅销书的调查，结果令许多作家感到吃惊。当年畅销书之一的竟然有一本名叫《意大利童话》。 这是一本曾被无数作家认为是“小儿科”的图书，是一本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集。 这件事说明，作为姓“故”的口头文学作品，不但在中国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就是在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也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故事这种口头文学并不因为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娱乐生活的丰富而消失，它将与书面文学以及其他各种艺术样式长期共存。 排除了“左”的干扰，实事求是地从创作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探讨，编辑部带到会上来的问题也得到了相应的解决，编辑们的心里也豁然开朗。 那是一个风雪的黎明，在新疆一片荒凉的山野上，几排木屋里都挤满了人，人们的眼睛都直直地盯着台上的那个人，人群中不时地响起一阵笑声和掌声。 这些发出笑声和掌声的人可不一般，他们中有杀人的恶魔、投毒的凶犯、敲门砸锁的高手……这是一群人间的罪人，是一些令人汗毛倒竖的魔鬼。 台上的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魔力能征服这些人？ 台上那个人名叫林嘉伟，是上海的一名故事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故事演讲者，这次他是应上海市劳改局之邀，专程从上海来到这大西北一座劳改农场给犯人们讲故事的。他讲的故事，将这些高墙里的犯人们都吸引了，讲到动情之处，有几个犯人还禁不住低头抽泣了几声。 林嘉伟的故事在这里受到了空前的欢迎，来听故事的犯人达数千人之多。听完故事后，许多犯人还主动写了听故事的心得，有的找到管教干部，表示在这里要进一步认罪服法，在劳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林嘉伟讲的故事，篇篇都是《故事会》上发表的。 在林嘉伟把故事带进高墙之前，吴文昶已将他的故事带到了市人大会场。 吴文昶曾写过一篇作品，名叫《狗尾巴的故事》。故事是说有个刁乡长做事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被人们称为刀乡长。这次他新官上任来到宏桥乡第一刀就是消灭本乡的狗，他规定每家每户杀一条狗，就得交一只狗尾巴。没多长时间，全乡的狗都被解决了，宏桥乡变成了无狗乡。后来县长带了一班人马下乡，指名道姓要吃本乡的狗肉，可狗肉没吃着，他们只吃着了一桌狗尾巴宴。宴会上县长指出为了发展本乡的经济，要求刀乡长大力发展养狗事业。于是刀乡长在全乡大会上开始进行养狗动员…… 吴文昶写这个故事，用了一个奇怪的题目，给人造成了一种悬念：狗尾巴有什么故事呢？其实，他是有意用“嬉皮笑脸”的创作方法，阐述了一个让人深思而又严肃的主题。故事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也是吴文昶所始料未及的。在一次群众性的演讲中，前后鼓掌达九次之多。有的地方还将此故事作为干部教材，印发给当地干部“学习”。 就这样，吴文昶将这个故事带到了市人大的会议上。有的人大代表还给这个故事录了音，磁带到处转借。从此之后，作为市人大代表的吴文昶，除开会之余就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给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们讲故事。这位来自农村基层的故事作者所讲的故事风趣、幽默，既吸引了大家，又使大家从中了解了许多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娱乐和笑声中了解了民情民意。 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张功升，是抚顺市辽宁电厂的一名工人，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创作和改编了一百五十多则故事在群众中讲述，受到群众的一致欢迎。《故事会》的编辑们将这些故事录了下来，整理后加以发表，受到了读者的喜爱。经过在北京的故事比赛后，张功升竟被请到人民大会堂去讲故事，又通过电视为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讲故事，同时还给贺龙、陆定一、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讲故事，并受到了这些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周扬同志还鼓励他，今后要多编多讲，一直讲到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又被请进中南海去讲故事……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故事这种文学形式不像小说，不像散文，更不像诗歌，它没有那种贵族化、学院化的“气质”，如果有人将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当成了一种工具，去追求某种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或者将其有意地贵族化，搞得很优雅，那是十分可笑的，因为故事原本都是来自于民间，来自于街谈巷议，是老百姓的东西，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会受到欢迎。从古至今，无论是在穷乡僻壤的土屋茅舍，还是金碧辉煌的皇宫廷榭，无论是吃糠咽菜的乡野村夫，还是金玉美食的王侯将相，只要有人类语言的地方，讲故事，听故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中国古代的唐宋传奇，三言二拍以及许多古典文学名著，如《三国》《水浒》《西游记》等等，原先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这些在人民群众口头说讲的故事，流传日久，才经文人搜集整理，发展成文。更远的还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与传说。《淮南子》《山海经》《搜神记》《述异记》等等，都大量辑录了“生于民间”的“街谈巷语”所形成的故事。就连人们认为很雅的《儒林外史》《红楼梦》，也同样地少不了故事，最近有日本学者将这两部书称为“物语”，即故事。 《故事会》在现实的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的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 编辑们重新审视了过去的一些观点。 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是这样阐述这种认识的： “以前，往往把故事的产生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学习文化和掌握文化的权利后，他们并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活动，而是继续用生动的口语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故事作品。所以，把故事作品称为‘不识字的人的文学作品’。根据这一观点，往往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旦作者掌握了文字以后，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就会逐步消失。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编辑部的同志认识到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故事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文化、不掌握书面文字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只是促使故事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全部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理解，只强调了社会阶级斗争的根源，而对于永远伴随着人类生活的活的工具‘语言’这一现象的存在和作用却完全忽视了。这就是说，故事这一文学样式的存在和发展还有着其他一些原因： “其一，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们嘴上活生生的口语的存在。只要有口头语言的存在，就会产生口头文学作品。从历史上来看，不少古代统治者和文人，尽管他们已掌握了文字，但活的语言仍为他们口头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及其他古籍中记下来的古代统治者或文人的口头传说、故事就是鲜明的例证。 “其二，故事这种口头文学的存在，和它在人民生活中所具有的独持的功能也是分不开的。例如，由于故事是用生动的口语创作而成，通俗易懂，相对书面文字来说，能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和运用；故事刊物不仅能供人看，而且还适合口头讲述，只要作者与故事作品产生共鸣，他就会自觉地在生活中加以传播。 “正是由于众多的原因，使得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伴随着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发展。可以预言，只要人类的语言在地球上响着，故事创作就不会停止。” 我之所以将何承伟的这段话摘录于此，主要是想说明这些话对于《故事会》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从理论上夯实了“大厦”的地基，在当时思想还比较混乱的情况下，的确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不仅使编辑部从以前犹豫徘徊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对办好《故事会》这本刊物充满了信心，同时也对以后科学地指导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个基础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找到了《故事会》的读者定位。 1963年7月创刊的《故事会》和以后复刊被改名的《革命故事会》，由于时代的原因，都不同程度地带有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的痕迹，作品大都是靠改编电影或戏剧。这本原定专门以发表故事这一口头文学作品的通俗性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够明确的。只把她作为一种辅助的政治宣传品，由各级文化馆（站）买回去发给基层故事员或乡村里喜欢故事的农民读者就算完事。 这一次编辑人员的思想解放，首先使大家感到《故事会》的读者对象并不局限于故事员。因为就全国范围来说，故事员的数量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万人，而且故事员这支队伍今后也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其次，她的读者对象也不仅局限于中国农村的农民。以前选发的作品，从如何满足农村读者的需求谈得较多，这是有一定片面性的。这就无异于将这本刊物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里，自己将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了，同时也将本来可以做大的刊物天地给自我缩小了。 那么，这本刊物的读者定位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农村读者应该是《故事会》很主要的读者群，农村也是《故事会》的一个很主要的市场，但这绝不是惟一的。作为一本以刊登口头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她的读者对象是多方面的，是为了满足各个层次的读者对口头文学的需要。因此，她的努力目标，应该是尽快突破原有的读者群，将其扩大、深入到中国城乡千千万万的家庭中去，为人们茶余饭后相互交谈提供各种生动有趣的口头文学作品，将《故事会》上的作品，变成老百姓心中的故事去进行传播，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这样的天地是多么广阔呀，每一个编辑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还有一点就是，何承伟上面的一段认识代表了编辑人员的共同心声，以此形成了编辑部对刊物的总体构想。 这种构想是《故事会》的发展史上一次战略性的转移。 在“十年内乱”时期，《革命故事会》上的故事之所以不受群众的欢迎，主要原因是概念化，脱离生活。随着“文化革命”的结束，人们思想的日趋活跃，文化生活的日趋丰富，如果刊物仍然照此办下去，编辑们自然是越办越觉得没有信心。 必须迅速结束“文化革命”带给《故事会》的影响，与会的每一个编辑都深深地感到要使广大读者对刊物产生浓厚的兴趣，产生自觉传播的愿望，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要使办的刊物不仅在内容上，而且还要在艺术形式上，尽量地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办《故事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传播，传播一种有趣的、生动活泼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 故事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当读者读了刊物发表的作品，再传播给他人听的时候，一般都是把这个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和采用的形式，当作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艺术才能加以表现的。这个时候，刊物的作品和读者的思想基本上已融为一体。当然，一本刊物要使自己发表的每一篇作品都达到这个要求也是不太可能。但作为以刊登口头文学作品为主的刊物，《故事会》的总体构想则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个总体构想，要贯串在组稿、选稿、编稿以及联系作者、读者全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 这个总体构想的主要精神就是：贴近时代，贴近群众，保持个性。 在上海文艺会堂那间小小的会议室里，《故事会》的编辑和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以及故事理论研究的专家们，共同描绘着《故事会》的未来。 那时，有谁能够想到，《故事会》这个正在治愈的“孩子”，二十多年后，会长成中国期刊界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呢！ 1979年9月26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结束，与会者向第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通过大会，向中国第四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故事活动的建议》。 怀着憧憬，《故事会》悄悄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一章“井喷”时期（1）
从1979年9月的座谈会之后，《故事会》决定“开禁”。对于过去认为不够“革命”的题材，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笑话，特别是那些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下长期流传于民间街头巷尾，体现民心民意民情的故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开掘。 这一开掘，立刻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井喷”，来自于“文化革命”中各种各样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堆满了每个编辑的案头。 《故事会》迎来了第一个辉煌时期…… 1．轻轻地启开“闸门” “文化革命”中的一天，一批外国来宾来到黄浦江畔的上海。 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要员之一的陈阿大，是昔日上海滩上一个不学无术的流氓，平时与人说话皆是满嘴的脏话。 这天，在接见外宾之前，他就将头发梳得光溜溜的，连苍蝇都爬不住。见到外宾后点头哈腰，连连握手。外宾见他如此模样，双眼就不住地盯着他看。这一下陈阿大的造反派脾气被“看”火了，他用上海话骂道：“赤那！阿乌！” 外宾不解，忙问翻译：“他说什么？” 翻译看看陈阿大的流氓相，不敢如实翻译这两句骂人的口头禅，急中生智，就顺口说道：“这是上海话，意思是说：‘先生，你好！’” 外宾“噢”了一声，点点头。 不久，外宾离开上海到了北京，正值张春桥到机场迎接。 外宾当然知道张春桥是靠造反起家，然后从上海到北京去的，突然想起刚学的两句上海话，如能与张春桥说一说，他一定会很高兴。外宾立即朝张春桥大声地喊道：“赤那张春桥，阿乌！” 周围的人无不掩口暗笑。 这是发表在1980年第一期《故事会》上的一则小故事，被编排在“笑话”这个栏目里。它风趣、幽默，读后令人捧腹大笑。这则小故事是故事作者从民间搜集整理出来的，它尖锐地讽刺了“文化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不学无术的本来面目，读后无不痛快，故事很快便四下传开。 也就是从这前后开始，《故事会》打破了原有的沉闷局面，逐渐发表许多轻松活泼而又思想内涵深刻、故事性较强的笑话。 有一篇名叫《一定要今朝来》的笑话，与上面陈阿大接见外宾有异曲同共之妙，它是“文化革命”中人民对于“四人帮”培植亲信的干部政策的嘲讽。《故事会》发表之后，立刻在全国各地引起了传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故事说的是一个外国医药代表团到上海访问，有一个靠投靠“四人帮”被“双突”上去的干部去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团长在谈话中对那位干部说：“贵国有个李时珍，对于世界医药上的贡献真是了不起……”这时，这位“双突”干部立刻问翻译：“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翻译一听，顿时吓了一跳，急忙向他摇了摇手。