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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是耶稣基督的诞辰纪念日，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庆祝的节日。圣诞之夜，如果在法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那将是多么热闹。然而在眼前，在沙漠，在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一切却是多么残酷呀!谁能想到竟在这个隆重的日子，居然陷身于渺无人烟、荒凉无比的绝境。这里，没看城市那样的喧闹，没有那样的车水马龙，没有那样的色彩斑斓，更没有圣诞之夜那样的狂欢。科莱特小姐一家4口人，已经感到了寂寞和恐惧。
科莱特一家都是法国人。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母亲和哥哥让·米歇尔也都工作，科莱特和她15岁的妹妹玛丽正在上学。应该说，她们这一家是非常幸福的。多年前，她们曾几次作过横贯撒哈拉大沙漠的度假旅行，大家每谈起来总是很兴高采烈。所以她们一直向往着重游大沙漠，并打算利用她和玛丽放寒假期间，实施这一计划。
1983年12月18日出发的前夕，让·米歇尔突然有事不能去了，特地赶来为她们送行。
她们先坐车一直开到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商业港口马赛。再登船穿过地中海驶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一上岸就直驱艾因萨拉赫市，整整行驶了1200千米，于12月23日中午到达该市。在这里，她们添置了食品和汽油，连同从巴黎带来的罐头食品、猪油、奶酪、干蛋糕、牛奶等，准备到南部的塔曼腊塞特市欢度圣诞节之夜。塔曼腊塞特地区的风景是十分迷人的，那里的居民主要是特达人和图布人，大多数是以前的游牧民族，对撒哈拉大沙漠比较熟悉。
跟一般旅游者一样，科莱特一家前几次横贯撒哈拉大沙漠的度假旅行，都是在塔曼腊塞特雇请向导的。这次她们仍打算在那儿物色一个向导，以便对神秘的大沙漠作进一步的探索。再说，从艾因萨拉赫到塔曼腊塞特，有两天的时间就足够了。1979年，科采特的父母开着一辆雷诺16型轿车用了不到两天就到了。这次她们坐着父亲新买的拉达牌全天候越野车，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这两个城市之间，除两处可以添水和加油外，其余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一旦遇到麻烦，就有陷入绝境的危险，这她们是知道的，而且有所准备。问题是在这两地之间，有一段路近年来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中有些地段已无法通行。这事她们事先并不知道，以致当天晚上从艾因萨拉赫出发不久，就不得不改道，顺着一条小路而行。再往前一段更没路了。只能按照月光的投影，选准正南方向，循着不久前留下的、尚能辨认的车印前进。可是，第二天，她们就发现迷路了，到了晚上，汽车又因汽油告罄而抛锚，把她们扔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片旷无人烟的荒漠里，一望无际的沙丘又无情地横在她们面前。
这时，科莱特和她的父亲才意识到她们是走投无路了，今年的圣诞节对她们来说，竟是如此倒霉和不幸。至于12月29日科莱特的生日以及新年元旦这两个日子，她们也没有任何奢望，谁都没有心思去想它。她们想得比较多的，是迫切希望有人来找她们。为了这个缘故，她们在沙地上划了不少特大的“SOS”字样，从汽车的每一侧写开去，一直到6千米左右。
出发前，让·米歇尔送她们时曾说过，从空中鸟瞰沙漠，由于反光的缘故，一切都会变成橙黄色。她们也就是这么想的，凭着“SOS”字样和汽车亮闪闪的橙黄色，人们会从远处或空中发现她们的。但是3天过去了，5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她们除了29日那天夜幕降临时，先后发现3架飞机一晃而过外，其他什么都没看到。
