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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与先锋的共生
——1984年的文学会议与当代中国文学形态的新变
文/岳凯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内容提要：作为文学发生、嬗变和演进的一种重要机缘与外在动力，1984年召开的多次文学会议促发和激活了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和先锋文学的新变与共生。几次会议的召开，通俗文学从遭漠视抵制到被关注认同而在当代文坛大潮奔涌众神狂欢。主要指向“第三代诗歌”和“寻根文学”的先锋文学，它的兴起又与几个诗群的成立、“杭州会议”存在着密切关联。
关键词：1984年会议通俗文学先锋文学
一、引言
现代以降，类型多样的主流化或非主流化会议促发和激活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运用、文体样态、题材择取、叙述角度、抒情方式和书写策略的新变，各类编委会、成立会、代表会、座谈会、讨论会、纪念会、批判会等会议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认知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变化、行为呈现、话语表达和价值诉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嬗变和演进的一种重要机缘与强大动力，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各类会议多是“在中国当代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或受其支配、影响的一种模式化的集体互动形式”[1]，更以强有力的“集体意识”积聚文坛力量，统一作家认识，整合创作资源，制定文学政策，确立发展方向，成为引导和规范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重要力量[2]。时值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全面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取得的成就，不妨从1984年一些文学会议的关注来认知与“‘改革开放’的国家方案”[3]紧密配合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形态和特质，真正还原中国当代文学发生新变的图景。
其实，文学史著和批评家们评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新变的时间节点，喜欢选定1985年，因而“85新潮”、“方法论年”、“1985：延伸与选择”[4]等字眼在当今诸多文献史料中比比皆是。应该说1985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但也是个“令人困惑的神秘莫测的1985年”[5]。事实上，它之前的1984年更值得重视。因为这一年，当代中国文学已经春潮涌动，这自然与当年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这一年，新中国35周年庆典游行队伍中“小平您好”这一横幅的打出，表达了人民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崇敬与赞许。正是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中国更加主动地敞开了大门，举国一片沸腾，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兴旺发达，正如人云：“1984年的中国，春潮涌动。亿万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欢歌笑语，荡漾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国人民感受到了多年来所没有感受到的轻松、欢快、安乐、祥和，一个属于人民的新时代已经到来”[6]。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呈现出新奇而灿烂的面容，尤其是1984年召开的多种会议更有力激发了中国当代文学形态的新变。陌生和激进的文学试验开始涌现，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成规受到挑战，起伏多变的文学潮流在不断涌动，中国文学发生了“雪崩式的巨变”[7]。1984年文学新变的情形，正如王蒙对于新时期文学十年的评价：“活跃的文学生机真可说是令人目瞪口呆。多样性、活跃性与速变性，反映了我们全民族的心智的虎虎生气、勃勃生机！表现了整个一个民族的一种新的开拓精神、创造精神、更新精神的高扬！”[8]亦如1982年的李陀的期盼：“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转折时代里，这决定我们的文学必定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要有一个新的文学时期”[9]。
一个新的文学形式探索、形态变革已在1984年开始。
二、通俗文学：由排斥到重视