那位“双突”干部一看急了，就对翻译大声地命令道：“噢，什么，没有来？你叫人赶快派小轿车去给我接来！”翻译听后急得直搔头皮。这位“双突”干部一看，立刻说：“呀，他在理发？！不行，叫他马上就来。”翻译实在无可奈何，就只好凑到这位“双突”干部耳朵边说：“李时珍是明朝……”这位“双突”干部见翻译如此不听话，大为光火，就生气地说：“明朝来，不行，一定要他今朝来！” 这哪里是一篇故事，这是一篇来自民间的、多么深刻的声讨“四人帮”的檄文呀！ 这些采自民间的笑话故事，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人们怎么能不流传呢！ 如此辛辣的讽刺，如此鲜明的爱憎，如此轻松的表达，这是在此之前的《故事会》所从来都未曾有过的。 这是1979年的座谈会后在《故事会》上结出的第一朵奇葩。 这是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迈出的总体构想的第一步：打开禁锢闸门，容纳百川之水。 笑话——这个备受群众欢迎的形式，就是这样从批判人民憎恨的“四人帮”之流入手，从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了《故事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道“风景”的地位越来越高，它从开始位于刊物的中间位置，到后来竟逐渐地走到了刊物的前沿。人们只要打开这本刊物，几分钟内便可读完一则笑话，引发笑声，与这本刊物“亲近”，然后再来细细地品读后面的故事。 面对着被封冻了十年之久的中国故事文化的长河，《故事会》用带着春风的笑声，紧贴当时读者的心灵，轻松地启开了禁锢的“闸门”。
第一章“井喷”时期（2）
2．高尚之剑 1958年3月的川西坝子上阳光明媚，菜花飘香。 在通向金牛坝的碎石路上，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大嫂，正满头大汗地推着一辆“嘎吱嘎吱”叫的鸡公车，她只有十二岁的儿子在前面拉着，车上足足有四百多斤重的谷种，母子二人拉得很吃力。 这时，一件突然的事情发生了。 一辆轿车鸣着喇叭从后面驶了过来。那拉车的孩子一急，便将那鸡公车拉到了公路边上，谁知一不小心，身上那件刚做的白汗褂被路边的树枝挂做，只听“吱”的一声，好好的一件白汗褂被撕破了。 这位大嫂名叫张明英，她的儿子小名叫毛娃子，从小就是个毛手毛脚的小淘气。张大嫂正要骂自己的儿子，可张大的嘴巴却“啊啊”地骂不出来。这是为啥？原来就在毛娃子的白汁褂“嘶”地一声响时，那辆轿车也“戛”地一声停下来了。 车上走下一位身穿灰呢大衣的人，他走过去拍着毛娃子的肩膀问道：“小鬼，伤着没有？”毛娃子直摇脑袋说：“没事。”那个人又走到张大嫂的身边连连道歉：“大嫂子，对不起，把小鬼吓着了。”临走又问了张大嫂家所住的村子，知道那里叫大林盘。 夕阳快落山的时候，那个穿灰呢大衣的人坐车来到大林盘，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了张大嫂家，然后坐下来与张大嫂一家人摆家常。末了，他从随行人员的手中接过一件白衬衣，递到了张明英大嫂的面前，并歉意地说：“大嫂，上午汽车路过时，让小鬼把衣服挂破了。这件衬衣给小鬼穿吧。”张大嫂连忙说：“这怎么行呢，那是毛娃子自己不小心挂破的呀！”那位穿灰呢大衣的人又双手捧着递到张大嫂的面前，笑着说：“那是嫌衣服不好嘛！” 张明英大嫂含泪收下了这件白衬衣，但是她怎么也舍不得给毛娃子穿。她用自己的红被面子将这件珍贵的衬衣包着，一家人时时刻刻地想着那个送这件衬衣的人，盼望他能再次来到华西坝。 那个送衬衣的人是谁？ 他就是万民敬仰的周恩来总理。 这是《故事会》在“井喷”时期发表的一篇来自民间的故事。这个故事看似平淡，实则深刻，从周恩来这位伟人的身上，让人们体会到一种做人的道理。 这同样是当时作为编辑组长的何承伟对刊物总体构想的一个方面，是《故事会》至今仍遵循的一条办刊原则，即必须高扬高尚之剑，在批判社会上各种丑恶行为的时候，让诚实、信誉、善良、简朴这些人类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在故事里得到具体的展现，并以此去感染更多的人。 一本刊物要想提高自身的品位，就必须尽力提高其作品的品味；要提高作品的品味，就必须尽力地提高作品中人物的品味。作品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人格，无处不在其刊物里凸现。任何一本以叙述人物活动为主的刊物，只有让其人物在故事情节的活动中体现出一种人格美，这本刊物才能真正地走进读者的心灵。 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需要用别人的美的人格去抚慰的。 《故事会》在打开禁锢的闸门之后，便首先抓住了这一点，因为人格美是每一个人终生仰望的目标。 如果我们把一本刊物比着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必须具备其人格美，才能够被别人所接受，才能够受到更多人的关爱。 在经历了1979年9月的战略性决策之后，《故事会》在很短的时间便迅速完成了这种战略性的“转移”，刊物“人格”的魅力在“井喷”时期已经初现，此时的订数开始逐月上升。 3．发掘传奇故事 三十多年前一个深秋的早晨，有一艘“莱姆号”商船慢慢地驶进了西欧某个国家的港口。 船员杰克同哈利斯在休息的时候走上码头，见墙壁上贴着的一张纸吸引了很多人。两人就走上前去，只见那纸上写着有一个名叫克劳迪的人，提出要与任何一个大胆的人打赌。说在离这座城市三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三星岛的岛屿。这岛上虽然有一幢三层楼的别墅，但却没有人敢去过夜。谁敢上这岛上去探险，直的进去，横的出来，平安地度过一夜，那么，克劳迪愿意拿出一万美金作为报酬。如果遇难，则不负任何责任。谁敢去请到M大街97号503室面洽。 杰克决定去冒这个险。这是因为他很想得到那笔钱，为生病的母亲治病。他不听哈利斯的劝告，独自找到了那间面洽的房间。 克劳迪是一个老头子，他见了杰克后好心地劝道：“作为一个长者，我还想提醒你，曾经有许多身材比你高大，武艺比你高强的人，都没有能经受住考验，我看你……”可是，杰克想到病重的母亲急着要钱治病，就毫不犹豫地坚决要去那座岛屿。克劳迪这时“哈哈”一阵大笑，拿出一支手枪，三粒子弹交给杰克。趁着蒙蒙夜色，将杰克送上了三星岛。 岛屿上那座三层楼的楼房里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杰克划亮火柴，见屋内的装修十分讲究，但由于很久无人居住，四周雕花的墙上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 这是《故事会》在“井喷”时期所发表的一篇故事的开头，它把人们引进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阴森森的荒岛，然后便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传奇故事，而故事中那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尾所体现出来的主题——人性的丧失和对金钱疯狂而不择手段的占有，更是让读者在掩卷之后沉思良久。 这篇故事发表在1980年第二期的《故事会》上，是由故事作者陶文进搜集整理的，读者如果有兴趣不妨可以找来一读，故事的名字叫《恐怖的脚步声》。 “文化革命”中，民间流传着许多这样的传奇故事，每一个过来人现在恐怕都还能够说出一串这些故事的名字来。《一双绣花鞋》《北京十点钟》《第二次握手》《秘方上的血痕》《中百公司手帕柜台》《骨灰盒上的照片》……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这些故事几乎成了人们业余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故事不但思想内容深刻，而且艺术手法奇巧，情节生动，故事单线发展，带有别的文艺形式所无法取代的口头传讲的特点，深得老百姓的喜欢。 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艺术财富，必须对此进行认真的发掘。 《故事会》编辑部此时看到了这个问题。编辑人员同作者一起深入到基层，对这些流传于民间的传奇故事进行了认真的搜集。在搜集中，编辑人员为那一个又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所感动，所震撼，人民群众对于故事的参与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作家。他们的这种创作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比拟的。在历史的大变动时期，他们的创作更加活跃。 这些传奇故事犀利辛辣，针砭时弊，反映了社会动向，表达了人民心声。同时，这些传奇故事又极富民间文学的特点，情节曲折，生动幽默，富有艺术魅力。好记，易记，能传，往往只要听上一遍，就能复述出来。如果经过去粗取精的筛选后发表，将人民群众的这种口头文学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认识到这一点后，编辑们经常结合组稿，分头到浙江、江苏、四川、陕西、辽宁等地进行更加广泛的社会调查，了解这类故事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状况。
第一章“井喷”时期（3）
