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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艺是延安文艺中生面别开、生动有趣、生机盎然的一幅历史画卷。这一历史画卷体裁题材大开大阖，音乐、文学、美术、戏曲、说唱、理论等等无不涉猎，从民间的层面展开了延安文艺的方方面面，是延安文艺的一个全景的横截面或剖断面，也是中国文艺史、中国民间文艺史的一个划时代的景观或断代史。无论这个历史场面和民间文艺史景观多么风起云涌，它的核心价值观、它的历史走向、它的目标和追求，一言以蔽之，依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写照：人民的文艺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
延安民间文艺中的民间歌谣部分是最值得重视的内容。首先做这项工作的是一批具有音乐专业素养和文学修养的文艺工作者开展的工作。早在1938年，延安对此有热心和匠心的文艺人就组织成立了中国民歌研究会，在吕骥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中，他们对绥远、内蒙地区的民歌进行了搜集和采风，然后将采风扩大到延安和晋察冀地区，并且搜集内容从民歌扩展到眉户、秦腔、道情、说书等民间文艺形式。1941年，中国民歌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他们搜集、编印的民歌中就有至今仍在传唱的《黄河九十九道弯》等。1942年《讲话》发表后，鲁艺戏剧音乐部的师生又集中开展了民歌的采风。此后他们曾经将搜集资料编辑油印，辑成数十本民间歌曲。从当时所辑录的民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延安文艺界对民间文艺的由衷热爱和他们看待民歌的艺术的、科学的眼光。他们记录时，不仅记录下了歌曲曲谱，也配上各段歌词，同时标注流行地区，有可能的情况也注释采录人和时间地点，释义其中的方言、典故、采录缘由等。记录的范围和对象包括了陕北流传的经典民歌也有全国流传的神话、历史、传说、人物等的民歌，其中还关注到一批曲调优美传唱广泛和文词精彩文学性突出的民歌，也有现实意义非常突出、反映人民反抗压迫、反抗封建礼教、反抗地主剥削、反抗列强侵略的具有强烈人民性的民歌。此中还包括一些旧瓶装新酒的新编民歌。例如《东方红》的记录、整理、传播、传唱，就是当年也是此后几十年影响巨大的新民歌创作。体裁上，所记的民歌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抒情山歌，也有叙事民歌；有号子酒曲，也有套曲组歌；有民间艺人自编自唱，也有专业人士的新编新创。延安民歌采录的成绩特别突出：一是记录了众多的作品，为我们保存了一大笔十分珍贵的民歌遗产；二是采录方法的科学性，包括词曲并录、注释、附记、说明等科学方法的运用；三是对《东方红》《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著名新民歌的记录和传播，为红色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奉献出不朽的经典之作。
民间故事传说也反映出延安民间文艺的若干特殊性。首先是革命故事的大量涌现，这是延安民间文艺的最大亮点之一。如谢觉哉的《毛泽东的故事》，林凯的《三湾改编》《一个伤兵的愿望》，罗武应的《老太太对得很》，柯蓝的《将军们的故事》等。这些革命故事大多都是从真人真事演变为民间口碑和民众传说。当然，这首先也是因为革命的人、事、物实在是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曲折，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本身就是惊险、刺激、传奇的历程，本身就充满了机智、智慧、巧妙，本身就具有人类伟大追求、境界和中国历史开天辟地新气象的性质。这一切正是民间传说故事产生与流传的根本原因。其次是传统民间故事既反映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传承，又具有现实的教化教育意义。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正直品质品德和生活智慧，也具有优美的情节、故事、人物、语言，可以说是“文质兼美”的口头文学的经典之作、代表之作。如《水推长城》《一张饼》《鸟王作寿》等。在延安发表的传统民间故事中特别形成了一批反映长工与地主斗争和矛盾的作品，对启发和教育人民起来进行革命、反抗压迫、追求翻身解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形成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一种特别题材，对以后新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再次是这些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后大多都发表于在延安广有影响的报刊上，如《群众日报》《新中华报》《新大众》《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对文化人、革命军人、普通群众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可以想见，民间文艺在当时的延安是有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的。