事实上，1984年之前的通俗文学，已有《人民日报》对兼有“武侠小说、惊险小说、间谍小说”[10]色彩的《伍豪之剑》的连载，有创刊即印数高至数十万册的《今古传奇》《故事报》《故事大王》的出版，有金庸、琼瑶等武侠言情小说的风行，有学者为“通俗文学”鸣不平[11]，但因其审美趣味低俗等而多被漠视、排斥和抵制，譬如中国文联内部交流资料《文艺情况》1981年第6期、1982年第7期、1982年第8期连续刊载的《不要把文艺小报作为赚钱的工具》《广东检查一些期刊小报的错误倾向》《刹住滥出外国惊险推理小说风》等文把科幻、惊险推理、武侠类通俗小说统统视为“庸俗形态”，而刊登“通俗文学”的《百花园》《舞台与银幕》《西江文艺》等报刊在1983年10月前后或暂停出刊、或认真检查、或予以清理，而不到两年发行量即猛增到260万份的《故事报》即遭清理的命运更让人震撼，因为它所载204篇故事及言论就有33篇（占16%）被认为有明显错误和严重缺点。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觉察到社会对“通俗文学总是抱着一种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12]，但1984年春以后的通俗文学发生了变化。《人民日报》指出这一年的通俗文学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占有了相当多的刊物和出版物、一些著名作家也开始重视并尝试创作[13]，时任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鲍昌认为人们对待通俗文学的态度从过去“怀有偏见”、“不屑一顾”到现在“渴求阅读”、躬与写作了[14]。这些权威解读，可以彰显出1984年以来读者、作者乃至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创作态度和批评心理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种变化的成因，自然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的贯彻和执行，对民间文学的提倡和传统古籍的整理，域外通俗文学的译介和畅销[15]，但更与1984年间召开的几次通俗文学会议有关联。
一是7月2日花山文艺出版社召开的通俗文学丛刊《神州传奇》《说古唱今》的创刊座谈会，它为通俗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平台，如《神州传奇》创刊号上就刊登了《百年风云》《潘杨后传》《月唐演义》《水浒别传》《翡翠塔传奇》等通俗文学作品。
二是山西人民出版社于8月上旬邀集全国各地通俗文学作家、编辑和理论工作者在太原举行的通俗文学编创出版工作会议。关于什么是通俗文学、当前通俗文学兴起原因及其启示、正确对待通俗文学、提高通俗文学创作水平等问题的讨论，一系列促进通俗文学创作和批评措施的制定[16]，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健康发展。
三是广东召开的通俗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会议敏锐意识到了通俗文学出现的程式化现象，及时将通俗文学从武打、侦破、爱情“老三件”这样一条死胡同上拉回到创新的路途上，要求既以通俗性、社会性为特点，又深入实际、深入社会，熔思想性、传奇性、趣味性于一炉，使之健康发展[17]。
四是天津市文联、理论研究室和中国作协天津分会11月24-28日召开的“通俗文学研讨会”。它澄清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对通俗文学的复苏、兴起和发展及如何加强和引导进行了研讨，决定今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并协商出版通俗文学研究刊物[18]。这场会议可视为文学界对通俗文学态度完成转变的重要标志，因为《人民日报》《文学评论》《文艺情况》等对此都作了报道。
五是《小说界》杂志社12月3日在南京召开的通俗文学座谈会。它认为“通俗文学热”是一种新的文学现象，要求文学期刊在办出特色，提高质量、适当发表通俗文学作品上下功夫，以适应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欣赏趣味和心理变化[19]，由此可见纯文学杂志已开始心平气和地面对通俗文学。
六是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被邀参加了12月28日到次年1月6日在京主办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通俗文学作家首次享受高规格殊荣，足以见出中国官方对通俗文学态度的转变，正如梁羽生的夫子自道：“以一个武侠小说作者的身份，能够参加此次大会，当然会有许多感想”，从而精准体会到大会精神就在于“创作自由”这四个大字，而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有助于劳动者在紧张工作之余的娱乐和休息”，“必将带来一片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美景！”[20]
正是上述会议的有力推动，1985年以后通俗文学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日报》先于1月11日发表《谈谈通俗文学》，又于3月11日发表《通俗文学需要提高》。而《文艺报》则先后4期辟专栏讨论，希望通过讨论“求得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21]。到了5月，《读书》杂志刊登了一篇座谈会纪要，表示既应当“欢迎通俗文学的健康成长”也应当“正视问题，纠正偏差”[22]。据统计，这一年评论通俗文学的文章就发表了64篇，多承认通俗文学应有一席之地，而“冷漠、轻蔑态度，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扼杀、禁锢的办法”是文艺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的表现之一[23]。通俗文学从此合法入场，表现是期刊、小报数量多，到1988年多达190余种，发行量大，如1985年《今古传奇》的订户超过了200万，而《故事会》发行量更高达700多万，尤其是原创和译介的新乡土文学、市井小说、历史演义、公安小说、民间故事、传奇、评书等各类通俗文学“不再是稀稀的浅草，而是连绵的丛林”[24]。总之，在文学消费主义场域中，大潮奔涌的通俗文学在1985年以后向着雅文学领域猛烈冲击，使得纯文学节节败退[25]，以其自身所内置的商品化、市场化、消费化、世俗化特质，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实存在与经验图景”[26]。
三、先锋文学：由批判到认同
先锋文学概念和范畴素难界定，但1984年的它主要指向朦胧诗后的“第三代诗歌”和穿行于传统文化境遇中的“寻根文学”应无异议，它的兴起与本年度几个诗群的成立会和“杭州会议”关联密切。
