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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恶果* 不但大多数思想家、教育家都同意，让孩子意识到生活不应仅仅是起床、上学、取得好成绩、看电视，而还有其他一些意义，这很重要。亚里士多德将好的性格定义为正确的行为——对自己及对他人的正确的行为。他相信好的性格是取得人生最终目标的重要条件，而人生的最终目标是快乐。 孩子变的目空一切、自命不凡 我总是很忙，不喜欢去商店买衣服。直到有一天不能再拖了，我去了趟“香蕉共和国”。抓了几条适合我尺码的牛仔裤冲进试衣间后，却发现它们都太大了，可我并没有减肥。付钱时，我问收银员这些奇怪的尺码是怎么回事，“噢，”她回答说，“那是我们的‘虚荣心尺码’。”我的头脑中一亮，“对，虚荣心尺码！” 我们都在用“虚荣的尺码”，实际上，“虚荣心尺码”已经从试衣间潜入教室和家庭，被用在了孩子身上：成绩单上的B奇迹般地变成了A，“良好”变成了“优秀”，参与者都成了冠军。 也许你孩子的房间里也放满了奖杯和绶带。我儿子就有一个超大号的奖杯，甚至需要一间房子来专门摆放它。他从足球队的医疗室把它拾了回来，纯粹为了炫耀。我认识的一个5岁女孩在一次体操比赛中，被错发了的奖品，她甚至都不屑于换回来，她的房间早已堆满了各种奖品，这一点都不重要。当然在父母眼里，孩子们更是最棒的。然而，所有这些认可却造就了这样一代孩子，他们不知如何去应付那些奖杯和奖章后面的现实生活。 学校里的“虚荣心尺码”对孩子尤其不利，老师和家长们为了照顾孩子的情绪而忘记了学习的真正意义。莫琳??司多特曾写过一篇反对“自信运动”的很有力的文章。她说：“过去，自信心的培养从来就不是最主要的，而且人们认为自信并不是独立的，它是成功、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产物。只是近年来，在美国教育的历史上，单纯的自信心的培养才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她的观点是有争议性的。但无论如何，自信心的培养已经在教室、操场，最重要的是在家庭里产生了影响。这毕竟这是为了孩子好。当孩子回答错问题时，老师并不正面批评，而是问“这是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吗”？ “虚荣心尺码”本身并不可怕，它仅仅是一个让人感觉良好的花招。这就像调整体重计让我们的体重显得比实际要轻一样。但是，利用这种技巧教育孩子却会鼓励他们自命不凡的心态。他们期望世界围着他们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最好的东西，“有权”过最好的生活。这样，他们就很难做出符合道义的选择，也很难同情他人。这种做法也使家长很难分清什么是孩子想要的，什么是他们必须的。 家庭教育观念的转变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司博克博士是这方面的权威。严格的规则，正式的进餐时间，教条主义的育儿模式——男孩子不玩娃娃，孩子们必须在晚上八点以前睡觉——统统被修正。家长们不愿强制孩子，他们变得不再严厉教条，而是更易于沟通。这些改变大多有很好的结果，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很喜欢那种建立在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新型亲密关系。但是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一些家长不假思索地就投入了这种流行的家教方式，甚至忽视了一般的常识。 例如，让孩子自己作选择，家长认为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能力。一个学龄前儿童就可以是这种家教方式的运用对象：“你愿意自己走到车上呢，还是愿意让我抱你过去？”“你愿意穿牛仔裤呢，还是针织裤？”在很多情况下让孩子自己选择是个不错的方法。但其实孩子往往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他还是要上车，还是要穿裤子，父母提供了两种可接受的，对他们合适的选择，但这些选择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只是在限制他们时稍微放宽一些。 还有很多父母自欺欺人地相信他们的孩子有能力做出选择，而且不仅仅是在两种可能之中做出选择。