编辑们在调查中惊人地发现，不关是工人、农民，同时还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各级机关的干部，也有年轻的战士和民警，都在用口头的形式流传着这些故事。这类故事在文化革命中都曾受到过或多或少的批判。编辑们决定与这些讲传奇故事的人接触，可是这些讲故事的人却说：“你们前几年刊登的故事我们不爱看，但我们在悄悄讲的这些故事你们也不可能发表。” 这句话在编辑们的心里引起了震撼。 何承伟召集编辑会议，认真地分析这种反映。 经过分析，大家都认为这种来自民间的批评击中了刊物的要害，说明“左”的思想还在影响着编辑的头脑，办群众性的刊物，实际上是脱离了群众。 认识了这个问题，编辑部的编辑们就对这类故事进行了积极的研究，剔除其糟粕，保存其精华，然后在刊物上发表。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发表这样的作品还是需要一定胆量的。因为虽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人们的思想还是被紧紧地束缚着，这样的作品从未在全国的任何一种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也就是说这里还是一块禁区。 何承伟决定在全国的期刊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何承伟带领《故事会》的编辑们，悄悄地启开了第二道闸门。 《故事会》很快地发表了一系列的传奇故事，《三个戴大口罩的人》《奇怪的“四脚蛇”》《斩夫剑》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掀起了一股未曾料到的“《故事会》热”。 这个时期发表的传奇故事，以肖士太、黄宣林、欧阳德整理改编的《蔷薇花案件》反响最大。 这是文化革命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故事，这次连载是根据流传在江西九江地区的口头版本改编而成。各节分别加了标题，这些标题是：珍贵的礼物、手表的来历、急诊室的病号、挂钟里的匕首、奇特的葬礼、棺材里的秘密、舞厅里的巧遇、小镇上的枪声、神秘的“2400”等。这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故事，从1983年第八期开始，刊物用了整整五期的版面予以连载，一直到第二年的第一季度才结束。 这是《故事会》过去未曾有过的。 故事写的是解放初期的1950年，发生在上海发电厂的一件事情： 总工程师陆宗祥五十大寿，他从市公安局孙副局长送来的礼物中，发现了一只罕见的白金手表，不料表内装有定时炸弹。 侦察科长关涛为侦破此案，与助手蔡力、王充多方查询，终于查明此表主人系身居南洋的大资本家刘叶枫。正当关涛等要去访问突然回沪的刘叶枫时，南普医院又出了一件奇案：该院来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绿色皮肤的病人，经值班医生梅秀玉和侯家如抢救无效而死亡；可当他俩推着尸体去太平间，不料尸体又被人劫走了。关涛等赶到医院，经讯问与现场侦察，梅、候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于是，当梅、候两人刚要出门回家时，关涛突然叫住了他们。接着在梅家的挂钟里又出现了匕首和恐吓信，并发现了一朵蔷薇花。这时，刘叶枫却大张旗鼓地去苏州为亡妻大办丧事。在这扑朔迷离的情况下，关涛当机立断，决定顺着手表跟踪追击。他们以工商联的名义赴苏州吊唁，并用计戳穿了敌人大办丧事的假象，发现了医院被劫的尸体，而且该尸体就是刘叶枫失踪的儿子刘邺汝。于是，一切疑点、矛盾便集中到刘叶枫之妻王素君的身上。可是，王素君却不知去向。 王素君是蔷薇花特务组织内的重要人物。她因丢失了组织密码名单，才匆匆回国，如今见事已败露，当即逃离苏州，只身来到上海，巧遇了旧友邢俊友。她决计以身相许邢，企图外逃，结果为其主子“二号”所杀。狡诈的“二号”把她的头颅置于皮革箱中嫁祸于邢。关涛闻讯，大为诧异。由此预感到我们内部有敌人的耳目，便建议连夜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正在这时，大中国旅社的服务员跑来报告了一家水果店老板的可疑行踪。于是，会议便根据新的情况，部署了行动。关涛往水果店现场侦察时，擒获了冒充敌特“五号”的敌人，在审讯中，发现了“二号”的手令，关涛一看那手令的笔迹，顿时惊呆了……最后经过关涛等公安人员的努力，蔷薇花案件终于告破，敌人妄图炸毁电厂的阴谋彻底破灭。 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曲折地表现我公安人员机智勇敢，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故事，它歌颂了正义，鞭挞了丑恶。 《蔷薇花案件》刊登后，受到读者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 山东省栖霞臧家庄邮电局一位名叫王川生的读者，在1983年12月13日的一封来信，代表了许多读者的心情：“故事中的曲折情节，巧妙的写作手法，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每一期读了连载故事后我总盼着下一期《故事会》到来，俺这里不少职工看了这个故事连载，都讲这个故事太好了，吸引人，看不够，有味儿。”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在全国率先“解放”这些被认为“摆不上桌面”的传奇故事，不但需要一定的眼光，而且需要一定的胆量。因为在“文化革命”中这些大都被当成了“毒草”，当成了“政治事件”，给传讲故事的人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人们对于这些故事能否公开正式发表，都还心存疑虑。 无论如何，《故事会》都是一本有魄力和眼光的刊物，她此时的举措和以后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传奇故事的发掘，是一件顺民心、得民意的编辑行动，使这本刊物赢得了更广泛的读者，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 以后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不仅是对传奇故事作品的发掘，也是对这类作品的肯定与支持，更是对这些故事传讲者的肯定与支持，这些人以后逐渐地走上了故事创作的道路，成了《故事会》最中坚的创作力量。多年以来，他们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才华，不断地给这本他们心中的刊物以丰富的营养，使我们的文学艺术真正地来自于人民，同时又回到了人民中间。刊物也因此在题材和作者队伍方面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4．个人创作开始凸现 运输公司有个汽车司机名叫华铁成，去年冬天妻子不幸暴病死去，留下了两个女儿。大女儿九岁，名叫彩蝶，小女儿六岁，名叫蜓蜓。大女儿与妈妈一样聪明，在邻居的帮助下，不仅很快学会了洗衣煮饭，而且还能照料妹妹。 国庆节快到了，张姨悄悄告诉彩蝶，说她爸爸又给她找了个妈妈。彩蝶乐得立即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妹妹，小蜓蜓听了，一拍巴掌跳了起来，高兴地喊道：“姐姐，咱们又有妈妈了！” 可是，孩子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即将做她们妈妈的赵爱娜却不爱她们，要他们的爸爸将她们“解决”后才能结婚。 11月17日，华铁成在中午出车回来，先煮好了饭，然后在里面拌上老鼠药，再用清油把鸡蛋一炒，分盛两大碗，放在灶台上，随后又去公司出第二趟车。华铁成这次直挨到天黑才回家，满以为两个孩子已经“解决”了。可是一推开门，小女儿一下子扑过来，拉着他的手哭着说：“爸爸，你怎么才回来？”华铁成忙问：“你姐姐呢？”“姐姐在里面”“那你为啥哭？”“我饿。”“饿，灶台上有蛋炒饭，为啥不吃？”“姐姐不让我吃，硬要等你回来一块吃。”小女儿说着，将华铁成拉进里屋，用小手指着饭桌上的酒菜说：“看，爸爸，这是姐姐给你买的。” “这是干什么？”华铁成愣住了。这时彩蝶倒满一杯酒送到爸爸面前，噙着泪花说：“爸爸，妈妈活着时你每年过生日，总要给你炒几个菜，买一瓶酒，陪你喝一杯。现在，妈妈没有了，我用平时省下的小菜钱，给你买了两个菜和一瓶酒，你……你就一个人喝酒吧！” “啊，我的生日！”华铁成顿时傻了。这时，两个孩子拿过灶台上的饭碗就开始往嘴里扒饭，华铁成一巴掌将两只饭碗打落，他抱住两个孩子，眼里涌出了泪水…… 后来，华铁成为了个人的“幸福生活”，还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开车将小姐妹扔在了秦岭大山中。当人们找到的时候，只见九岁的姐姐彩蝶解开棉衣，把六岁的妹妹搂抱在自己的怀里，两个人依偎着，早已冻僵。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蜓蜓被救过来了，而彩蝶却因将自己身上的热全给了妹妹，她……她死了！ 从急救室里，不断地传来小蜓蜓的哭喊声：“姐姐！我要姐姐……” 这是《故事会》在198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由个人创作的故事，他的作者是陕西人，名叫陈希元。 《故事会》在刊发了大量来自民间的笑话和传奇故事之后，打破了昔日沉闷的局面，给刊物吹进了一股来自民间的新鲜空气，发行量与日俱增。这时，《故事会》已完成了自己的“原始资本积累”，开始走向新的繁荣。 这个新的繁荣的显著标志就是，故事作者不断地涌现，个人创作开始在来稿中占着越来越大的比重，一批反映民意的优秀故事作品开始出现，为这本刊物增添又一道迷人的“风景”。 