“朦胧诗”的命名[27]已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先锋文学的态度，那就是惯于以忧虑心情、激进姿态和批判口吻加以指斥，而持取“容忍和宽容”态度评价朦胧诗的人如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及其文却要受到批判，即使到了1984年徐敬亚还得为此做出深刻的自我批评[28]。然而，就在批判余波未尽的1984年，一些更具先锋意识的民间青年尤其是在校大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朦胧诗’中的理性主义色彩，提出了‘打倒北岛’的口号，并开始了更有现代意识的诗歌创作”[29]，这正是大学生诗派、莽汉主义、海上诗群、他们等几个诗派纷纷成立所引发的结果，它们在成立会上的自我指认标志着中国新诗进入到了全方位自觉的个人主义先锋时代。
一是大学生诗派成立会。就在“朦胧诗”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中国诗坛之时，以尚仲敏、于坚为代表的大学生诗派于1984年3月在重庆大学举行了简单的成立会，它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喊出了“打倒北岛”、“Pass舒婷”的口号，“捣碎这一切”、“捣碎！打破！砸烂！”的强劲势力推动了先锋诗歌的深入。虽然其存活时间不长，“只追求那美丽的一瞬”，但时至今日“仍有人在捡拾它的碎片”[30]。二是莽汉主义成立会。这是李亚伟、万夏、胡冬、马松等在6月创立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社团组织，成立仪式虽然简单，却深受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似一群“奔突毁圈的嚎猪”[31]追求生命的原生态，以更加新锐的势头推动第三代诗进入诗坛。三是海上诗群成立会。王寅、郁郁、默默、刘漫流、孟浪、陈东东、陆忆敏等于8月在上海成立，自办《海上》《广场》《作品》《MN》《城市的孩子》等诗刊诗集，好似一群在四周没有岸的海上探索者，崇尚孤独感，倾向发掘“无根”的城市给人产生的压力和带来的焦灼。四是他们文学社的成立会。成员主要有从西安调至南京的韩东，昆明的于坚，上海的小君、陆忆敏、王寅，福州的吕德安，以聚会方式成立。大约是1984年下半年，韩东希望在西安《老家》的基础上“重新办一个新的民刊”，于是积极撮合“多次聚会”，设计封面，为刊物取名[32]，一年之后一出版的《他们》就成为了第三代诗人崛起的重要标志，于坚的组诗《尚义街六号》对先锋诗歌口语写作风气产生了重要影响，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命题则对扮演“历史真理代言人”的“朦胧诗”予以了有力否定。
综上所述，1984年上述四个诗群的先后成立，正当中国诗歌潮流“已呈现退潮之势”的时候，从而却以更反叛和颠覆的姿态实施着比朦胧诗更激烈、断裂的诗歌“暴动”。虽只是三四处“星星之火”，却以“团伙”集结方式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坛燃起了“燎原”景观，引得各种诗歌社团、流派、实验粉墨登场，制造了大规模“喧哗与骚动”的声势，并延续到“‘个人化’写作的90年代”[33]。而这一“哗变”景观，也是借助于一场特殊的诗歌展览形式来呈现的。1986年10月21日至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是中国新诗自诞生以来举办的第一场诗歌大展，参与的社团诗人多，发表的作品质量高，波及的影响范围大，赢得的社会反响好，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至高无上的史学地位。
当然，上述诗社多为大学生或民间青年自发集结，没有组织依托，没有经费来源，没有固定场所，因此这些诗社成立会的具体情形现已很难复现，当事人也少有这方面的回忆或自述文字。不过，这些诗社的成立会，不会是隆重的大会典礼，也无具体的办会策略“依循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程序”[34]，不会由主办方以规范的书面形式通知参会者而多口耳相传呼朋引伴，甚至没有既定的会议议程，不会拟定严格的与会人员名单，参会者可以来去自由，不会有席位座次安排、发言顺序确定、会议决议撰拟这些严格的组织程序。也就是说，这些诗社的成立会就如当今大学生的社团成立会一样，难以形成一套固定的标准，多是聚会、聚餐、闲聊形式的“神仙会”，随喊随到，随心所欲，散漫自由。事实上，正是这些非规范、非标准的会议使得这些社团诗歌在一两年后参加现代诗群体大展时还得需要补写宣言、主张等材料，以致主办方不得不网开一面：“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写主张。无体系的，可以筑之！”[35]这种可以自我命名和认定的特性，足以见出第三代诗歌在社会上已得到了认可。
同是引领先锋潮流的寻根文学，所引发关注和得到认同的方式与第三代诗社成立会略有不同，它是由国家相关机构主办的“部分青年作家和部分青年评论家的对话会议”推涌的结果。虽然不少当事人在回忆中也称之为“神仙会”，但它毕竟经过了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组织谋划。这就像戏剧演出一样，会议主办方对会议的召开进行了认真预演和细致安排，对所涉及的“脚本”内容如“时间、‘舞台’（会场）、‘主配角演员’（参会人员）、‘剧情’（程序）、主题、‘对白’（发言）等”[36]予以了严密预设，从而为与会者创造互动情境，萌生一种参与“演出”的优越感，自觉保证会议圆满呈现目标和完成任务，尽量避免与情境相冲突的言行发生。当然，这次杭州会议又与此前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召开的文代会、作代会等会议有别。文代会、作代会需要与会代表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对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要高度认同，而与会者会后的言行也具有权威性，一般会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可。至于具有“喉舌”性质的媒体，更要围绕会议精神给予不遗余力的宣传报道，将其“转换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记忆，发挥出政治范式和政治常识的作用”[37]，刻写进与会人员的日常记忆，影响与会人员的行动思维，达到对会议决议宣言的“高度认同”。
