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培松教授是我国微生物研究领域的权威，他曾经在抗战期间受到过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他还是名杰出的教育家，是我国近代发酵工业的先驱，他毕生的著作对中国微生物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金培松（又名金柏卿）1906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省东阳后岑山村。童年时的他是在农村度过，牛角挂书，放牛识字。1919年进入东阳县长山小学，1923年高小毕业，入东阳县城初级中学，3年后毕业，考入浙江省第一中学高中部，上学时的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将家中自制的火腿拿到金培松所住的旅店中去卖，换了学费供自己的学费和全家的开销，但不幸的是一年后这家旅店因为着火倒闭，他们家唯一的经济命脉断掉，他也因此辍学了，1927年9月以高中肄业学历被国立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录取，1931年毕业。毕业后，他来到天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任研究助理。此后又到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创建农业化学系，1934年任南京中央工业实验所酿造室任技士，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农学院讲师。1936年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资助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化系进修，1946年厦获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农业部北区试验站工作到年底。
年轻时的金培松
1947年归国后，回到中央工作试验所所任工业发酵试验室主任，还在上海沪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生物学和酿造学，并指导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抗日战争时期还在重庆的大学讲课。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央工业试验所更名上海科学研究所，后又改名轻工业部上海食品工业研究所，金培松先生任二级工程师兼工业发酵研究室任主任，并在复旦大学兼职1年。1958年后，在北京轻工业部干部学校教学近一年后，于1959年9月至1965年8月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任工业发酵教研室主任。1965年9月来到河北轻工业学院（今天津科技大学前身）任发酵科研室主任，直至逝世。
金先生一生值得世人敬仰的有很多，例如他的学术与科研的造诣，他的辉煌的教学业绩。但有一段更为重要的经历，不得不提。解放前金先生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工业实验室发酵系主任期间，正值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南京遭到日寇空袭和惨无人道的屠城，金先生全然不顾个人及家庭安危，将面临轰炸的实验室内数百菌种装入两只大皮箱，历经艰辛一路护送到大后方重庆，而家人都未及一同转移。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他的行为，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
金培松与其他科研工作者在在对有关金霉素的研究和生产作进一步探讨。从左至右：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黄耀曾，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殷宏章，上海工业实验所发酵组主任金培松，上海第三制药厂副厂长童村，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沈善炯、汪酋，上海第三制药厂研究室副主任刘璞。
解放后，他曾应华东人民制药公司之邀请，参加关于生产青霉素的座谈会，他曾就青霉素产生菌的选育以及国产原料代用等问题提出建议。1955年他进行过链霉素和金霉素生产菌种的选育和工业发酵的研究。在山东新华制药厂的支持下，金培松从1949年开始主持研究发酵法生产葡萄糖酸钙，1954年新华制药厂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葡萄糖酸生产车间，他曾获得一面绣有毛泽东像的奖旗。1951年他在我国较早开展柠檬酸发酵研究，曾试验过用甘薯淀粉作原料生产柠檬酸和生产甘油。经过几代人努力，这项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际领先技术。1955年，他和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可做，研究代血浆右旋糖酐，也在生产上应用。随后又对使用不同的原料生产食用酵母进行过试验。他作为中国在微生物发酵领域的权威，做了大量工作，并针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伤员有很多因缺少血浆而死亡的情况，潜心研究人造血浆，长达十数年，最后被迫在１９６６年终止，他跟家人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就能研制成功了。
作为学术权威，金培松先生经常被各大学邀请讲课。建国后，曾担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还有沪江大学的客座教授，平时帮人家讲课，对于讲课的授课费他从来都不要，大学的领导后来觉得不好意思，就选择寄到他的研究所里，金培松先生将这笔钱交给研究所作为科研的研究基金，进行科研活动。
在子孙的记忆中，金培松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对工作是那么的一丝不苟，同时他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不近人情。小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总要有一些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金培松先生从来不给他们零花钱。他总说，饭吃饱就行，比我们困难的人还有很多，所以你们要自力更生。