《彩蝶》是这个时候发表的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发表之后，雪片般的读者来信飞向编辑部，据当时的编辑回忆，那时这些读者来信都是用麻袋装着扛进编辑部的。 1987年1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七版上用整个版面刊登了《故事会》上发表的三篇故事，其中放在首篇的就是《彩蝶》。 兰州某部队二大队一位名叫严明龙的读者来信说：“我看完《彩蝶》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我为彩蝶鸣不平，同时我为华铁成感到惋惜，他不仅失去了好女儿，而且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应有的人格，他是有负于‘爸爸’这个称号的。要知道，（人活着）仅有爱情是不够的，假如爱情需要牺牲孩子，那么，我情愿不要爱情。” 江西无线电元件厂一位名叫雷勇的读者在1984年1月27日的来信说：“《彩蝶》这个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富有正义感。我看完后，深深为九岁的小彩蝶那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美好的心灵而感动。同时，也对华铁成为了讨好新欢而不择手段谋害亲生女儿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也为我们工人队伍中出现像华铁成这样的人面兽心的败类而深感痛心。我们非常感谢《故事会》编辑同志和作者陈希元同志，给我们创作出如此好的故事。希望今后能够看到类似的新故事。” 为什么人们如此地喜欢这篇故事？ 这里，除了环环相扣的情节之外，作者在作品中所融入的人文情感，也是打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在当今社会中，人们在各种个人利益的诱惑下一种人性的失落，体现了一种对于人性复归的呼唤，因此才能够打动读者，才能够得到“假如爱情需要牺牲孩子，那么，我情愿不要爱情”的回音。 故事创作个人化的逐渐出现，使《故事会》慢慢地走出了“原始积累”时期大人物，大事件，大情节和以搜集、整理、改编为主的高地，开始走向“平民化”的原野。这些个人创作的作品，大都是作者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入手，经过自己的酝酿和辛勤创作，通过感人的情节，去触动读者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深刻地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的关怀，而这也是《故事会》的编辑们所希望达到的。
第一章“井喷”时期（4）
有一篇故事叫做《书记盖房》，是冯峰鸣与韩钟亮两位作者合写的。这是一篇很短的故事，可是在当时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许多读者都希望那位盖房的马副书记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当书记。 我在采访中，当编辑部将这篇故事复印给我时，初看这个标题觉得“没啥看头”。可是仔细一读，顿觉其味无穷。 故事说的是柳林公社副书记老马，在快退休之前突然提出要盖一所新房，而且选中了原先要盖幼儿园的那块地基。那地方前靠柳树林，后临荷花湾，景色宜人，交通方便，是全公社最好的宝地。群众对此背后都骂他。而公社下面一些厂长们却借此大献殷勤，砖瓦厂的钱厂长来了，水泥厂的赵厂长来了，石料厂的李厂长来了……房子自然是很快就盖好了。老马办宴庆贺，他在敬第三杯酒时说：“这第三杯酒是告别酒，明天我就要退休回山区老家了，临走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幼儿园两年没盖成，一说帮我盖私房，不出十天就盖好了呢？这新房要交幼儿园，我这是‘假私济公’，没有办法啊！”一番话，说得大家更是大眼瞪小眼，不由得都思考起这既熟悉又陌生的问题来。 一个看似平淡的题材，被作者在很短的文字中写得波澜起伏，读完仍然回味无穷。 这篇故事的作者没有从正面去写在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而是从一位正直无私的干部“假私济公”的行为中群众对他的误解，从侧面反映了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作者用幼儿园建房和书记建“私房”之间鲜明的对比，深刻地说明这种腐败同样也是一种人性的失落。 像这种走出自我，深刻地反映社会问题的个人创作，在来稿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这些故事中那些娓娓道来的也好，山吹海侃的也好，催人泪下的也好，令人捧腹的也好，数万字的中篇也好，几百字的小品也好，大都紧紧地围绕着人性的失落与回归来展开故事，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大都用意想不到的情节，更贴近于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读后总会给人留下一些回味和思索。 这些个人创作的故事，完全有别于《故事会》过去所发表的一些作品。这些故事的作者每天都生活群众中，更多的自己就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经历着故事里的事件，熟悉故事里的人物，直接参与和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感受着故事中的情感，体验着故事带给人们心灵的冲击。因此，这样的故事来自于群众，又很快地会回到群众中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听”的一种最好的形式。 《故事会》上采用的稿件，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创刊初期，稿件都以对当时影响较大的电影、戏曲、小说的改编为主，在停刊之前逐渐开始编发一些基层故事员在群众中演讲的作品。复刊后的《革命故事会》又走回到了初期用稿的老路。 在去掉“革命”二字后，《故事会》突破了过去的用稿范畴，编发了大量从民间流传中搜集整理的故事，既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要求，又使刊物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可是，时代是发展的，人的思想水平不能总在一个层面上，随着时代的前进，编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个问题，如果不趁此大好时机“诱发”更多作者、特别是优秀作者，《故事会》将同初期一样，面临稿源不足或来稿不够理想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将直接地影响到刊物的质量。 老编辑陈中朝、钱舜娟等深深理解初期组稿的困难…… 那时《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大都是先由口头创作，然后再用文字记录下来。为了编好刊物，出版社给买了一台录音机。那是一台老式的“苏（联）式”录音机，沉沉的要一个人用担子才能挑得动。每次下去搜集故事，都由出版社派人一同背下去，当时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上海青浦县有一个名叫吕燕华的人，在群众中讲了无数次的家史，很生动，也很感人。于是，钱舜娟等几位当时的编辑就跑到青浦去，与她“同吃，同住，同劳动”，又听她的母亲流着泪讲她们母女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使编辑们为从家史改编成故事补充了许多素材和细节以及主人公的人物性格特征。 吕燕华只上过小学一年级，要叫她来写好这个故事当然是很困难。怎么办，就只好将那些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素材“移”给她，又与她共同研究，如何使她讲的故事跳出真人真事，使故事更集中、曲折、生动。这样，大家在一起又重新“搭”了一个故事架子，让她再到群众中去讲。 吕燕华虽然识字不多，但从小在乡下就爱听、爱讲故事。这次登台一讲，立刻就把听众吸引了。她将口头文学中的夸张、比喻、衬托、对比等手法应用得十分贴切。就这样，编辑们再根据听众的意见，又对故事进行了修改，再让吕燕华去讲。反复多次之后，编辑们认为可以了，这才打开录音机，让吕燕华对着“讲故事”。有时候编辑们自己也讲，这样进行对比之后，才正式记录下来进行文字上的修改，然后根据编辑程序通过后才发表。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艰苦的工作，在这整个过程中，随时都得遵守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头脑里随时都得有大众，二是故事要大众化，不要化大众。这刊物后面的辛苦是读者所无法看到的。当然，这对于初期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故事作者是一个培养，对于编辑也是一种走出书斋接触了解作者和读者的过程。 老编辑们那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的确值得学习，但是刊物要发展，人手明显不足，再这样编稿明显不行。同时，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那种“保姆”式的培养作者的办法只能是事半功倍，无数有一定文化的新作者正在“冒”出来，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呀！ 