我们知道，第四次文代会虽于1979年10月30日在京才正式召开，但会前已对会议时间、地点、与会人员名单、主席团名单、讨论安排、发言安排及各协会会议安排等议程有了严密布置：开幕式由茅盾致开幕词，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祝贺词，周扬做大会报告；接着进入各个阶段的讨论，推进各协会会员代表大会议程；闭幕式则通过大会决议，由夏衍致闭幕词；最后还由中宣部、文化部举行茶话会，华国锋、胡耀邦分别发表讲话。为进一步落实大会精神，厘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民日报》再于1980年1月26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直到1982年6月，胡乔木还在中国文联第四届二次全委会上阐释这个口号的意义，指出党中央提出的这个方向“找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的终极目标”[38]。这种政治性会议精神的确认、传布、贯彻和落实的时间延续之长是可以想见的，而与会代表置身在这样庄重的情境之中自然而然也将具有参与其中的优越感，对于会议精神及决议更会自觉认同、贯彻并遵循。自己在会场中俨然就是最为合格的“演员”，这种心态和言行在会后也会自觉的延续，持续宣传和传播会议既定精神，维护和固化会议规定情境，继而在全社会刻写出关于会议的固定记忆，形成一套无懈可击叙事“框架”[39]。
然而，1984年12月在杭州陆军疗养院联合举办的这次“杭州会议”，虽在代表选择上也煞费苦心，在议题上也定位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展望”[40]，但并不具备文代会这类会议可以刻写“高度认同”记忆的条件。“杭州会议”的动议缘于具有“探索”精神[41]的《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西湖》杂志的几个文人，目的是为此前阿城《棋王》、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张承志《北方的河》以及贾平凹《商州初录》等小说引发的新鲜气息张目，从而有选择性地召集当时较为大胆、富有探索精神的十几个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到杭州参加会议。同时，这次会议从萌发想法到正式召开的时间很短，除时间、地点、议题有考虑外，并没有周密的会议安排。与会人员没有级别之分，甚至会议议程都无从知晓，更不用说有开幕式、闭幕式、领导致辞、会议决议了。与会者摆脱了既定“脚本”的束缚，有了围绕主要话题充分思考、发表见解的宽松氛围，“我们不必老是对前辈们说，你们代表历史，你们代表传统”，只管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我也是历史，我也是传统，因为我们希望自己尽职地发展历史，闪光地延续传统”[42]。因此，会上话题驳杂，传统文化、文学转型、当代性等话题一一呈现，可谓名副其实的“神仙会”。到了最后，这次会议也没达成共识，没形成决议，但却“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八十年代文学的进展”[43]，成为了“推动‘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一个“内在环节”，以更为激进的姿态“‘重返’了”[44]。
正如人说，杭州会议上这一批敏感的文学编辑、作家和批评家“意识到这些作品内涵的新意，要加以理论的概括和提升，才有了‘寻根’一说”[45]。因此，与会代表多聚焦于“文化”话题，希望从民族文化背景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确立“新的小说规范”，融会“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对小说人物“进行文化综合分析”，认识与把握“人类的自身”，从而呼吁每一个作家、批评家“都应犁自己的地，不要犁别人耕过的地”，主张“换一个说法，换一个想法，换一个写法”，创造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张开双臂迎接“小说多元状态的到来”，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文学富有生命力的表现”[46]。由此可见，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已凸显了“文化寻根”的预期视野和创作期待。虽然会上没为“寻根”命名，也没提出寻根宣言的倡议，但与会代表韩少功、郑万隆等会后不久不约而同地在媒体上发表了《文学的“根”》《我的“根”》《现代小说中的历史意识》《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理一理我们的“根”》《在文化背景上找语言》《文化的“尴尬”》《文化制约着人类》《跨越文化地带》等理论文章，就是试图通过各自多元“寻根”主张的阐发，明确提出“向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去寻找自我的‘寻根’口号”[47]。
