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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1997年夏季的一个周末，一场难得的雷雨刚刚下过，闷热的空气一下子清爽了许多。我正在思考下一周的医疗计划，这时办公室里进来一男一女两位客人，男的中等个头，约60岁左右，面色青黑灰暗，一脸病容，进门时上气不接下气；女的个头不高，身体瘦弱，极度疲惫和憔悴，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男的进门后刚一落座，就急不可待地自我介绍说：“我叫孙学修，患晚期肝癌（肿块13.1×11.6cm2），合并重度肝硬化，脾肿大，癌细胞已扩散到双侧肺叶，在上海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已判我死缓，生命最多还有2 3个月，我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因为我坚信生命是顽强的，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会放弃与病魔进行斗争。带着这个信念，我走遍了上海和北京的多家大医院，大夫们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一致认为我是肝癌晚期，已失去了治疗机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带着人生的遗憾回到了故乡哈尔滨。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病友给我介绍本市有一姓韩的晚期肺癌病人，曾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经张宗岐大夫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现已健康生存十年之久，并能远渡重洋三次到美国探望女儿。真是久旱逢甘雨，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消息使我又重新燃起生的希望。于是我立即马不停蹄再次折回北京，这不，奔着您来了。”
我认真听完了患者对病情的自我叙述，又详细查看了他带来的所有病历资料，并对其进行望、闻、问、切，其病情之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治疗前景十分暗淡。但病人性格开朗、豁达，虽已病入膏肓，但仍神情坦然，谈吐自如，毫无垂死病人常见的畏惧之象，查其舌象脉象，胃气尚存，看来此人病情虽属晚期，但精神并没有垮，后天脾胃之气尚存，中医认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况且病人意志坚强。因此，可以断定，眼前这位病人还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尚有几分挽救的余地。于是我也单刀直入，毫不留情的谈了我对他病情的基本看法和可能采取的治疗措施。
通过短暂的沟通，我和病人之间已经初步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和了解。我说，实不相瞒，这些年来，为了寻找中医治疗肿瘤的有效方法，我曾查阅了上自黄帝内经，下到清代末期约五千多万字的古代名医名著；查阅了建国以来北京各大图书馆存放的中医报刊杂志和各种肿瘤学术会议的有关资料，从中找到单纯用中医中药治愈的各种恶性肿瘤655例，并对每一例有效病人所用的中医理、法、方、药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个案分析，从中找出其独特的思路和见解，再结合古代中医对肿瘤的临床经验，初步筛选出一个相对合理的中药复方，并对它暂时取名为“消岩汤”。然而人命关天，需慎之又慎，至今还没有勇气在临床中应用。由于该药有一定毒性，不知孙先生是否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孙先生仔细听了我的上述谈话，就好像一个垂死的心衰病人注射了强心针一样，顿时有了新的生机，一下子露出了开心的笑脸，毫不犹豫地欣然对我说：“我是一个生命垂危之人，死亡之神随时都会降临到我的身上，活到今天是死，多活90天也是死，两者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为了医学的进步，我甘愿做第一个吃螃蟹之人，如果因药的毒性发作明天我死去了，就说明此路不通，其他病人就可以不再走和我同样的路，您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改进方法；如果此药确有神效，消灭或抑制了我身上正在扩散的癌细胞，能让我继续生存下去，我就为其他癌症病人创出一条生存之路。”说话之间，立即协同老伴给我订了一个“生死合同”，以证明他视死如归的决心。
孙氏夫妇的言语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感慨万千，也为之肃然起敬，这种医患之间彼此信任和融洽的关系、这种对生命永不放弃的精神是多么难得啊！于是我说干就干，倾尽全力，亲自动手用消岩汤为孙先生精心制作了一料中药蜜丸，叮嘱病人在服药期间一定要倍加谨慎小心，如有毒性反应就立即报告医生并停药。孙先生也为了看病方便，举家从哈尔滨临时迁移到了北戴河居住，面对浩瀚的大海，一边服用中药，一边静心养病。
光阴似箭，七个月后，奇迹在孙先生身上真实的出现了！孙先生用其与癌症搏斗的顽强意志加上中药的巨大作用，1998年3月15日经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照片复查，孙先生已经扩散的双肺癌转移病灶全部消失了！孙先生难以抑制兴奋之情，从上海打长途电话向我报告了这个喜讯，在电话里我们彼此相互祝贺，共同分享战胜癌症的无比喜悦。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我和孙先生从一般的医患关系上升到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这个真实的故事本身既说明了精神因素在癌症治疗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证明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中药确实蕴藏着极其深厚的科学内涵。
张宗岐
200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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