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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
张伯苓1876 1951，讳寿春，以字行，宜兴埠人，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
张伯苓祖籍山东。清初迁徙天津，在南运河从事漕运，以贩运粮油、杂货为生。并在天津河东购地，开设一家行店，起名“协兴号”，经数代经营，家道日趋兴旺。后来，张伯苓的先祖一支卜居宜兴埠。
张伯苓的祖父筱洲名虔弃商习儒，为国学生，因屡试不中，至疯癫而逝。父亲张云藻，字久庵，为独生子，且兼祧五门。张家不惜金钱让久庵奔波于科举场上，但他的通天之路并不畅达，久困场屋，屡试不取。张久庵本人的兴致并非求仕通显、金榜题名，而是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每次到城东、城北新商业街市玩逛，看到落地设唱的艺人操弄三弦、二胡，久久不愿离去。家人便依他的爱好，延聘名乐师教授。张久庵悟性精灵，一切乐器经乐师指点就会弹奏，尤其擅长琵琶。每晚临睡前，总要弹拨一曲。冬日天寒手冷，就把棉被挖两个孔，两手从孔里伸出，转轴拨弦，信手弹来。一直到晚年，无一日不以此自娱，津人称誉为“琵琶张”。
作为小商户的张家，经不住坐享其成，家道日渐东落。张久庵只得靠教家馆维持生活。张久庵年轻时先娶妻胡氏，病故。续娶杨氏久不见怀春有喜。为求早生贵子，去天后宫送子娘娘像前烧香祷告，并用香火钱换回一个“娃娃哥哥”，供奉家里。不久，杨氏生一女儿。两年后，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清明节，生了张伯苓。这时久庵年已43岁。以后又生两女，59岁时生了仲述名彭春。
张伯苓呱呱坠地给张家带来无限喜悦。特别是中年得子的张久庵，更视其为掌上明珠，节衣缩食，供伯苓读书。当时津门耆宿于泽久为久庵题诗赞曰：“功名蹭蹬老风尘，寄傲弦歌乐此身。置散投闲殊自得，读书教子不嫌贫。”张久庵亲自给5岁的伯苓开蒙，先读《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等，继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张久庵对伯苓督导甚严，晚上课读常常耗尽灯油才能入睡。他把经书的义理与人生处世联系起来，“重启发，贵笃践”，启迪伯苓领悟内容真谛。他还常常告勉伯苓，要自立、勤奋，对事业要尽心倾力，不要好高骛远，朝三暮四。伯苓聪颖过人，父亲的启蒙教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因为那时久庵迫于生计要在宜兴埠等地教几处塾馆，终日奔忙，携子随读困难，便求一同族本家让张伯苓在七家馆附读。不久，该家馆告停，张伯苓失学。有位刘先生设义学授贫寒子弟，张久庵又送张伯苓入义学读书。
当时天津城厢内外，有官办义学30多处，多为长芦盐运司、津海关道所设，专收寒酸子弟，发给每个学童四季衣服，每天供给旧制十二市两面食。民办义学有数所，只是供给学童一点书笔墨而已。开设课程主要是读书、习字，多以《三字经》、《千字文》为教材，间或学一些实用杂字。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整日课读背诵枯燥无味，这种接受粗疏教育的场所，不可能登贤书而捷南宫。因此，张伯苓少年时代没有条件研读深奥的经传，较少受到举子业熏陶。这对他以后较快接受西方新知识，反倒成了一个有利条件。
在义学时，张伯苓接触了更多贫家子弟。有的同学为生活所迫中途辍学，使他内心感到沉重。社会上一些纨绔子弟傲视义学学生，有些无赖少年也欺侮他们，张伯苓每路见不平，便上前为弱者析辩是非曲直。遇有强梁不逊，不服劝告者，他便挺身揎袖，让对方吃一顿拳。穷朋友们十分敬佩张伯苓的豪侠。张久庵对他也不深责，常说：“不可以为此挫伤他们的正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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