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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号09 1316:05前阵子，“METOO”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很多女性被性侵的历史被相继爆出。再加上最近“顺风车奸杀案”受到举世瞩目，滴滴的广告文案被称是在物化女性。有人因此评论，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风气在现代社会仍旧势头强劲。于是，有人开始怀念起几十年前的中国“解放妇女”运动，甚至感叹，当年的平等的男女地位和权利是我们如今应该效法的榜样。今天，我们就推荐一部书，作者通过口述调查，告诉了我们，当年的所谓“妇女解放”运动，背后其实暗藏着更大的不平等，也让女性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了磨难。相信你读完这篇文章，也许会和我们一起反思，女性所追求的的平等权利，不应该是消弭两性之间的差异，而是在承认性别差异基础上追求平等。社会在给予女性以尊重之外，更应该划出一片“园地”，尝试建立并完善适合女性的社会生存法则。作者：青茻
追求男女平等，忽略了对女性家庭劳动的补偿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的作者贺萧（Gail Hershatter，1952—）是中国近现代妇女史研究的专家。书中主要依据的材料是作者与合作者花费十年收集的陕西四村72位妇女的生活史。
书中专注于研究党和国家政策如何带来了妇女在政治参与和经济劳动中的双重身份变化；这些变化和妇女本人的实践又如何互动、重构了农村的社会空间；另外，也涉及到受访的个人认同和自我肯定是如何在此进程中被构造。在笔者看来，贺萧此书的两个主要贡献，一是重现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解放妇女”来改变旧有的内外之别从而塑造新的社会角色与空间；二是揭示集体化时期陕西农业的女性化及其中的性别问题。
在记录着三十、四十年代战乱生活的“家里没人”这一章，重点讲述了守旧的男耕女织生产模式、严密的内外之别（常以风俗的方式对妇女施以伦理压力）被战争和匮乏的物质生活生硬打断，妇女被迫到家庭以外的空间进行劳作和其他活动。
这些经历往往被旧有的贞节话语界定为一种耻辱。但新中国的治理术有效地利用了这种经历与心理感受之间的落差，来推广妇女解放的理念。原先妇女与家庭领域紧密捆绑、与社会领域相对隔离的生活方式被命名为“封建”。取而代之的则是包括“男女平等”、“自由择偶”等“进步”观念，更重要的是通过开会、扫盲、秧歌、戏剧等种种组织形式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促使男女共同分享公共场所，分担行政职责。
西安老照片 摄于1936年摄影资料：Pickens Jr
从另一方面看，国家对妇女干部的任命，也正是利用她们较之男子能更自由地穿梭于家庭内外、更灵活地以拉家常的方式进行思想工作的特点，从而使意识形态能更有效地传播。这一国家倡导妇女解放、性别平等的过程，固然打破内外之隔、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定位，然而也正是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渗透家庭领域的过程，作者所谓“国家效应”发生之处。
书中的研究亦表明在集体化时期的经济领域，发生了陕西农业的女性化。妇女对田间劳动的承担使得男性劳动力可以在公共建设和小工业上投入更多力量。然而，妇女的田间劳动并没有得的足够的补偿，其家庭劳动则完全得不到补偿。
书中的第五章“农民”通过对“工分”的精彩分析，指出其原因则是男女差异原则而非男女平等构成了酬劳机制的基础。妇女必须承担所有家务——这些劳动量被工分体制所全盘遮蔽——是基于传统的男外女内认知的延续。
在田间劳动的部分，基于男女在体力上有差异的假设，导致男女同工而不同分值的设定。从中可看出，“妇女解放”在经济领域的核心是她们从家庭领域“解放”后所产生的效能，妇女被“解放”为可以直接贡献给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但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这使得受访妇女陷入由“进步”所带来的劳动重负中，有不少妇女的回忆都将晚年的病痛归咎于这段时间的高强度劳作。
南大街看钟楼，20世纪40年代，西安市钟鼓楼博物馆馆藏
诉苦与美德话语：重组女性过去的记忆
面对所有口述史都必须面对的真实性问题，贺萧指出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应该充满重新阐释的可能性，引人思考。“故事”一词，表明作者将回忆理解为一种叙述、一种创造，历史学家必须抑制自己对“纯粹的”历史报道的渴望，将受访者叙述时所用的语汇、模式，乃至语境或隐含意图尽可能充分地予以考虑。
因而，在全书的书写中，最值得读者玩味的，或许是早在接受采访之前，“诉苦”与“美德话语”这两种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妇女们讲述故事的方法，并“重组”了她们的记忆。这些模式的不断内化和加强，既通过妇女们的自我讲述、也通过她们所接触到的小说、电影等对此模式的重复与美学化而成。比如一位受访的积极分子回忆起土改时看守地主，就在其中加入了《闪闪红星》的电影色调以强化自己政治实践的英雄色彩和道德正当性。
《闪闪红星》事实上，笔者认为，对不具备反思能力者来说，整理个人记忆的方式往往需要通过模仿而习得，这些方式同时也传授了一种“观看自身”的方式。通过分析受访妇女的两种语言：土话和官方习语，可知受访妇女的教养深深局限于日常生活环境和各类“扫盲班”“培训班”所带来的官方话语系统。
