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将这些评价与前人的言论比较一下。汉人论《楚辞》，重在思想内容的忠怨讽谏，但也论及艺术表现。如刘安、司马迁说“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这是指《离骚》多用香草美人、恶禽臭物等暗喻政治而言。班固说:“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主要指其文采富丽，风格雍容。这些评论固然有理.但因认定其“依《诗》取兴”，并加以推衍，故王逸《楚辞章句》在具体解释时，每有穿凿附会之处，恰如汉儒对《诗经》的解释一样。至魏晋时，人们有关《楚辞》的言论多不谈政治方面的内容，而偏于审美方面。曹巫称道云“优游按衍”，“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其意与汉人相近。西晋时陆云模仿《楚辞》而作《九悯》，自称“附情而言”，竭力渲染屈原的悲苦之情，实是借屈原题材以抒写一般文人共有的关于遇合、生死、别离等等的感慨愁怀。
其时左芬作《离思赋》，抒发思亲之痛，有“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伤于离别”之语，也是撇开了屈子哀感的政治内容，单就“恨别”加以体会。从陆云、左芬之作可以看出，追求作品情感的动人，尤其是以悲剧性的、强烈的情感表现为美，这样的审美情趣，已比较自觉地反映出来了。刘勰论《楚辞》很重视这一方面。“哀志”、“伤情”、“郁伊而易感”、“枪快而难怀”，说的都是哀伤的情感。这该视为文学进人自觉时代之后，人们关于文学审美特征的认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至于写景真切、文采富丽，也是在此自觉时代逐渐形成的审美观念。刘勰对《楚辞》艺术美的评论，实是时代潮流的反映;在这一方面，超越了汉代人对《楚辞》的评论。
还有一点可注意的:《辨骚》所称赞的，主要是屈原的作品，故云“不有屈原，岂见《离骚》”。但《九辩》乃宋玉所作，《招魂》据王逸说也是宋玉作，故又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应该说刘勰对宋玉作品也评价颇高。这与上文所述扬雄和《汉书·艺文志》将屈、宋分开评论，有所不同。之所以会如此，该不是偶然的吧。汉人论《楚辞》既重在讽谏，而宋玉被认为“终莫敢直谏”、“没其风谕之义”，则自然不能与屈子并列。刘勰着重于艺术、审美，着重于抒情、写景和辞采美丽，屈、宋在这些方面颇为一致，因此被并列而称为“屈、宋逸步”。《时序》篇也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也是屈、宋并称。又《事类》云“屈宋属篇，号依诗人”，《才略》云“屈宋以《楚辞》发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均为其例。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大体同时，沈约《宋书·谢灵运传沦》说:“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也是二人并提而加以称道的。唐朝人每言“屈宋”，或许屈宋并称即始于沈约、刘勰之时吧。其事似小，但其间缘故、与时代风气的关系，亦值得品味。瞻前而顾后，批评风气的递擅，亦可从中窥见一斑。
综上所述，刘勰对《楚辞》评价极高，认为《楚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远。从这一文学史上的事实出发，他提出《楚辞》也是文章写作(包括文学创作)必须取法的对象，但又说《楚辞》中有“夸诞”的一面。这一则是以濡家经书为标准，对前人评论《楚辞》的言论予以折中的结果，再则是为了提出“酌奇而不正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基本思想，为了抑止过分追求新奇的倾向。既然主张必须求奇又不可过分，则将《楚辞》作为文章典范，又要从中找出“夸诞”之处以提醒作者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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