科莱特的父亲日益焦虑不安，几次想从汽车收音机里收听营救队出发寻找她们的消息，但总是白费劲。后来，她们又在汽车上高高竖起一面白旗，科幕特又系上自己的红纱巾，也都无济于事。这时，她们就不得不作着最坏的打算。他们先是把食物和水采取了定量供应。其次是坚持在附近走动，借以锻炼身体，增强适应能力，而更多的时间则是躺在睡袋里，这是一种设计精细的、衬有薄金属片的鸭绒睡袋。躺在里边有助于防止脱水，夜间还可以御寒。
撒哈拉地区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非常燥热，气温常在22℃左右，夜里则猛降到0℃以下。空气异常干燥，地面没有一点水，也没有一棵植物含有水分。科莱特想，照这样下去，她们是准死无疑了。但是目前还没有绝望。
她们把希望寄托在她哥哥让·米歇尔身上。出发前她们和米歇尔约好妹妹玛丽离开塔曼腊塞特的日期，并于新年的1月4日赶回法国上学，请米歇尔到机场去接。现在虽然已进入第三个星期了，过了约定的时间，但她们相信米歇尔一定会设法营救她们的，只是需要耐心和时间，事实上，在她们焦急、等待的同时，让·米歇尔正在向法国外交部告急求援，向塔曼腊塞特呼救，但得不到任何消息。1月6日，米歇尔又登上去塔曼腊塞特的班机，以便亲自组织搜索营救，其结果也只是徒劳往返。
食物和水已经少得可怜了，每个人都开始出现脱水的征兆：个个瘦骨嶙峋，形骸可怖；头昏眼花，开始痉挛；吃东西不敢咀嚼，囫囵吞咽下去。……在这种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她们不得不紧紧地挨在一起，或者都躺在汽车底下的睡袋里，除了说话、睡觉，别的什么都不干。她们谈话可真是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而且全是逗人发笑的故事。这样可以使她们暂时忘记痛苦，感到轻松。另一方面，她们还谈论明天，谈论重返法国，谈论着今后各种各样的打算，说些互相鼓舞的话。特别是科莱特的父母，总是爱讲大段大段的故事，描绘着大沙漠的神奇和壮观景色，以便让对未来的憧憬占据每个人的心田。据科莱特小姐后来回忆说，她从未感到过家人如此亲近体贴，互相关怀；从未感到过父母对她们这样深切的热爱，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每天还能优先保证她和妹妹的一份吃食和饮水。这是一种伟大的爱。正是这种精神维系着她们一家人的性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肺部脱水已越来越严重，说话的声音相当低微。
一天夜里忽然听见几声枪响，虽然无法辨别方向，但明显感到有人就在附近。她们以为是营救的人来了，但嗓门已干得无法叫喊。科莱特的父亲急忙冲到汽车跟前按喇叭，还开足了收音机的音量。枪声很快停止了，随后就没有一点动静。她们相信那绝不是幻觉。要不就是打枪的人没听到她们的呼救；要不就是违禁打猎的，被她们的喇叭声和广播声吓跑了。但不管哪种可能，它无疑是一个信号，说明确实还有人来这个地方。这使她们又鼓起了勇气，用生的希望和不甘埋没沙丘的坚强意志去战胜身体的衰竭，继续和绝望作斗争。
然而，一连几天竟看不到有任何转机，而情况却严重到最危险的程度，剩下桶底的一点点水已经最后喝完了。如果说前几天她们还相信能够得救，可现在明摆着的事实是，她们将葬身沙丘已是无疑了。为了水，科莱特用双手和一只面盆在沙滩上挖井，指甲挖折了。最后的力气使完了，始终见不到一滴水。没有办法，她们几乎一直躺在睡袋里。科莱特的父亲出发前关节炎就已发作，20多天来数他被折磨得最苦，这会儿已奄奄一息了。母亲虽然强打精神向两个女儿表示微笑，但从那消瘦的面容上也能明显地看出她的生命已经耗尽。玛丽躺在睡袋里，已经动弹不得。唯有科莱特耐力较强，稍能移步，但不久也失去了知觉。直到营救人员于1月13日找到她们时，57岁的父亲和15岁的妹妹已经死去，54岁的母亲第二天凌晨两点也咽了气。科莱特算是幸存了下来，被急救飞机运往巴黎医院，在昏迷中度过7个昼夜，一个半月后才恢复了说话能力。但她仍然很顽强，除了对死去的亲人表示悲伤外，又和看护她的哥哥商量着重建新生活，以及完全康复后有机会再横跨撒哈拉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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