这样家长很容易就会犯一个错误，即让孩子决定与他们的成熟程度和经验不相符的事情。实际上，即使有家长的提示，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这种负担来自于选择所导致的失败的压力。其实，童年时期的一件乐事就是不必做出决定，不必做某种选择。 这种不恰当的选择不仅会造成孩子们的焦虑，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慢慢的，真实和虚假的界限也模糊了。小山姆真的能够在巡洋舰型汽车和切诺基吉普车间做出选择吗？他真的相信是他在选择买哪一种车吗？在这种情形下，生活对孩子来说就成了一种挑战，没有魔石可以告诉他什么是真的，什么不过是开开玩笑。孩子们需要的是在那些有责任由他们自己承担后果的事上做出选择。如，你要是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开始做作业，那你不得不告诉老师你没有完成作业了。 自命不凡的孩子们觉得自己是万物的中心，应该得到关注，这种认识他们从小就有。他们不懂得容忍，所有的要求都会被满足，他们被宠坏了。家长们时刻关注他们的感觉——如果不带她去，她会多失望啊！如果他做得不好，会多伤心呀！——而不是将这些情况视为重要的学习机会。关心孩子的感受的这种冲动本意不错，但如果对孩子的需要过于敏感，有时就会产生反作用，孩子会因此失去培养他们情感和韧性的人生体验。 一位富有经验的高中指导老师不久前对我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最难管理、最麻烦、最娇惯的一代。”这正是那种鼓励自命不凡的家教方式的恶果。 不久前一位母亲告诉我，她5岁的孩子总在学前班的课堂上捣乱，老师说她拒绝合作，不排队，在需要保持安静时哇哇乱叫，甚至还会讲脏话，这位母亲感到非常尴尬。当她向我讲述这些时，我要求她告诉我孩子在家里的表现。她说女儿在家经常讲脏话，“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我可从来不会对我妈妈那样讲话”。她不会对自己的母亲那样讲话，是因为“妈妈不会容忍的”，同样，她女儿敢跟她说脏话，是因为知道她会容忍。这位母亲自己向女儿暗示了这样的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自命不凡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一些非常理智非常有思想的家长会容忍他们自己的父母永不会容忍的一些行为呢？为什么很多家长都觉得很多情况下孩子会比他们更有决定权呢？ 对于很多父母来讲这都开始于一件只花费17美元的漂亮的连裤童装。这种感觉多好啊！只需要17美元就可以让你和你的宝宝高兴，这太有满足感了，并且还充满乐趣。开始时真得很便宜，几年后，情况就变了。在文具店你要买托卡玩具，在食品店要买糖果，此外还有漫画、玩具首饰等等。逐渐地，你彻底接受了新的角色：一个有份重要工作的人——让你的孩子高兴。谁能想到这个角色要扮演到什么时候呢？30年后，当他们不高兴时，你会发现自己甚至在为他们的心理咨询付钱！ 对于父母来讲，设定界限太难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斗争要比我们父母严峻得多。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像今天的孩子这样成为重要的营销对象。今天，任何一个吸引孩子的节目都穿插了很多广告。刚刚过完万圣节，广告人就一本正经地宣传一件在圣诞节时“必须拥有”的玩具。当然，孩子们对待玩具没有任何歧视，一向是来者不拒。一天晚上，我的女儿对我说她想要那件刚刚在电视上看到的玩具。当我问她为什么想要那件玩具时，她盯着我好像我长出了翅膀。 孩子们不仅仅是过多的广告的牺牲品，现在很多的“产品代言”也会在电视或电影上用微妙的方式向他们宣传。这种代言非常流行，因为你不能用遥控将它跳过去。所以你的小儿子会看到他最喜欢的电影人物喝哪种可乐，儿童漫画里的人物用哪种香波。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小孩子，他们很难区别什么是现实生活，什么是电视。产品代言更加大了这件事的难度。 杂志同样在刺激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不久前《纽约时报》对青少年杂志的目标群体以及广告词做了一次调查。《康黛??那斯特青少年时尚杂志》的广告词是“14岁的女孩可以——也值得——像成年的超级模特一样穿3000美元的时装”。