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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让梨”典故的历史背景“孔融让梨”典故的历史背景
东山观史
05 2920:41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讲到“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孔融所生活的时期，正是处在桓帝、灵帝的时期。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采纳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并开始实行察举制选拔官员。顺帝时重修和扩建太学，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这些儒生多为士族子弟。经过汉初对儒家的功利化改造，士族子弟终于不再迷茫了，他们的人生就是“读书，做官，生娃，再读书，再做官，再生娃……”。
察举制度中，“孝廉”是最重要的科目，体现“以德为先”的原则。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孔融让给了他哥哥孔褒一个大鸭梨，经媒体报道成为道德模范，由此而名正言顺地做官。没人主动发掘的寒门士族，则相互标榜，四处演说，以品评当世人物，议论朝政得失，喂自己带盐。
汉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造成即位的皇帝多年幼，皇帝年长之后，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只能依靠那些在宫中侍奉起居的宦官，使宦官利用消除外戚的机会得以参政，而后新的外戚再度掌权。顺帝是由宦官扶持上台的，开始允许宦官养子袭爵。
外戚、宦官为了掌控朝政，发展裙带关系，破格用人，破坏了原本的官吏选拔制度的形式，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现象。宦官专权时，他们“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道路，加深了士人同宦官的矛盾。
一些士人选择投靠宦官，委曲求全。当时沛县有个夏侯氏的人，无奈之下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隔壁谯县的宦官曹腾做养子，改名叫曹嵩。虽然两家祖上都是跟着高祖打天下的功臣，但是曹嵩的儿子一直觉得是很丢脸的事情，告诉史官“这段掐了别播”。
一些士人选择避居深山，甘当布衣，躬耕自食，讲学修行，苟全性命，不求闻达。
一些士人选择对时政提出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结成党人集团。
与这些人相对应的，是以郭泰为首的青年儒生，他们不汲汲于功名，也不做历史的旁观者，他们追求的是公平正义的价值理想。太学儒生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反对宦官的浪潮中无畏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于太学的特殊性质，成为当时反对宦官专权的重要阵地。
太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清流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其中以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陈蕃是党人集团的精神领袖，窦武以外戚的身份成为他们的权力靠山。窦武虽为外戚，却是以陈蕃为代表的党人集团的意志所选立的，且其本身就是一位“名显关西”的清流士人。
此外，李膺、荀昱等“八俊”，郭泰、范滂等“八顾”，张俭、刘表等“八及”，度尚、张邈等“八厨”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望的，他们是党人集团的中坚力量。太学生与上层领袖、清流中坚三股力量交相呼应，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高潮。宦官也不坐以待毙，伺机反扑，而恰巧发生的了张成事件。
延熹九年（166年），河内有一个名叫张成的方士，善观天文星相，他从宦官的那里得知，朝廷不日就要大赦天下，便鼓动大家去打劫犯罪，说就算杀了人也没事的，并指使他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把他儿子抓起来准备治罪，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心怀愤疾，不顾大赦令而把他杀了。李膺这么做，虽说是“替天行道”，捍卫朝廷法度的尊严，但却违反了法度本身，是以德纲代王法，不仅使桓帝不悦，而且授人以柄，是不智的行为。
于是，宦官侯览借机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说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当即下诏逮捕李膺等200多名党人。陈蕃以三代之事来劝谏桓帝，结果桓帝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在狱中故意招出了许多宦官子弟，使他们有所顾忌。窦武同情儒生的反宦官运动，上书桓帝求情。在各方舆论压力下，永康元年（167年）党人被赦免，但全部被罢官回家，终身不得为官。
建宁元年（168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名士李膺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党人集团再度掌握朝政，老百姓认为太平盛世马上要来了。然而宦官集团有恃无恐，愈发骄纵，操弄国柄，败坏风气。陈蕃上书不成，便与大将军窦武谋划诛杀宦官，不幸事情泄露，反被诛杀，宦官们开始对士人大打出手。
建宁二年（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部门将上次的人也牵扯进去，灵帝应允。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逃到了好友孔褒的家里，他弟弟收留了他，被官府逮捕问罪，孔褒想着弟弟孔融给的大鸭梨，主动揽过罪责，被杀。宦官又将很多和他们从来没有瓜葛的人认定为党人，因为这件事而被处死、放逐、废黜的人，有六七百人之多。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请命，本是好意，灵帝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在狱中，随后又昭告州郡，调查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凡是当官的，全部免官，波及到很多无辜的族人。自此以后，士人心存惶悸，万马齐喑，原本“褒贬人物，评议时政”的风气被扫荡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清虚玄远”的士人世相。直到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为防止党人与起义军结合，灵帝下诏大赦党人。
清流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却不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和宫廷一表一里，又高度统一。他们希望借助外戚的力量来铲除宦官，却不知道宦官的角色外戚也能扮演，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无法实现他们的初衷，他们的结局是可悲的。
宦官，自古便有，只是自东汉开始才全为被阉割的男人。事实上，用阉割的男人作为宫廷内侍并非中国独有的产物，在国际上，如朝鲜、越南和中东等文明古国，也能找到类似的做法。宦官制度在当时有其合理性，宦官不必然是恶人，宦官之是否作恶，在于怎样使用他们。
所以曹操说“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至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 彻底的反宦官斗争，是对旧制度的解构，势必为新的力量、新的斗争、新的时代的登场创造条件。
皇帝利用宦官与外戚斗争，目的不在于消灭外戚制度本身，而在用自己的外戚势力代替先帝留下的外戚势力。同样，外戚反对宦官，也是为了树立新的权威。外戚和宦官的斗争，从来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不管黑狗白狗，能看家的就是好狗。无论是用宦官掌中书，还是使外戚参政，都是为了限制朝廷宰辅的权力，构建以皇权为核心的平衡。
斗争本身是皇权失衡的一种表现。表面上，属于外戚和宦官斗争的范畴，只不过外戚站在了正义的一面，而宦官表现出邪恶的一面，清流士人成为了正义的殉道者。包括孔融哥哥孔褒在内的士大夫也受到牵连。实际上，当清流士人参与到反对宦官的斗争中，局面和性质就发生改变了。自己家孩子只能自己来管教，不允许别人来教训，打孩子屁股就是打大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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