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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孙中山这个名字，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一百多年来，孙中山得到了各门各派的一致认可，这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孙中山的家谱上并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清廷档案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民国政府档案中、国民党党史中同样都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甚至连孙中山本人也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而是用孙文。这是怎么回事呢? 孙中山在族谱上的名字叫孙帝，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孙中山上学后的名叫孙文，字载之。载之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孙中山信天主教，教号叫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孙中山常年流亡国外，英文名字是Sun Yat sen，西方人称孙中山为孙逸仙，英文Sun Yat sen译为汉语就是“孙逸仙”。孙中山行医时用的名字就是孙逸仙。 “孙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03年出版的章士钊翻译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中。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等，湖南善化县人。章士钊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的一生不仅经历了清末、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民国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国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而且每个时期皆对中国近现代政局与政治领袖的影响极为巨大。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都与章士钊的名字相连。孙中山这个名字，就是章士钊一时疏忽翻译错误造成的。 《大革命家孙逸仙》出版前，孙文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震动了清廷，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清廷在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做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 “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可见，“汶”是一个贬义词，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打击、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因此，在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的心里，“孙汶”是广州湾一带的江洋大盗。 孙中山1897年流亡日本，为逃避清廷通缉，曾化名中山樵。中山是日本的姓氏，明治天皇的母亲姓中山。孙中山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名“樵”。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为了掩护他，便称他为中山先生。 1903年，章士钊在日本王佩叔家做客，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中山樵”写给王的信函，其字迹苍劲雄浑，别具风范，于是询问王，王佩叔以实相告：“中山樵”即“孙文”。 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孙文的文章。章士钊将这书中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书名不叫《大革命家孙文》，是因为清政府把“孙汶”视为“国贼”、“海盗”通令缉拿。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不料章士钊一疏忽，就译成了“孙文即孙中山先生”。《大革命家孙逸仙》再版，更名《大革命家孙中山》，从此，就有了“孙中山”这个新名字。 这事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为证：“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日‘孙中山’。” 也就是说，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也就为自己取了“中山樵”的日本化名。章士钊“贸贸然”地将“中山樵”拆开，用“中山”二字与孙的本姓合一，编出个“孙中山”的名字。 《大革命家孙中山》一书出版在辛亥革命的8年之前，中国人知道“孙文”、“孙逸仙”的甚少。《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家喻户晓。但孙文本人还不知道《大革命家孙中山》说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章士钊在著文或时，对孙文也直呼为孙中山，人们渐渐也习惯了此称呼，孙文本人也默认了。但是，孙文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也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总理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叫孙文，也不叫孙中山。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医治无效逝世，终年59岁。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通过决议：今后国民党不再设总理，总理的称谓永远留给孙文。之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不再提孙文，直接称“总理”。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直接称国父，不再用总理这个称呼。 南京的汪精卫政权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所以，旧中国无论南京政府、重庆政府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称“国父”而不称孙文，当然，更不可能称孙中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称孙中山为国父或者总理显然不妥，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总理”或者“国父”，专指孙中山一，可以代替名字使用，“革命的先行者”不能代替名字使用，孙文的名字又早已被禁止使用了，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该怎么称呼孙文呢? 历史总是由人来写，谁写历史总要加上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历史教科书由章士钊来审定，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改“国父”、“总理”为孙中山，是章士钊的主意，用的正是章士钊给孙文起的名字。 现在，在台北、香港和澳门，都有国父纪念馆，而不称孙中山纪念馆。 碧云寺停放孙中山遗体的地方原来叫“总理纪念堂”，共产党执政后改名为中山纪念堂，而不能叫孙中山纪念堂；北京为孙中山举行国祭的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不能叫孙中山公园；南京埋葬孙中山遗体的地方叫中山陵，而不能叫孙中山陵。因为上根本就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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