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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传记屈原 1999 20集

时间:2020-06-21 21: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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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传记屈原 1999 20集

历史人物传记屈原 1999 20集屈原 1999导演: 张今标编剧: 吴傲君 / 罗石贤主演: 蒋恺 / 谭非翎 / 王姬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语言: 汉语普通话集数: 20豆瓣评分7.665人评价5星 20.4% 4星 40.8% 3星 34.7% 2星 4.1% 1星 0.0%屈原的剧情简介 · · · · · · 满腹治国经纶,却遭昏君冷落,一腔爱国热忱,偏遇佞臣讥讽。忧心忡忡的屈原,希望自己的改革能拯救楚国。然而,昏君亲小人而远君子…… 面对世事沉沦,屈原徒叹奈何,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又驱使他奋力抗挣,最终以死明志。 本剧展示了这位中国古代伟大诗人的悲壮一生。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战国时期楚国人,芈姓,屈氏,名平,死后谥号原,以字行;又在《离骚》中自云:“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先后任三闾大夫、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同时主持外交事务。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骄傲,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愤而辞官自疏,离开郢都,流落到汉北。屈原流放期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在作品中洋溢着对楚地楚风的眷恋和为民报国的热情。其作品文字华丽,想像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前278年,秦国太尉白起挥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传说当地百姓投下粽子餵鱼以此防止屈原遗体被鱼所食,后来逐渐形成一种仪式。以后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家世屈原家系,出于楚王宗室。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昭氏和景氏,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昭、屈、景三氏的事务。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为高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5] “忽忘身之贱贫”。很可能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了。 但古中国常有地位越高越贬低自己之言行, 帝王后妃常自称孤人,寡人。 所以当时屈原家族可能并不贫贱。生平生年《离骚经》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的结果[6],大概不出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不遏其巧得很,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目前一般定为前340年。取名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4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初任左徒屈原是楚国贵族中的杰出人才。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人聪明,口才好。司马迁《史记》说他是“博闻强志”,“娴于辞令”。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左徒比楚国的宰相:令尹,只低一级。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足见屈原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反对者的代表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批人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而忽略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批人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左右怀王的言行。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荆州的屈原大雕像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带了很多银钱到楚国活动。张仪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一带六百多里土地。[12]”利令智昏的楚怀王听信了张仪的话,就把相印授予张仪,封张仪为相;贪图六百里的商、于之地,真的和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盟;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还以为是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六里。”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被占去汉中大片土地。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怕齐、楚复交,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秦惠王本不同意,张仪却胸有成竹地说:“以我张仪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的土地,臣愿意到楚国去。”张仪到楚以后,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在楚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糊涂透顶的楚怀王居然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使齐回来,说明利害,怀王想追回张仪,张仪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这样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大失信用。前305年,楚怀王二十四年,楚又一次背齐合秦,去秦迎亲;第二年,怀王还与秦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今湖北竹山县)。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不但无效,反而遭到了第一次流放,流放到了汉北地区(今安康一带及汉水上游地区)。前303年,楚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昏庸的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相会。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楚国人都怜悯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断绝交往。第二次流放(江南地区)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很忧虑,就谋划再与秦国讲和。屈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楚国人民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怀王入秦,以至使怀王死在秦国,又责怪他不该怂恿顷襄王向秦国屈膝投降。他写诗抒情,表达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写作从顷襄王六年到十八年,楚国基本上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不敢动弹。屈原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弱,民生多艰,只好以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自尽陈洪绶《屈子行吟图》秦国对楚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哀郢》所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就是描述这一片仓惶混乱的状况。屈原在这前后,曾沿江西上,还想看一看这满身疮痍的祖国和他终身辅佐的楚王。结果只看到强秦的步步进逼、楚国朝廷的腐败和昏庸。想为楚王“奔走以先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眼看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灭亡,自己却不能有一点作为,就埋下了以身殉国的思想,他过鄂渚(湖北武昌),入洞庭,溯沅水,经枉陼 (湖南常德武陵县)至辰阳(湖南辰溪),又折向东南,入于溆浦,暂时停留下来。不久又下沅江,入洞庭,渡湘水,到了长沙附近的汨罗江,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前278年,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生于前340年,死于前278年)。此后,楚国日衰,于前223年,为秦所灭。屈原作“渔父”表明自己不与世沉浮的决心: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屈原 文学成就综述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1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2]作品特点战国时代,楚国之风俗迷信鬼神,宗教性的祭祀和祈祷在民间流行。屈原处于巫现甚盛的楚国,丰富的神话传说与原始的泛神论给他文学创作以充分地滋养,他在巫现甚盛的时代氛围中,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九歌》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所写的伟大光辉的诗篇。《九歌》中十一篇祭祀十位神,这十位包括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只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人鬼(国殇)。就诗的内容说:其一,既写了与人关系极为密切的神,如东君太阳神、云中君云神、大司命、少司命寿夭之神;又写了湘君、湘夫人之间美丽真挚的爱情传说,曲折地反映了表现手法说,或以庄重的笔调,写神灵的庄严伟大;或以婉曲细腻的笔调,写其复杂的感情;或以悲壮的笔调,写其为国捐躯的壮烈精神。他们无不神采飞动,栩栩如生。这些诗都是祭祀用的,神是由巫者扮演的。屈原以丰富的想象力,极生动地描写了神的活动以及祭祀的场面,写出了神的典型形象,并通过神反映了极为丰富的现实生活,充分表达了人间的希望与悲欢。它有着强烈地艺术魅力。其二,屈原《九歌》中所写情节是由巫者表演展示的,由于情节较复杂生动,感情的描写颇为细腻,写出了较一丰满的人物形象。其三,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的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除了要表现真实的感情以外,从主观上讲,确有几分信仰者的虔诚。正因为屈原是信神的,他把神灵写得庄严、肃穆、和善。神是可以为人赐福的,神对人有着丰厚的感情。从神的外貌到心灵,都写得那么美。读了《九歌》,使人精神上产生愉悦之感。或者可以说,《九歌》旨在给损伤了心灵的读者精神以补偿,使之愉悦振奋。屈原楚辞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彩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作品风格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诗人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汽的情绪。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汽,如《浩歌》: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爱士的平原君不复存在,有才之士又有谁重视和爱护呢?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的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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