面对着个人创作的凸现，编辑部抓住这个机遇，为刊物的下一步发展，开始打造自己的“铁军”。 所谓“铁军”，实际上是骨干作者队伍，没有一支能打硬仗的作者队伍，刊物主编再好的构想、编辑再高的水平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何承伟与编辑们分析了这些个人创作故事的作者，与吕燕华这样的作者相比，因为有了一定的文化，所以故事写得也多少有了一点“文”气，而编辑们首先要打掉的就是这种“文”气。 记得在“文化革命”前的1964年，著名作家赵树理在1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作品，名字叫《卖烟叶》。这位写惯了“山药蛋”小说的作家，写这篇作品的目的，是“想叫农村读者当作故事说”，“试试灵不灵”。结果，这位以自己所写的小说通俗易懂而闻名的作家，得到农村故事员的反映是“不好讲”，因此这“烟叶”也未能“卖”出去。 由此可见，能写好小说的作者，不一定能写好故事，文化水平较高的作者，不一定能写过那些文化不高而又常年生活在基层的故事员，因为故事实实在在是一种需要能够口头流传的文学。对于这些个人创作的来稿，编辑们看后只要认为好的，就叫其反复修改，改成口头能流传的东西，使这些以后成为刊物骨干的作者，一起步就明确了故事应该怎么写，少走了许多弯路。 有几位上海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三请皮老虎》的故事。说的是一家工厂的年轻厂长，请一位身怀绝技的皮革专家从安度晚年的家中再次“出山”。稿子的总体构思不错，题材也有新意，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也比较强，如果是一般的文学刊物，稍微理顺一下就可以用了。可是，编辑们看了后，认为写得太书面化，不易于口头流传，就是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也不可能产生影响，只能像一般的小说一样，人们读了就算完事。要使这篇作品发表后同别的好故事一样受到读者喜爱，得到流传，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让作者来认真修改。 编辑将这个意见告诉了作者，作者根据要求作了第一次修改。 编辑看后仍不满意，并指出有的地方的形容词可以不要，把一些描写太“生动”的地方删去。 作者听后睁大了眼睛说：“这不是越改越‘土’了吗？” 编辑高兴地说：“对，要的就是这个味，要‘土’得让人一下子就能记住。” 这篇作品修改后一经发表，果然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很快在民间流传，许多老读者至今都还记得这篇故事。 这个时期，由于个人创作的大量出现，加之刊物处在由发表搜集整理作品为主，到逐渐发表个人创作的转型期，在发表了大量适合口头流传的个人创作故事之外，也发表了一些只供阅读，难以传讲的作品。如1979年第一期上的《神奇的“天鹅”》，1980年第二期上发表的《相思豆》，都是很好的文学读物，思想内容也很健康，但是它们却缺乏口头文学的特点，难以在群众中流传。 个人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在写作技巧上敢于冲破“文化革命”中“三突出”，“高大全”的藩篱，大胆创新，使故事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使读者爱看，爱读，爱讲。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吴伦写的《三百元的故事》。 那时吴伦还是上海金山县的一名干部，《故事会》的编辑们在去金山举办创作班时，吴伦写了这篇故事。可是，当时却引起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没有写“正面人物”，也有的认为这个故事没有“积极意义”。稿子到了老编辑陈中朝的手里，他看后认为不错，又给各位编辑传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篇故事注重了情节的生动和人物的塑造，语言也很有特色。故事发展到现在，应该在内容和艺术上有所突破，这篇故事正好体现了这种突破。然后，陈中朝便对这篇故事进行了修改，很快地发表在1979年第五期的《故事会》上。 作品发表后，不仅在读者中，更主要的是在故事界的同行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许多从事故事研究的专家在他们的著作里，都曾引用过这个故事。 故事写的是上海电料厂工人温林在下班路上，把一个病倒在地上的妇女送回家。被送妇女的丈夫贾大权诬陷温林，说他侮辱妇女，要他赔偿三百元。在这个“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的特殊时期，温林无可奈何，只好向自己的妻子要了三百元钱，交给了贾大权才算了事。实际上这是贾大权夫妻两人设计的一个骗局。接着温林聪明的妻子就在公共汽车上设计夺回了被欺诈的三百元钱，愤怒的群众在车上痛打了贾大权。 这篇故事在于从整个写作技巧上都与过去的故事有所不同，开头绝无周旋，一笔带过。发展情节时才将故事慢慢展开。高潮迭起后通过事件进行了人物的塑造，使温林妻子机智、聪明以及善于斗争的性格跃然纸上。同时，故事的高潮部分对揭示作品的主题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结尾则一改过去故事的“点睛”之笔，留给读者许多思考。将许多可信的细节融入作品，也与过去故事中的“说教”大不相同。 个人创作的凸现，使《故事会》这块刚刚走出阴影的文学之“地”，看见了一束黎明的曙光，使编辑部由过去的等“米”下“锅”，或找“米”下“锅”，一下子变得“金玉满堂”，编辑的桌子上堆满了来稿。虽然这些个人的来稿中真正好的作品还是很少，编辑们为这些来稿的发表还将倾注大量心血，但这却是一股刊物春天到来的信息。 1979年底，《故事会》正式从民间文艺编辑室分出成立编辑部。 从1984年开始，《故事会》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期用稿的70%选自这些个人创作的来稿。这期间每月的个人创作来稿达两万多件。编辑们以沙里淘金的精神，在选择优秀作品的同时，努力发现优秀作者，不断加以培养，目前的基本作者队伍中有20%来自这些个人创作的自然来稿者。 《故事会》就是这样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第一章“井喷”时期（5）
5．第一次辉煌 1983年11月2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化馆里，正在举行一次与众不同的座谈会。参加的一共十七个人，座谈的是一个看来与这个县的工农业发展毫不相关的极古怪的题目：谈谈你为什么要订《故事会》。 这是不是《故事会》编辑部来召开的一个读者座谈会呢？ 不是。 是不是《故事会》编辑部委托这里的文化馆或什么单位帮助召开的呢？ 也不是。 原来这个县当年订阅量最大的刊物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公家出钱订阅的《支部生活》，另一种是主要由老百姓自己出钱订阅的《故事会》。而《故事会》在这个县发行达到三千多份之后订户还在增加，大有在这个县的期刊发行中独居榜首之势。 这件事情让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奇怪，为了加强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全县的文艺事业，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向《故事会》“取经”的好办法， 这十七名人员，来自工、农、商、学和机关，基本代表了县里的各个方面。 清清的浏阳河在不远处哗哗地流着，这里的发言也伴着水声在流淌。 首先发言的是县冻肉厂的青年职工阳惠明，他说：“我订阅了五份杂志，最喜欢的还算《故事会》，遗失最多的也是《故事会》，简直松不得手，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摸去。她在我们车间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办得活，又通俗易懂短小易记。过去别人说我是王木匠挖猪糟——扣口不开的哑嘴巴，自从八一年订了《故事会》，上台讲了《被通缉的人》《书呆子恋爱记》等几个故事，从此就传开了，‘哑嘴巴’（的外号）也无形消失了，（大家）开始称我是‘土财主’，意思是有‘才’平时不爱说。其实我的‘才’是搭帮《故事会》给我的。” 磷矿技工学校的学生张志文说：“我在高中读书时就爱看《故事会》，曾先后零购了十三本（期）。越看越过瘾，成了我必须的业余课外书之一，主要是它办得灵活，生动。有肉、鱼、蛋，还有酱油、味精和别的调料，越‘吃’越有味，感到美味可口。我特别喜欢有关土特产、名胜古迹等传说故事，它可以长知识，增智慧，添毅力，培养对祖国的热爱。希望她多发一些这样的好故事。” 退休的曹建华原是一位女干部，她听完两个年轻人的发言后就抢着说：“退休后闲着无事，文化又不高，看小说不感兴趣，看诗又不懂，唱歌又嗓子不好，我就订了一份《故事会》。我身边带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孙子，天天要我讲故事，实在是个包袱，哪里去找呢？《故事会》帮了我的忙，特别是新故事，它短小精悍，又好记，写得又非常活，又有教育意义。但《故事会》的封面还不算美。” 农民业余文艺作者廖取勋的发言更是直爽：“我们村里大部分农民认为《故事会》都看得懂，都说这是真正为我们农民服务的书。