总之，杭州会议上虽然“‘寻根’之议并不构成主流”，但与会人员对“‘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有反省和不满”，因此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算是与‘寻根’沾得上边”的共识[48]。因此，杭州会议虽不是“寻根文学的起点”[49]，但具有先锋特质的“寻根文学”却是透过它的促发和认同而成为强劲的文学潮流的，这合乎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事实。正因为“受到了这次会上很多人发言的启发”，会后的韩少功连续发表了呈现出“湘楚文化”瑰丽与神奇的小说《归去来》《蓝盖子》《女女女》，郑万隆的“异乡异闻”、李杭育的“葛川江”、阿城的“遍地风流”、莫言的“红高粱”、张辛欣和桑烨的“北京人”等系列愈发致力于“寻根”意识的追寻，张承志、马原、扎西达娃、乌尔热图的小说更自觉呈现瑰丽而奇异的少数民族文化，贾平凹也越来越有信心继续经营他的“‘商州’故事”，一批又一批作家“迅速扣上‘寻根’的桂冠，应征入伍式地趋赴于新的旗号之下”[50]，杭州会议俨然又成为了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的“开幕式”。
“当我们回望刚刚逝去的那个变动不居的年代，穿越一堆堆尚且散发着余温的文学本文，穿越一阵阵闹热的言谈，穿越一次次灿烂的展览，或许我们不该忘记有这样一次会议”[51]。其实，不应忘记的绝对不止这样一次会议。综上可见，正是多次主流化或非主流化会议的推动，“通俗”与“先锋”共生的文学形态终于在1984年的中国文坛得以实现。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文学会议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研究”【17YBA307】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刘光宁：《开会：制度化仪式及其对当代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秋季号，第52～60页。
[2]参见岳凯华：《<新青年>编委会与中国新文学方向的生成》，《湘潭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102～108页。
[3]程光炜：《前面的话》，《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4]这是谢冕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中尹昌龙所写的一本著作的书名。
[5]参见陈晋：《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页。
[6]贺耀敏、张小劲等：《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7]李陀：《往日风景》，《今日先锋》1996年第4辑，第124～134页。
[8]王蒙：《序——洋洋大观匆匆十年》，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9]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第91～94页。
[10]汤学智：《生命的环链》，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3页。
[11]朱文华：《通俗文学纵横谈》，《文汇报》1983年8月30日，第3版；修远：《莫把“通俗”当“庸俗”》，《文汇报》1983年8月30日，第3版；傅小森：《值得注意的问题》，《文汇报》1983年8月30日，第3版。
[12]吴野：《不应当被遗忘的角落》，《当代文坛》1985年第1期，第41～42页。
[13]《重视和提高通俗文学》，《人民日报》1984年12月10日，第7版。
[14]鲍昌：《试论当前的通俗文学》，《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7～13页。
[15]初清华：《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196页。
[16]效维：《通俗文学编创出版工作述略》，《文艺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第25～27页。
[17]《广东召开通俗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广东新闻出版动态》1985年第1期，第32～33页。
[18]王绯：《通俗文学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5》，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444页。
[19]陈辽：《迎接选刊、文摘、通俗文学的挑战》，《文汇报》1984年12月17日，第3版。
[20]梁羽生：《回归·感想·声明》，《文艺报》1985年第2期，第26～27页。
[21]编者：《怎样看待文艺、出版界的一个新现象》，《文艺报》1985年第1期，第14～18页。
[22]时辑：《谈谈俗文学（记一个座谈会）》，《读书》1985年第5期，第35～39页。
[23]浩成：《通俗文学漫谈》，《文艺报》1985年第2期，第34～36页。
[24]滕云：《通俗文学正在起新潮》，《光明日报》1984年12月20日，第4版。
[25]王先霈、於可训主编：《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26]李胜清：《文学消费主义与现代性生活范式》，《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6页。
[27]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年第8期，第53～55页。
[28]《<人民日报>编者按》，《人民日报》1984年3月5日，第4版。
[29]李骞：《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
[30]尚仲敏：《大学生诗派》，《诗歌月刊》2006年11期，第65页。
[31]杨远宏：《莽汉主义：一群奔突毁圈的嚎猪》，《重庆师专学报》1995年4期，第57～59、63页。
[32]小海：《<他们>简史》，张清华主编：《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上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33]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9页。
