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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套人民币今日发行。每一套人民币都有独具特色的图案，在这些司空见惯的花纹和样式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第二、三、四套人民币都与一个湖南人有关，他就是中央美术教授，今年已到期颐之年的平江人周令钊。 周令钊，1919年5月2日出生于平江县三市镇爽口鹤垅屋的书香之家。他自幼爱画画，13岁考入华中美术专科学校。17岁去上海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学制版。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参加抗敌画会、歌咏队，在郭沫若、田汉直接指挥下，创作武汉黄鹤楼巨型壁画《全民抗战》。1938年转入桂林，以画笔当枪，继续宣传抗日。随后加入抗敌演剧宣传队第五队，担任舞台美术设计等工作，直至编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前线慰问演出。他冒着生命危险到战地写生作画。抗战胜利后，专心从事美术教育和创作，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 1950年的一天，两位不速之客敲开了中央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的家门。这两位客人都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一位是印刷局副局长；一位是印钞厂厂长。他们告诉罗工柳，现在中央决定要设计新的人民币，请他参加，但是要严格保密。罗工柳很快就答应了，但他自己是学画画的，图案设计不是他的专长。于是，罗工柳向他们推荐了周令钊。 当时的周令钊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青年教师，早在一年前，他就为开国大典绘制了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他接到任务后，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1949年为开国大典绘制了毛主席画像） 设计人民币是非常保密的事情。接到任务后，周令钊瞒着夫人陈若菊，住进了北京印钞厂，专心设计。 “这个任务非常保密，家里人也不知道我画钞票去了。不能说。好在我爱人根本就不问。她问我干嘛去?我说有事。她说有事就有事，去吧。于是我就去了。”谈起当年接到任务后的情景，周令钊依然记忆犹新。 设计过程非常保密。一个画家在平常的设计中，如果设计得不好就往字纸篓里一丢作废，但设计钞票可不行。周令钊回忆说，“设计中不要的话，哪怕是一个小的纸角，都要交公，交到保卫部门，他们都会登记好。在设计过程中不能有一张废纸，所以打草稿的时候要尽量在一张纸上多画点，画足它。因为交上去后，你要东扯西扯就麻烦了。” 为了使设计出的图案更加逼真，周令钊多次跑到故宫、颐和园去临摹古石雕、石刻和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先后画满了十多个速写本。此外，他还专门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来丰富自己的设计思路。 设计钞票不像平常画画，看似很简单的号码，其实也很讲究。首先要把号码摆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同时背景还要用很淡的色彩。因为要是背景色彩太重，时间长了容易累坏质检员的眼睛。第二套人民币从1分到10元11种币样，正反22面中的装饰纹样，周令钊都要一个个画出来，而且要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当第二套人民币设计完成时，周令钊的眼睛都累坏了。 上世纪40年代末解放前期的上海，由于通货膨胀，当时在街上随便吃上一碗面条就要花费2亿多金圆券，国民经济几近崩溃。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陕甘宁边区宣布成立，并顺利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第一套人民币内容繁杂，设计不统一，而且印制质量差。所以到了1950年，国内经济已经基本稳定，中央决定进行币值改革，发行第二套人民币。对于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中央的要求就是要具有中国特色。 “我参与设计的是二套、三套和四套人民币。每套人民币的主题都不一样。比如说第二套，二套的形式就是革命历史，这里面包括延安、天安门等;第三套是生产建设，包括农村、工厂、火车、汽车、轮船等;四套是各民族大团结，把各民族的图案作为装饰，这样一来，我们的钞票一看就是中国的。” （第二套人民币2元正面“宝塔山”） 为了设计钞票上的图案，周令钊和他的同事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如今，我们在钞票上看到的图案都有相应的风景与之对应。比如延安的宝塔山、南天一柱、珠穆朗玛峰等，这些钞票上的风景基本上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原型。 在设计过程中，周令钊用的最多的是一种出现于唐代的“唐草”纹样，它可以不断地画下去，各种面额的纹样都是用的这种“唐草”。