延安说书也深刻地记录和反映了延安民间文艺的一个重要侧面和历史史实。陕西、陕北人爱听说书，此地说书人之众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景观。延安文艺工作者很快就关注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改造旧书匠、训练新说书人才、编印新说书三方面都取得积极成果。延安文艺工作者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记录、整理、选择书匠的口头创作；二是发动会写诗的同志参与编写或创作新书；三是改编旧说书。这些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表现在：一是专业作家创作了一批优秀新书。如陈明的长篇说书《平妖记》是一次史诗性的写作和史诗性的成果，在延安文艺和中国文艺史上都应有其应有的地位。二是韩起祥的成绩和成就。韩起祥是民间盲人书匠，也是极具天赋的民间杰出传承人。延安民间文艺工作者立刻就关注到他。不仅帮助他编创新书，而且研究他、为他编印新书。韩起祥的说书在延安轰动一时，不仅老百姓有口皆碑，就是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看了他的说书也夸赞他说得好。文艺工作者专门成立了说书训练班，以韩起祥为示范，帮助创作。三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向民间学习，大力创编新型文艺作品，开启了革命文艺繁荣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和高峰。例如从民间传说获得现实题材，创作出了划时代的作品新歌剧《白毛女》；从民间剪纸、年画中获得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体裁、技法，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宣传革命、宣传根据地的新年画、新木刻、新美术，从信天游中产生了新诗《王贵与李香香》等。直取民间经典使其名垂青史，改编改造民间作品使其彪炳史册，以民间为素材、题材、体裁创造出崭新的杰作留芳百世，这是有史以来，民间文艺向人类文艺史高峰发展的三种路径，延安文艺在这三种路径上都开创了民间文艺的新局面，为后世的文艺发展和民间文艺事业奠定了气象宏阔的大格局。
延安文艺工作者研究、阐发延安民间文艺的理论文章或资料史实性记述，也具有非同小可的理论价值和史料意义。这些文章，有些是当时著述，有些是事后不久的回忆。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仍然能在各种忙碌和战事工作之余，拿出时间研究、阐发民间文艺，的确难能可贵。他们中有吕骥、柯仲平、安波、冼星海、李季、严辰、何其芳、柯蓝、艾青、王朝闻、林山等著名文艺家。其中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都在文艺战线的重要岗位工作，而且仍然为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以延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为范式，新中国成立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一批著名文艺家的工作，从音乐、文学、美术、戏曲、说唱等各个角度论证和论述了民间文艺的价值，极大普及了民间文艺的专业知识，也大大提升了民间文艺的文艺史、学术史的地位，抬高了人民创作的地位和艺术性价值。
事实上，关于延安民间文艺在延安文艺史和中国文艺史上的地位、作用、意义，恐怕一直都被低估了。延安民间文艺是一种符合民间文艺科学的民间文艺，它包括了在民间层面的各种民间文学、民间戏曲、民间小戏、民间说唱、民间美术、民间表演等，是中国民间文艺进入现代历程以来，首次呈现出的科学性的全貌并被统一地纳入工作、专业、学术视野，这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延安民间文艺出现了真正的科学的搜集整理。尽管这一工作发端于五四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但那时的搜集基本上都是间接地、二手资料，是征集式地搜集。延安民间文艺工作者首次开展了科学地直接地全面地系统地采风、记录、搜集、整理，并且达到门类齐全，搜集广泛。史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其工作方法、组织形式、学术理念、文化诉求、政治理想、思想境界，都起源和发生于延安民间文艺，都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传承和超越了那个中国民间文艺学鸿蒙初生的时代。延安民间文艺正是此中承上启下的一座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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