[34][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35]徐敬亚：《86’诗展20周年回顾》，《南方都市报》2006年8月15日，第2版。
[36]刘光宁：《开会：制度化仪式及其对当代社会观念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秋季号，第52～60页。
[37]王海洲：《政治仪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页。
[38]胡乔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407页。
[39]刘思含：《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的发生》，湖南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3页。
[40]《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对话 共同探讨文学新课题》，《上海文学》1985年第2期，第80、75页。
[41]鲁枢元：《梦里潮音》，深圳：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117页。
[42]周介人：《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第32～39页。
[43]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6期，第58～61页。
[44]李阳：《<上海文学>与当代文学体制的五种形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916年版，第128页。
[45]陈思和：《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第6～8页。
[46]周介人：《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第32～39页。
[47]李洁非：《寻根文学：更新的开始1984-1985》，《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第101～114页。
[48]韩少功：《杭州会议前后》，《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第59～60页。
[49]谢尚发：《“杭州会议”开会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第72～84页。
[50]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51]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岳凯华（1967- ），男，湖南新邵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后，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文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报》《湘潭大学学报》《华中学术》《电影艺术》《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著有《现代湖南文学的电影改编》《外籍汉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文化激进主义语境中的现代中国文学》《五四文学的生成与可能》《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回眸十七年（1949-1966）——浅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和发展》《默契·融合·超越——毛泽东鲁迅政治、文化思想比较研究》等；主编教育部“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演讲与口才》《秘书学概论》等；参编《现代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等。
曾获中国文联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奖（著作类）、湖南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三等奖、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委员会论文二等奖、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第九届“学会奖”论文类评论三等奖、湖南新时期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青年学术讨论会优秀论文奖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和部省级项目多项，现为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湖南文学评论学会副会长、湖南省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会、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等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员，湖南省电影审查委员会评审专家、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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