如果说对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理解方式，部分仍能从传自“封建”的守贞故事和鬼故事中获得；那么，能为她们的个人史叙述提供内在逻辑的，往往只能是基于线性历史进步的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念为自传式的“诉苦”和“美德故事”带来具有价值评判性的叙述框架——从“新/旧”转译为“好/坏”。
在50年代初的“诉苦”故事中，可以观察到对人们思维起宰制作用的是运动时间所提供的“前/后”严格切分框架。这一框架使人们得以将讲述者的生活体验和爱恨喜怨的情感反应进行分类。
受访妇女李朵朵的虚假记忆即有力地表明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实际上取自后发的谈论与媒体宣传，只是把框架填充得更具个人见证的色彩。“解放前吃苦，解放后享福”是如此根深蒂固，当有些人试图表达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丰足时，她们就出现了有趣的错误：将集体化时期呼为“旧社会”。
1947年镜头下陕西临潼民生百态这例子充分表明农村妇女们摆脱“诉苦”框架而再度归纳经验、独立进行价值评判的困难。更进一步说，她们无法摆脱唯物主义的乐观进步历史图景以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笃信，那么，受教育水平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因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呢？这一国家主导的将个人发展与历史进程进行整合的叙述逻辑，实际上同时也以官方承认的“美德褒奖”方式提供了自我肯定的说辞和评判日常经验的价值秩序，其效用是双重的。
因而，贺萧指出的“记忆远不是那些犯规越界的、愤懑不满的，甚至是反思性的故事的源头，而似乎变成了将集体时代的劳模话语保存得最完整的地方”，就可以得出解释。因为通过整理个人经验来反思话语规训的方式对她们来说不但有悖于思维惯性，同时也会引发自我肯定瓦解的精神危机。
劳模鲁桂兰在记不起集体化时期具体事件的同时，却能流利地说出“我这身子是父母生的，但教育培训成人长大，是共产党、毛主席、各级妇联对我的培养。……我这个人也能劳动也能吃苦。”这使贺萧感到困惑。劳模曹竹香因为忙于开会而错过女儿的婚礼，却表现出没有悔意的冷漠，贺萧对这样的行为也表示了困惑。面对这些困惑时刻，她试图对口述史研究中关于“内在性自我”的理念提出质疑。
著名歌唱家王昆作为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陕西队队员为社民演唱。摄于上世纪60年代
“进步”的道德化压力让女性的自然情感受到压抑
在笔者看来，鲁桂兰那流利的机械记忆展示了自我叙述法的秘密逻辑：它提供了一个历史进程中的个体位置、一个假装将自我客观化的外部视点，从而凝视自我如滚滚进步大潮中的一个小红点；同时也对日常经验的价值秩序进行了重新编排，那些被认为仅仅和私我相连之物——身体的苦痛、被生物化的人伦关系在此秩序中受到了贬抑。
曹竹香的例子则展现了一种情感反应的习惯机制，若考虑到她经历过的文化氛围也就不难理解。社会领域宣扬“大公无私”所张扬的国家对私人生活的优先性，以伟大领袖为榜样所树立的人伦关系示范，都将使得“进步”的道德化压力遍布于日常生活中，出于对个人身份认同与维护，自然情感如母子亲情的压抑被赋予正面价值。
1944年5月，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模、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提词
所以，笔者以为若将质疑置换为追问特定叙述模式内化与“内在性自我”的表达障碍之间的关系，也许更为合理。因为“内在性自我”作为一个现代性的产物，其作为观念的正当性与其得以呈现的话语装置也是习得的。这在她们的文化环境中是缺失的，甚至属于被贬斥的“小资产阶级习性”，与不怕苦、不怕累、身先士卒、大公无私……的美德背道而驰。
这些美德号召人们通过对先进者的模仿来进行学习，表现为层级推广的模式。这一道德谱系的源头是现身于宣传机器中的革命先烈和国家领导人，然后是老百姓具体可感的各级积极分子、劳动模范，以期获得更深入的“德育”作用，进而造就道德理想国。
蓝图看起来是美好的，但这一推广方式背后却基于一套晚清以来即不断鼓吹的“心力论”道德经济学，即将国民的道德能力的充分程度归入到国家效益的计量之中，并笃信此道德力最终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因此在各式德行中也并非没有侧重，甘于物质条件匮乏和高强度体力劳动的“艰苦奋斗”，总是劳模们最突出的美德。当我们的视角从国家策略的层面转换到个人，拥有美德，成为“劳模”与其所效仿的革命先烈有更强烈的情感认同，在一个缺乏流动性与个人发展机会的社会中，不仅提供了自我肯定的最重要砝码，同时还与一种忽然跨越社会阶层、而与统治集团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对地方上来说，“劳动模范”称号非虚，往往能为该地区获得经济援助。
20世纪70年代的劳动模范这种奖赏机制使得人们在有限的价值选项中进行选择的动机变得暧昧，却更加强化了个体对美德话语的依赖，并令记忆中的这部分内容更加突出而不容质疑，这又反过来加强了她们所习得的话语模式的权威性。就在书中的妇女们汲汲于诉说自己曾经被认可的“美德”，以批评后改革时代的观念变化、她们眼中的“道德滑坡”时，我们当然应该对她们在时代变局中的失落表示理解和同情。然而，珍视她们的记忆叙述为我们提供的历史反思之机，或许是更为迫切的事情。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美贺萧（Gail Hershatter）著，张赟译，
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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