村里有个周三老倌（曾对我）说：‘小说和诗我看了半天，还不知哪里刮风下雨，《故事会》一看就记下了，实在好。我们这些四十岁以上的人，只来得葡萄酒，来个六十度的塘东花烧酒受不了，只看这样通俗易懂的书，因为文化水平（只）是个五磅热水瓶。’” 另一位农民业余戏曲作者张云，在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前，专门“戴着有色眼镜”对《故事会》作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这位“主治医生”在发言中说：“我订了一本《故事会》，早几天，我从头至尾将几年来的都重新翻阅回顾了一下，为防止和消除精神污染，重新学习，但内容上很少看到‘侠客’、‘幽灵’、‘女尸’、‘野人’等方面的不堪卒读的东西。她的确是个有教育意义（的）刊物……是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书，好教材，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在没有一个编辑部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数千里之外的那条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浏阳河畔，读者公正、客观地对《故事会》这几年来的得失进行着评价。 这次座谈会专门作了发言记录，然后由县文化馆的张文清写成一份纪要，于一个星期之后邮往上海的《故事会》编辑部。 这是一篇多么沉甸甸的记录啊！ 这里的话，代表着全国千千万万不同层次读者的心声，代表着读者们对《故事会》这几年来工作的评价，而在这些评价的后面，却凝聚着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 当时的《故事会》，像湖南浏阳县这样全年每期订数达三千多册已不算稀奇。 广西的一个县，每当刊物将要邮到的日子，许多读者天天赶到邮局去等待，全县每期定数近万册。 1984年，位于天山山麓的石河子垦区一三三团场有二万多名职工和家属，第一季度就订了八百二十份《故事会》，第二季度又增到九百四十份，平均每个队三十份，其中液压件厂九百余人订阅了六十份。《故事会》在这个僻远的大山深处，发行量一直位居首位。垦区的另一个一二二团场，每期订数也达到了七百二十册，同样位于这个团场所订刊物的首位。 湖北省光化县实验小学，在任课的五十名教师中，就有二十九人订阅了《故事会》。1983年下半年，河北省承德县西大庙中学李仕东老师的这个班，共二十九名学生，就有十一个人订了《故事会》。 河南省漯河水利技校一位名叫刘金涛的老师，对班上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课外阅读情况的民意测验。他自制了几十张问卷调查表，罗列了一些他自认为有影响的刊物名称，让学生在最喜欢的刊物后面打勾，为了避免遗漏，最后还单独设了一栏“其他刊物”。由于调查是无记名的，学生都表现得很大胆。这位老师过去没有读过《故事会》，因此在所列的刊物中就没有将《故事会》列入。可是，当调查的问卷交上来后，他不由大吃一惊，在“其他刊物”一栏里，大部分学生几乎都填了《故事会》。 在刘金涛老师的印象中《故事会》只是一本小刊物，不属于向中学生推荐的书刊。看了问卷，作为老师不由慎重起来，忙找了几本来读，便一下子被吸引了，立刻用班费给学生们订了一本。这位过去专搞“纯文学”的老师，因为发表自己作品的杂志看的人太少而苦恼，现在通过“民意测验”，发现了这本备受学生欢迎的刊物，他立刻积极地为《故事会》写稿，成了刊物的一名忠实作者。 1979年到1985年，在整整的五年时间里，《故事会》完成了她的第一次飞跃。 一棵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小草，在古木参天的文学圣地上，正健壮地生长起来。 让我们翻开现在已退休或没有退休的编辑们都铭记着的那段历史，看一看这些难忘的数字吧：（因作者本人不会电脑制表，请出版社或印刷厂给以下数字制一个表格！！） 1979年期发行量为二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三册，年总码洋二十八万九千四百元。 1980年期发行量为四十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四册，年总码洋四十四万五千七百元。 1981年期发行量为九十四万九千万册，年总码洋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2年期发行量为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册，年总码洋二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3年期发行量为二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八十九册，年总码洋三百零五万三千陆百元。 1984年期发行量为五百二十四万册，年总码洋五百六十五万九千二百元。 1985年期发行量为六百五十八万册，年总码洋一千八百九十五万零四百元。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引用《故事会》这些过去的“保密”数字，只是为了说明她自身的一个极不平常的发展过程。 令编辑们更加振奋的是，1985年第一期，刊物发行达到七百二十四万册，到了这年的第六期，发行量再次攀升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 1984年《故事会》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从这年的第一期开始，刊物的宗旨和风格基本稳定，即以发表反映我国当代生活的故事为主，同时刊登各类传统的中外故事，在坚持故事文学品种的特点上，塑造好人物形象，提高艺术美感，易讲、易记、好读、能传。 这种办刊宗旨的得来是不容易的。 从1963年7月创刊，到出现第一次辉煌的1985年，整整的二十二年中，《故事会》跟着她所诞生的时代，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从配合“四清”运动，到“文化革命”中被迫停刊，编辑人员被赶下“五七”干校。再到后来复刊的《革命故事会》，编发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的稿件，《故事会》在崎岖的道路上、在云雾缠绕的峰峦间艰难地向前摸索着前行，其中的酸甜苦辣，当年的编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故事会》获得了新生，实事求是的作风使编辑部的所有人员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这本刊物未来的道路，才使这本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真正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出路，给这本刊物注入了新的生命。 内容和形式的基本固定，使刊物有了自己的雏形。 读者定位的延伸使刊物走出了过去狭隘的“围城”，如同一匹骏马找到了辽阔的草原，有了自己自由驰骋的天地。 个人创作的凸现，为刊物的发展培养了未来的骨干作者，使刊物在以后的发展中有了自己丰厚的土壤，根才能扎得深，叶才能长得茂。 这个时候《故事会》的许多栏目已经开始形成，这些栏目虽然有的还没有完全固定，有的这期设了，下一期又没有了，处于一种时现时隐的状况，但总的来讲这些栏目的设置，为刊物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为刊物以后许多优秀栏目的设置打下了基础。 这时候设置的主要栏目有：新民间故事，科学幻想故事，笑话，风俗故事，谜语故事，寓言，土特产故事，外国童话等，有的栏目一直保持到今天，成了刊物的品牌。
第二章第一次挑战 （1）
如果说《故事会》在第一轮与文学期刊分割市场的竞争中，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话，那么，这次与通俗文学及其各种期刊的市场争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这股“洪水”的冲击，中国期刊界新一轮的竞争与淘汰随之开始…… 1．突如其来的“洪水” 谁也没有想到，正准备扬帆远航的《故事会》遇见了迎面而来的“洪水”。 《故事会》在吉庆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难忘的1985年，如果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刊物照此发展，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可是，当进入1986年后，刊物出现了订户下降的趋势，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击着《故事会》刚刚建立起来的“地基”。 开始，这股“洪水”来自飞速发展的各种文学期刊。 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一段历史，中国进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久闭的国门已缓缓地打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外面的各种思想和艺术流派也开始涌进国门。以《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将人们心灵中最深处的苦难引发成对“四人帮”的无情控诉，文学期刊在这个时候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一下子赢得了读者，只要是出刊的日子，邮局或者是新华书店都会涌满了读者。