杂志文化似乎更推崇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对青少年消费习惯进行研究的元素市场调查公司总监说：“青少年是贪婪的消费者，他们不用付房租，不用付健康保险金，所以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是可支配收入。一般来讲他们都不存钱，时尚就是花钱、花钱、再花钱。广告人渴望在年轻时就抓住他们，这样会有更大的机会让他们成为终身顾客。”得克萨斯大学的营销教授詹姆斯??麦克尼尔研究了30年的儿童消费行为，他发现，10岁以前的儿童成了儿童市场的后备军，每年要花费近14亿美元。 很容易看到的孩子们是怎样在物质上被宠坏的，他们得到的东西太多了。但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导致孩子被娇惯的原因。 我们的文化有了一个转变，那就是申辩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力量。在一些情况下，多数人的申辩是导致民主产生的重要手段。例如，父母动员起来要求给贫困地区的学校更多资金。残疾人联合会强迫公共戏院设立无障碍通道以便于轮椅行走。这种方式为改善我们的生活开辟了途径，也使机会能更均等地提供给大家。 不幸的是在一些上层社会群体中，申辩有时变异为老于世故的人得到更好、更多机会的工具。 一方面家长们对孩子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同时他们精力有限，必须在职业与家庭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开始运用所学到的消费技巧，不再考虑“正确”、“公平”与“可能”的界限，而是问：“我能从老师身上得到什么？能从教练身上得到什么？能从学校得到什么？” 例如：患有注意力缺乏性多动症的儿童或其他残疾儿童在一些考试中可以延长时间。对残疾儿童来讲，这种安排使他们有更公平的机会，而对没有残疾的儿童来讲，延长时间无疑为他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自从1991残疾人教育条例修改后，被确诊为多动症的孩子成倍增长，尤其是在上层社会群体中。1991年ETS收到了1.8万份考试延时的申请，1997年这个数字一跃为4.2万份。我们还知道有两所残疾学生最多的高中，《谈话》杂志披露说它们是两所极优秀的高中：纽约的达尔顿学校和加利福尼亚的十字路口学校。 最近的还提到另一个类似的例子。克瑞丝??凯芙，一位现代舞演员、舞蹈设计者，向圣弗朗西斯科人权协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歧视的申诉。她坚持说圣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学校初级班没有录取她女儿，是因为她像她妈妈说的那样“有小个子运动员”的身材。这个女孩8岁，同61名孩子一同参加考试，但却成了18名落榜者的一员。 圣弗朗西斯科芭蕾舞学校在招生简章中登出了对考生的基本要求，包括“具有良好比例的身材，挺直灵活的脊柱，从胯部开始笔直的腿，合适的脚弓”。初学者都需经过考核。这看上去很容易理解，就像对篮球运动员身高的要求一样。 圣弗朗西斯科市《反歧视法》规定，不给予那些在身材上有歧视的组织资金，凯芙夫人觉得自己因此有了反对这个学校的理由，她说：“这是我惟一的法律依据，没有这个，我只是一个愿望没有达成的母亲。” 母亲妄图改变世界以适应孩子的需求，这是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般来讲很少有人会那么做。但是界限在哪里呢？利用法律制度使孩子处于有利地位有什么错吗？假称孩子有某种学习能力的“残疾”，为他争取延长的考试时间，以便让一个B+的学生变成A有什么错呢？为孩子能列入优等生而斗争，以便为他进入常春藤名校铺路有什么错呢？家长们必须自己掂量这些事情，但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们——特权——将会使你的孩子受到伤害。 首先一个危害是孩子不再相信你和你的赞扬，多数孩子很清楚事实是怎么回事。他们通常知道自己和同龄人相比差距在哪里。儿童尊敬、信任说实话的大人，他们有一种天赋可以判断出这一点。我在同小病人打交道时，常常发现孩子对真相十分敏感。我曾治疗过一个8岁的男孩，他患有胆囊纤维症。孩子的父母出于爱和不能接受事实的心态没有告诉他疾病的真相。