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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孔子塑像。基座上写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及其学说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本土，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400多年前，孔子学说的影响力就已波及欧美各国。 传教士的有心利用成为开源之渠 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在他之前已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抵华，但他们收效甚微。利玛窦在长期观察研究后得出结论，只有将教义与最为中国大众所推崇、尊重的儒学相结合，才能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门。于是，耶稣会用“西儒”的面目出现，采用结交士大夫、允许中国信众尊孔祭祖和将基督教义比附四书五经等做法，慢慢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 然而当时欧洲的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15年后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这些书加上杜赫德收集耶稣会众人信件、历时74年连载编纂成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及他1735年在此基础上的巨著《中华帝国志》，比较完整地向西方勾勒了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轮廓。虽然这些作品中真正直接出自孔子之口的仅《论语》一篇，但分辨不清孔子、孟子和朱熹异同的西方读者将之笼统地称为“孔学”，并以“Confucius”孔夫子的音译命名。 促进了西方的精神解放 为避免尊孔被理解为崇拜偶像，耶稣会教士竭力将孔孟之道解释为“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并对其中的“无神论倾向”做了批判。这虽然是个并无太多恶意的曲解，但正是这个曲解，让孔学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由于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思想灵感枯竭的深渊，“唯物的纯粹道德和哲学”从东方突然传来，令渴望摆脱狭隘精神束缚的欧洲思想界眼界大开，欢呼不已。 法国大哲学家伏尔泰对孔学的传入兴奋不已，他甚至把家中的耶稣画像改为孔子画像，朝夕礼拜，并写了首虔诚的赞美诗：“孔子，真理的解释者，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他说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当时启蒙运动的主力军法国“百科全书派”同样推崇孔子。狄德罗感叹孔学只用“理性”就做到治国平天下，霍尔巴更在其代表作《自然的体系》、《社会的体系》中以孔学为依据，主张以中国的社会制度代替西方的社会制度，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魁奈是著名的法国重农学派代表、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对孔学推崇备至，认为《论语》一书的价值超过了希腊哲学七贤的全部著作，他的重农主义即源于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 在法国以外的国家，孔学同样迅速传播。英国早在1691年就将《论语》由拉丁文转译为英文。在德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莱布尼茨不但认真阅读儒家经典，还直接跟在华的耶稣会士通信，以了解更多的孔学知识，他也成为第一个系统介绍周易和六十四卦的西方人；另一位德国人、数学家沃尔夫更加推崇孔子，认为中国“靠着治国之术孔学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和使用拉丁文的莱布尼茨不同，他直接使用德语在各大学巡回演讲，影响更大。 有趣的是，孔夫子同样引起了王室的兴趣。早在1688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派张诚、白晋等5名教士访华。他们通过书信和回国陈述，更系统而准确地介绍了儒学。在他们的推动下，儒学的“忠君思想”被主张大一统的路易十四大力推广，中国科举取士的制度也被一些王室考虑或采纳。 应该说，王室和启蒙主义者各看到了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一角。两个“孔夫子”斗争的结果，是代表民意的启蒙主义者大获全胜。这种被善意误会了的孔学，也因此成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甚至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之一。 一度陷入黑暗期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孔学的传播，不同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一种声音来自天主教本身。允许中国教徒尊孔祭祖的政策在耶稣会中本有争议，到达中国传教较晚的圣方济各会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在这些声音的挑唆和压力下，教廷几经反复，终于在1704年11月20日，由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此举非但激怒了康熙，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被禁，也同样成为宗教势力围剿欧洲孔学的冲锋号。在这种压力下，许多保守派人士开始以“亵渎上帝”的名目反击儒学宣传。然而，当时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来自教廷的指责反倒激发了各界对孔学的更大兴趣。 另一种声音则来自对孔学的理性思辨。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一方面称赞儒学重视道德、崇尚礼教，一方面指出，其片面忠君的思想将导致君主专权，并剥夺“人民的荣誉感”。卢梭则认为，孔学使中国经济文化发达，而这种发达恰好成为“道德败坏的温床”。和教廷出于宗教偏见的攻击不同，这些声音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虽然并非建立在对孔学的深入了解上，但这种思潮体现了欧洲人从盲从中清醒，开始重新架构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大革命、思想解放和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突飞猛进，原先对中国的羡慕和景仰，也渐渐被轻蔑所代替。孔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日趋式微。 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癖”，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幼儿期”，根本不值得学习。黑格尔更从孔学其实是宋明理学“灭人欲”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对个性的忽视和摧残，甚至把中国文化贬低为世界文化中最低级的文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更在《国富论》中将孔学的农本主义思想作为反面典型批判，以推销他的重商主义理论。这些学者影响力大、知名度高，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孔学“一棍子打死”，使孔学一度在西方陷入黑暗期。 到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的时代，满清的腐朽、中国军队的脆弱让孔学的形象更加黯淡，于是出现了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更彻头彻尾全面否定孔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西方思潮。 重新获得重视和肯定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人们对思想的反思重趋活跃，寂寞已久的孔夫子又渐渐得到西方人士的重视和肯定。 在最早积极引进孔学的法国，法兰西学院一直未放松对孔夫子及孔学思想的研究，孔学研究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最好，复苏也最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不语怪力乱神”等格言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子曰”也成了挂在知识分子嘴边的口头禅。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曾长期在中国传教，并和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交往密切，回国后倾数十年功力，完成了四书五经及《老子》《庄子》的翻译工作，并因此成了牛津大学第一任汉语教授。荷兰物理学家玻尔也对孔学和中国文化兴趣浓厚，尤其对周易兴味盎然。据他称，周易的哲学思想对他的科学研究起到极大启发作用，当战后荷兰王室授予他爵位时，他便将周易上的太极图作为自己正式徽章的主题。 美国人早期对孔学并不重视，战后却达到较高的水准。克里尔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反思了孔学在欧洲大起大落背后的原因，使西方孔子研究达到一个新阶段。南乐山则提出了孔学与现代化相适应的问题，主张儒家必须表现出与现代科学的亲和性，才可能使儒家在科学发达的西方找到立足之地。 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第三次浪潮”在西方的兴起，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迫使西方人把更多目光投向东方，投向孔学。属于传统东方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使他们对孔夫子产生了浓厚兴趣。许多欧美媒体开始讨论用儒家学说部分修正和改造现有社会模式的可行性。更多人士开始谈论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并尝试将儒学精髓融入行政学、管理学、企业经营学等现代学科和社会、经济实践中。 如果说当初，曾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中国人思想、压抑中国社会发展的儒学，却极大促进了西欧的思想解放，是出于对孔夫子的不了解甚至误解，那么今天欧美对孔子、孔学的兴趣，则更多建立在理性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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