在他美国留学回来后，研究所里专门给他配备汽车和司机，他拒绝了，选择每天步行到研究所去，对于路程的遥远并没有放在心上，很多时候研究工作要持续到很晚，他经常睡在单位不回来了。
家里人当时很不理解他的这种行为，当年按照金培松先生的条件，他们家可以享受一个由国家培养上大学的名额，但是当金培松的大儿子向父亲提出想要去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竟然被金培松先生拒绝了。他告诉子女：“国家现在这么困难，你要自食其力，你学的东西要到工厂、农村自己去实践那才有用，如果你不去这样的一线地方去，那是没有用的。”当时大儿子不理解父亲的做法，竟然一气之下跑到了哈尔滨军用飞机修理厂。
1958年金培松先生离开北京轻工业部干部学校时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交还给了单位，这样一来对于已经结婚的子女来讲都没有了住处，他的女儿金瑞芳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没有住处的她只好住到集体宿舍去了，他的女婿当时在铁路局搞调度的，也住到集体宿舍去了，夫妻分居很长时间，作为子女的他们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他们觉得子女当时能够享受的东西，因为父亲对于他们的过于严厉其实并没有享受到。
先生的妻子曾经这样评价道，他就是家长式作风，对孩子严厉，对工作狂热的人。但在后来文革暗淡的时期，先生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曾向妻子提到：“我知道其实孩子很不理解我的行为，我为什么这样？他们是我的亲骨肉，是我的亲儿子、亲女儿，作为父亲，我怎么会不爱他们，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能够将来靠自己的力量平平安安的生活就行了。”
子孙们对于外公的记忆是那一件红红的羊毛衫，在1960年的时候，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条件十分艰苦，金培松先生省吃俭用给子孙三人每人买了一件羊毛衫，对于隔代的疼爱似乎是要弥补当时对于子女疼爱的缺失。
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背着诸多莫须有罪名的他被关进了牛棚，罪名中除了反动学术权威等外，还有中统特务这一罪名，这个罪名的由来，就是当初他被国民政府颁发的那个胜利勋章。此时，他的心里还想着研究的事情，造反派来找茬的时候，他就拿出英文版的毛选来看，一是避祸，二是为以后恢复工作后还能看的懂国外论文，不致将英语荒废。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当他的儿孙接到病危电报赶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躺在医院走廊的地上，此时的他，瘦弱不堪，与魁梧健壮的他形成强烈反差，在儿孙的呼唤声中，他的手慢慢动了一下，想要握住孙子的小手，眼角的泪水慢慢流出，但他已经不能再醒来了，在几天后，便离开了人世。
在他一生的教学工作中，先生特别注意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注意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同时，他也特别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经常组织学术活动。把科研作为高等院校的重要任务，除继续深入研究过去进行过的柠檬发酵、酱油酿造等的研究外，还带领教研室的同事们先后开展过酒精发酵、细菌淀粉酶等的研究。
金培松先生一生发表过数十篇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和论文，编著过多种有关发酵工业的书籍和教材，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抗战建国中工业问题丛书”编著过《食品工业》一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工农业生产技术小丛书”编写过包括制造味粉、饴糖、黄酒、烧酒、蚊香、醋和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小册子，为普及发酵技术和食品生产技术作出过贡献。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应轻工业部聘请到啤酒厂、味精厂、罐头厂和酵母厂指导生产，还于1965年参加过轻工业部主持的汾酒试点和茅台试点工作的鉴定会。在大跃进的年代，他也积极参加了一些粮食代用品酿酒的试验。
金培松先生的同仁好友有很多，像比较有名的严济慈、陈陶声、方心芳、秦含章都是他在发酵届的好友。临终前的时候，对自己的妻子和子女说，像我在文革时期的遭遇，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严济慈，尽管他是我的老乡、好友，又是东阳中学的校友，找了他等于害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好友被自己拖累，不允许他的家人去找别人寻求帮助。
1969年6月7日，金培松先生因为高血压突发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然而子女们没有想到的是，外公的平反是因为他的美国同学，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尼克松总统的随行官，就是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书的校友及好友，在访问期间，他问周总理，中国有一个微生物专家，叫金培松，他现在在哪我想见他。于是安排有关部门查清情况，了解到在1969年在天津逝世了。周总理后来很关心这件事，总理专门派人到先生的家乡将他的骨灰取了出来，现在安放在天津革命干部烈士陵园里。现在儿女子孙都能够理解当年外公那些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做法，也会将那种自食其力的精神传承下去，在他遭受迫害的日子里，他仍然念念不忘菌种的保藏和未完成的教材，并嘱咐子女将他收藏的2600余册教科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
讲述人：金培松孙女 金艳文 采集整理：记者团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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