他喜欢玩击剑，父母便热切地鼓励他练习，有时甚至近乎强迫，以此让他以为一切正常。尽管如此，孩子依旧明白他的病可能很严重，父母给他鼓励并不真正因为他剑术高超，而是他们自己需要给自己一点安慰。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孩子便对父母的赞扬和鼓励置若罔闻，他感到孤独，对病情日益担心恐惧。 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过分赞扬其实隐藏着别的信息——他们担心孩子不会总是做得那么好、那么聪明、有天赋。到了一定的年纪，孩子就能判断出什么是真正的赞扬，什么只是吹嘘和欺骗。当他们只是在比赛中传了个球，或是画了一幅很一般的画时，父母却大声叫好，或到处吹嘘。这种过分赞扬会让孩子感到大家都生活在谎言中，全家人必须串通好，来保持一种神秘的平衡。 “虚荣心尺码”还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有些孩子们开始相信这些谎言。谁不喜欢被赞扬呢？但结果往往是，父母本来想用赞扬来鼓励孩子的自信心，到最后却让孩子变得自高自大、事事以自我为中心。我听说过一个小孩，她在看病时咬医生，朝护士吐口水，对每个人挥舞着拳头，好像疯了一样。最后离开医院时，她却得到一个“微笑的脸”的贴纸，和带她去RUS玩具城的许诺。这些被家长过度夸奖的孩子，即使自己做得非常不好，也表现得不可一世。当然有时候这些孩子的表现似乎不错，那是因为自信掩盖了笨拙。在课堂上，他会第一个举手，尽管他的答案往往未经深思熟虑，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他从不刻苦学习，因为他知道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 生活中，了解那些微妙的社交界限非常重要。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无法明白这一点，这在和成年人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我最近听说一位老师被她一个九年级学生的表现惊呆了。她没有时间改前一天交上来的卷子，这个学生课后找到她说，“我现在有时间，为什么我们不一起去图书馆改我的卷子呢？”这听起来更像《财富周刊》上世界500强公司的CEO，而不是一个孩子。很明显，这个男孩不知道他的话不是学生该对老师说的。 大多数成年人知道这种行为会冒犯到别人，但这个孩子却认为他的兴趣、目标和热望才更重要。尽管“虚荣心尺码”在课堂、球场上随处可见时，但孩子的特权却是在家里发展起来的。逐渐地，孩子的自我意识变得模糊不清。父母应该告诉孩子生活中真实的一面，如果孩子不清楚恰当的行为举止和不恰当、粗鲁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就无法和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来他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失去自我，无法适应社会。 孩子得到的特权也给家庭造成了危害。在自己的家里，人们本可以享受自由，但当孩子的自我意识被扭曲时，这种乐趣和平静也被破坏。在家里，“表现”是最不应该提起的事，以“表现”为中心的家庭是孩子“特权”的摇篮。当父母感到应该夸奖孩子、听他们说话、鼓励他们，孩子就会觉得自己非常重要，父母的乐趣、欢愉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这样，家庭生活就变成了“小约翰尼的表演节目”。 我经常开玩笑说父母在家里应该感到他们是“占据空间的疾病”才对。这个医学术语描述的是一种未知的物质。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可以触摸到它，通过CT或MRI还可以看到它，但我们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父母有时候需要像这种物质一样，他们需要打电话、午睡、收拾衣橱。只要可能，他们应该是孩子生活的背景。有时候孩子如果能自己做些事，父母就不用刻意地组织他们玩耍、看电影、讨论论文。对孩子来说，学会自己找事做是很重要的。事实上，这也会让孩子感到更加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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