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同事朋友圈里阅读了一篇文章，内容叙述一个名叫肖佳慧的女孩，三岁时被人贩子拐走，从教师家庭中的娇女变成一对贫困农民的养女，直到十七岁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她用六年时间试图去消除对养父和以前困难日子的记忆，却在惊闻养父身患恶性皮肤癌时，毅然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而为了养父去挑战一项将高分子材料应用于抗癌药物的医学难题，最终，她的科研取得了重大突破，轰动全世界，更为换回养父的健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故事想必想表达的正是妈妈小时候常教导我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理吧，于是拐卖儿童这种原本糟糕、痛心的事情，笔锋一转，通篇文章感人至深，赚足读者的眼泪。然而，又有多少被拐儿童的遭遇能像肖佳慧一样，变成不幸中的万幸，又有多少被拐儿童的家庭，能像肖佳慧亲生父母一样，还有机会去感恩？同为母亲的我每次只要看到关于孩子被抱走，或者差点被拐走的动态，都会第一时间给带娃的老人科普拐骗儿童新骗术，同时，我也在思考，为何在国家制定各种强而有力的法律措施下，人贩子还敢铤而走险？归根结底，没有买家，就没有卖家。以下我就产生文章中养父一家这类买家的原因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一、生育困难。为什么国家开放二胎了，这类生活拮据的人还花钱冒险去拐买孩子？因为自己不能生呀，就算国家再开放三胎、四胎，也改变不了自身的问题啊！而这正是催生利益熏心的人贩子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解决生育困难问题才是最关键一步。我不是医生，总结不出不孕不育的所有原因，但在个别落后的山村里，因为人烟稀少、经济贫困、交通闭塞、文化知识薄弱等原因，山里的人走不出去，外面的人不愿进来，仍存在个别近亲结婚现象，更谈不上婚前婚检、找不孕不育专家调理身体、人工受孕了。说着说着，又上升到经济扶持、经济开发等高大上的层面了，只有经济发展缩小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人口的输送才会彻底终止。但，我们能看到，我也坚信，在习大大的正确领导下，许多山区正在慢慢脱贫、致富，而以上所谈的解决生育困难问题，也将指日可待！ 二、处罚力度起不了威慑作用在一些偏远的山村，法律意识尚未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一些传宗接代、自愿买卖既是合法收养关系等错误的观念仍然存在。事实上，像肖佳慧养父一家这样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拐卖儿童的犯罪活动，是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绝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买卖儿童的处罚是，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买儿童，又不阻碍营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又是否会助长个别收买儿童人的侥幸心理呢？而拐卖儿童犯罪分子，只要情节属于一般的只处几年以下有期徒刑，吃完牢饭出来后，又可以重操旧业了。不管买卖儿童的前提是否知情，目的是什么，都应该严明惩罚力度，增强国家法律威慑力，增强人们对国家法律的敬畏之情，同时也要加大对买卖儿童触犯法律的宣传教育力度，强化村民的法律意识，让村民不敢收买儿童，拒绝收买儿童。 三、收养、领养手续繁琐、门槛高。这又让我想起一部赚足我眼泪的电影《亲爱的》，赵薇主演的李红琴是一个较为悲剧的角色，丈夫无生育能力，却骗李红琴是她不能生育，于是诱拐了一个小男孩谎称是在外头的私生子带回家让李红琴抚养，后来也把在工地上捡到的一个女弃婴带回家，三年后公安机关破案，男孩归还了亲生父母，女孩“吉芳”被送进儿童福利院。李红琴想申请吉芳的抚养权，却因为有诱拐前科的丈夫已去世，无法证明女儿吉芳当时是个弃婴，而福利院从社会效益方面考虑，也有权利拒绝送养，所以即便李红琴打官司了也是得到败诉的结果。正是由于正规收养条件苛刻、程序复杂，办理手续时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拖延，所有才有不少人宁愿选择违法，甚至冒着可能构成犯罪的危险，去领回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孩子。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地方的儿童福利机构对拒绝收养请求的对象和原因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如何界定收养人是否具有抚养教育被收养的人能力？如何界定怎样的环境和收养人才能让被收养对象更好更健康成长？在办理领养手续后有没有定期跟踪监督孩子的成长情况？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这需要国家加强立法，打破僵硬的体制，制定规定时更人性、更科学、更具体。同时，也要对全国各地的儿童福利院有针对性地统筹管理，把当地儿童福利院的规范管理纳入领导绩效考核考评制度，督促、带动多个部门在处理收养领养手续流程中，提供开放、有效、便捷的服务。 拐卖儿童不仅毁掉了一个家庭，伤害一个原本能健康快乐成长的孩子，更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打击买卖儿童犯罪分子，需要国家有效的法律措施，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协助，也需要大人们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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