当时几乎全国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文学刊物，数量之大，可想而知。 这时的《故事会》在艰难的起步后要寻求发展，就面临着文学类期刊的挑战。因为除了全国性一些早已知名的文学期刊之外，各省、市（包括地级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文学期刊，就在一些读者的同一座城市，离他们更近，许多纪实性的作品，反映的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事情，无形中就分割了《故事会》的读者。 正处于顶峰时期的文学期刊很少注意到这个“小兄弟”，因为在文学期刊领域里来讲《故事会》不够“纯”，不够“雅”，想要加入这个高雅的期刊行列也似乎“品味”不够。在许多文学期刊向大十六开“进军”的时代里，这么一本三十二开的小本子已被认为是显得“太落伍”了。更何况与这些“纯”文学的期刊相比，《故事会》不能像它们一样地发表那些热点、焦点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之类的作品，更不能发表“呐喊”或抒发“个人心灵感受”的诗歌，连《故事会》上的评论文章也只是寥寥数语，很少那种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之作，不能引起“轰动效应”。 这不能不算是《故事会》在竞争中的一种“弱势”，一种“先天性的不足”。 文学期刊在八十年代初期的飞速发展，以及当时这些期刊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使《故事会》感到了一种竞争的压力。 但是，《故事会》并未因此乱了自己的阵脚，几年的市场争夺战后，人们惊奇地发现，《故事会》这个“小兄弟”竟将那些“老大哥”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1996年6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面对市场冲击，文学的坐标发生偏移，如今——故事夺走小说的天下》，文章称“中国文坛已经进入故事时代”。 1996年6月13日出版的《文学报》，在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特稿，题目叫《小说与故事，谁主沉浮？》，编者在开篇时写到：“现今，读故事的人远远超过读小说的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看待这一现象，见仁见智、各有持重……面对近年来在市场冲击之下出现的纯文学小说的萧条萎缩之势，文化界的思考已趋向冷静和理智，现在也许到了纯文学应该以平等、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待通俗小说及故事的时候了。” 在这个栏目下，任一鸣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雅”“俗”相与析》的文章，对市场竞争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以时下风头正健的《故事会》为例……它们在内容上却更贴近生活，语言简明而平实，情感质朴而真诚，凭借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吸引了广大读者，而这些难道不是纯文学起码应具备的要素吗？” 作为博士生导师的黄霖先生，在他那篇《有故事才有小说 》的文章中，更是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一部中国古代的小说史就是证明了有故事才有小说，小说正是出于故事之中，很难想像那些不能写故事或者不想写故事的作家能写出好小说。” 专家们的阐述已经将一切都说得十分明白了！ 另一场更加汹涌的“洪水”，便是如狂涛般涌来的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乃至各种通俗期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真如同一头怪兽，一夜之间便覆盖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期刊市场，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这场中国期刊市场的较量中，首先被击败得一塌糊涂的便是那些自命清高的“纯”文学期刊。 这种失败有外部的原因，但更有其内部的因素。因为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文学期刊在外来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逐渐偏离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审美习惯和阅读意识，转向了对各种外来流派的介绍、欣赏与模仿，当然也不乏创新之作。但是，这种自称为“先锋”的自我的东西，逐渐地取代了那些反映人民大众心灵呼唤的作品，这确是一个已被证明了的事实。 我在上面所引用过的任一鸣先生的文章，是这样阐述这种“失败”原因的：“再来看纯文学，一些作家充分体验了文学解禁以来自由写作的潇洒，以至于潇洒到今日连读者都快‘潇洒’掉了，在自我意识的膨胀和写作技巧上的矫揉造作中越走越远，成了无根无基飘荡在空中的幽灵，失去了现实生活的肥沃土壤，失去了广大读者浑厚的‘合声’……”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这时读者对文学期刊的“温度”由“沸点”开始迅速“降温”，发行量顷刻之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度火暴的文学期刊立刻变成了“孤帆远影”，无奈地漂浮在中国期刊长河的尽头。 “纯”文学期刊强大的阵营在通俗文学期刊毫不留情的冲击下，真是不堪一击，很快就从中国期刊的主流被挤到了边缘，以后虽然经过多次挣扎，但到了迈进新世纪的门槛之时，仍然还是“无力回天”。 《故事会》的编辑们冷静地观察着这种“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象，思考着自己期刊的出路。 如果说《故事会》在第一轮与文学期刊分割市场的竞争中，依靠其独特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话，那么，这次与通俗文学及其各种期刊的市场争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随着这股“洪水”的冲击，中国期刊界新一轮的竞争与淘汰随之开始。 这种淘汰是排山倒海的，是残酷无情的。 一些过去发行量与《故事会》并驾齐驱，达到过月发行量几百万册的刊物，开始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几百万的下跌，一大批曾经红极一时的刊物，完全无力抵挡这股猛兽般的“洪水”，开始在这轮竞争中沮丧地退出了第一阵营。 本来，《故事会》在开办时就定位为是一本“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可是，就如同在“纯”文学期刊走红时一样，通俗文学及其期刊也不认这个“小兄弟”，说《故事会》太高雅，根本就不够“通俗”，没有通俗的“味”。 这一下，刚刚成长起来的《故事会》成了无人认领的“孩子”——“通俗”不承认，“纯”的又排斥。 你能有这样的“血缘”吗？充斥着美人头、凶杀案、黑社会老大、妓女、侠客等等大红大绿的封面。 你能有这样的“遗传基因”吗？月黑风高、飞檐走壁、杀人灭口、血溅红楼等等令人心惊胆战的文字。 没有办法，别人要做“亲子鉴定”。 许多刊物在这股大浪的冲击下完全失去了自我。 《故事会》的编辑们在思索中，将目光自然地移向了刊物的主编。 其实，何承伟根本就不愿意让自己办的刊物去与别的刊物“攀亲”。如果这样做，这说明主编无能，是一本刊物的主编缺乏独特见解，对自己领导的刊物缺乏信心的表现。 何承伟坚持要让《故事会》保持其独立的“人格”！ 这种独立的“人格”是什么呢？ 何承伟此时虽然仍是“我们社（上海文艺出版社）里的年轻人”，经常被出版社的同志们称为“小何”，但已具有了十多年的办刊经验。他“冷眼向洋”，看着期刊界的新一轮竞争，同时又把握住自己刊物的方向，决不随波逐流。他认为《故事会》是一本启迪人们灵魂深处最美好情感的杂志，是一本教人如何做人的刊物，这个基本的办刊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变。面对这种期刊界群雄逐鹿的局面，关心着形势的变化，坚持在自身的特色上下功夫，这便是一本有生命力的期刊一种独立的“人格”。 这就是何承伟所坚持的刊物的独立思想。 只有独立的思想才能保持一本刊物的高尚品位，这种清醒的认识，在当时的通俗文学大潮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别说像《故事会》这种一开始就定位为“通俗读物”的刊物，很容易就跟着卷入这种“通俗”的潮流，就连很多一直都被认为“高雅”而有特色的期刊，最后也未能经受得了这种冲击，跟着泥沙俱下的“通俗”“洪水”，最后失去了读者，只好关门停刊。 浮躁是办刊的最大敌人！ 何承伟组织编辑们认真地分析形势后，决定蹚着“洪水”走自己的路。 也就是在各种期刊竞争最激烈、《故事会》发行出现下滑的1986年1月，《故事会》在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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