另外，故宫的窗棂被他用到了2元人民币的背面景框里，而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则成为了3元人民币背面的边框。富有创意的是，他把面额数字用圆圆的纹样围了起来，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中国传统的灯笼，使得每一种币样都洋溢着浓厚的中国民族气息。 （1960年第三套人民币3元） 对于60年代后出生的人而言，3元人民币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老大哥”在很多方面都给中国提供了帮助，当时迫于我国的印制条件和能力的限制，第二套人民币中的3元、5元、10元三种大面额钞票不得不委托由苏联代印。 “我们中国人太多了，印刷任务就很重。当时这个苏联‘老大哥’答应帮我们分担一部分，我们就把3元人民币的任务给他了。我跟印制厂的厂长，一个设计室的主任，还有一个翻译，四个人拿着我们整个设计出来的钞票到了莫斯科。先去见了他们的财政部长，他们的财政部长一看到我们整套的设计，就觉得很好，表示这个钞票一看就是中国的。那个时候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很好，而他们的保密比我们还要厉害。” 当周令钊满怀希望地带着设计好的模板到了莫斯科，本想借此机会参观一下苏联人的工厂，可是当他走进莫斯科造币厂后，迎接他的却是一扇扇紧闭的门窗。 回忆这一段经历，周令钊有些激动：“你帮我们印钞票，我就到你们车间去看一看，到设计室去看一看，看看你们是怎么帮我们弄的，要是不合适的话，我们还可以提出来修改修改，但是他们不允许。他们办公室的负责人跟我们接头，我们跟车间的师傅根本没见过面。我们进不去，他们也出不来，这样一来，他们做出来的跟我们设计的差了好大的距离，到头来我们一直没满意过。这是个很细致的东西，哪个地方差一点就不像了。最后导致我们不满意他们也印完了。” （1960年，周令钊绘制的第三套人民币二元票面总体设计） 1960年7月，苏联召回在华专家1390名，撕毁协议600多项，中苏关系破裂。 “中苏关系坏了，北京的苏联专家都撤回去了。可是我们钞票的原版留在他们那里。他说你拿走，这就是原版，你也没法不信啊。这样一来，如果原版在他们那里，以后他们就可以扰乱我们的市场。这可比印假钞要厉害多了。3元人民币在市面上流通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来就给取消了。” 就这样，3元人民币草草地退出了市场。 在周令钊参加的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中，第四套人民币设计的时间最长，从60年代末就开始设计，到80年代才最终定稿。期间，因文革的干扰而一度中断。 早在20年前，周令钊就将毛主席的像画在了钞票上，但是最终这个方案却被毛主席自己否定了。 （1980年第四套人民币50元） 周令钊回忆说：“当时10元的人民币上画的是天安门，最初天安门上面我是画了一个毛主席像的。真正的天安门上面总是挂着主席像，画钞票怎么能把主席像取下来呢?我当然得画上去。但是拿到中央去审查，毛主席自己就不同意。主席说，这个人啊，有生之年不能上钞票。这个人有问题没问题，要一辈子过去了才知道。上了钞票，一用就是多少年，要是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你怎么办呢?怎么抹掉呢?所以他说我自己就不能上钞票。当时很多建筑物里面，都挂着好高好高的毛主席像，主席说，我才不愿意给你们到处去站岗。”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 主席曾说，一个人在没有盖棺定论之前是不能上钞票的。可是到了这时，是不是该在钞票上画毛主席像，又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最终，周令钊还是如愿以偿。 （1980年第四套人民币100元） 在设计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主题是各民族大团结。本来定的最高数额就是50元。50元上画着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三个人的头像。后来中央下来一个指示，市场需要，要加印一个100元的。周令钊笑着说：“再加一个100元，但是还得画头像啊，工、农、知识分子都上去了，那上面放什么呢?所以就想到领袖人物上钞票。四位领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是没问题的，都是好领导，把这个放在100元上压得住，同时又没问题。罗工柳把这个建议提上去了。中央就批了。”毛主席的头像就这样上了人民币。 一代代人民币承载着艺术家的追求，一个个故事彰显着湖南人的坚守。钞票方寸虽小，但就在这一笔一画之间，描摹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寄寓着繁荣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资料 周令钊：《我和人民币背后的秘密》，口述湖南美术史，2017年8月17日。 凌辉：《以大美之艺 绘传世之作——记百岁湘籍美术大师周令钊》，新湖南，2018年9月14日。
[责编:廖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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