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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典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浙江瑞安中学，有一枝校花。据说她是当时瑞安最耀眼的美人，是那片山水中最绚丽的景色。她叫洪卓如。卓如太美，太伤感，但离我又太远，难以追忆。我一般都是听家人说起。说她是大家闺秀，少女时代就很时髦，卷发齐肩，艳服多变。她家里为她定做了无数件旗袍、丝绸裙和欧式外套，容她每天更换。在瑞安古朴的小桥流水和布满青苔的祠堂前，她却恍若旧上海的明星，走过校园时，常引起一阵阵骚动。还说卓如善女红，兼修书画，家学渊源，聪颖可人，是全校男生追逐的焦点，瑞安少年们的一个梦，她的姿色让所有人眩晕。 当时追求她的人不少，而我舅舅谢秉恺是她的第一个恋人。 洪卓如出身书香门第，她祖父是晚清江浙一带颇有名的戏曲家洪炳文（1848—1918）。洪家宅院里种有楝树，所以洪炳文曾雅号楝园，又号祈黄楼主人、悲秋散人、花信楼主人等。著有昆曲剧本《悬岙猿》《芙蓉孽》《后南柯》等三十六部，以及《花信楼骈文》《花信楼诗词》《瑞安志拾遗》和《东瓯采风》等书，并曾应柳亚子之邀入南社。我们在《晚清文学丛钞》中能看见他的身影。洪炳文还是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家，用文言写有《月球游》与《电球游》等类似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且是晚清中国剧本数量最多的一个戏剧家，于1918年去世。洪炳文之所以叫花信楼主人，是因为洪家居所就叫花信楼。 楼高二层，坐西朝东，雕梁画栋，有天井、围墙和后花园，幽雅寂静，胭脂、花粉和书香在院落里浑然漂浮。 卓如自幼年起，就在花信楼里生活、玩耍、恋爱、读书。 我想，她不一定认识她的祖父。但她一定受到了诗书家风之影响。第一次见到“卓如”之名，我就在想，为何会与晚清思想家梁启超（字卓如）巧合？或许是其崇尚维新的父辈故意为之，以期待其虽为女儿，却不让须眉？也未可知。而卓如自己却并没有想到，她的一生会永远住在这花信楼里，直到去世。 民国前后的江南中国新女性，大约是最有意思的。自秋瑾开始，如张爱玲、林徽因、陆小曼、庐隐、凌淑华、萧红、王映霞、阮玲玉、胡蝶乃至于宋氏三姐妹和李云鹤（江青）等，对于近代中国女性的觉醒，都有着奇妙的影响。那时候的新女性所面对的压力、舆论和文化矛盾也比现在复杂很多。能真正走出来的，哪怕是断头的女烈士，其实都算是幸运者。民间那些虽渴望走出来，却不得不被时代、家族和命运的恐怖消灭的女性，才真是可怜人。 卓如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也渴望走出来，但没有机会。 作为花信楼主人的嫡孙女，她和我舅舅，以及一些同学，经常一起在学校的抗日流动宣传队里表演“文明戏”。即走街串巷，演出自己编排的那种小戏剧。卓如和我舅舅由于都相貌出众，属于俊男靓女型的，于是都成了台柱子、小角儿。他们陷入初恋。 我们今天说起来像传奇的那种爱情，在他们那代人中的确发生过很多。后来就是到了自然灾害和文革中最残酷的时期，我舅舅在心中呼唤得最多的名字，也还是卓如。因为自卓如之后，这个满是雄心的少年就再也没有真正追求过第二个女人。她是我舅舅心中最致命的情结。 最初，17岁的舅舅一直认为只有自己能获得卓如的爱情。因为他们门当户对，都是大家族的后裔。我舅舅是谢家长孙，他每天打扮着自己，梳头、刮脸、洒香水，任何时候都保持着谢家阔少的风度，花钱如流水，希望能引起卓如的注意。可正当他和卓如初恋时，他父亲却遵照传统家规，也给他相了一门亲。于是他决定逃婚。 正巧那一年，日本人的侵略战争越来越紧张。江南各地区都迅速变成前线。我舅舅就和他的发小、最铁的哥们之一金某，一起约好去了西安黄埔军校参军。金也是卓如的追求者之一。参军是逃婚的最好借口。逃婚前，我舅舅告诉卓如，等他回来娶她。 不久，他们就都抛弃了整个家族上路了。当时瑞安一带很多人都想去从军报国，包括地主的儿子。对战争有点想当然。他们一行人自金华出发，有一百多号，群情激昂地走出了浙江。路上的景色自然异常风光，中国大地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诱人。 不过刚进入江西，问题就来了。有一部分人有点吃不消了。原来这群从瑞安出发的年轻人其实是一群少爷兵，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富家子弟。他们除了带着干粮、钱和换洗衣物，甚至还带着电唱机、怀表、香水和闲书。有些人走着走着，居然还想去坐火车。其实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切断了江南大部分铁路。他们不得不越过封锁区、有零星战役的城镇和穷山恶水的省份，路途极其艰苦。上边不时还有日本人的飞机在扫射，有一些人害怕了。到湖南的时候，他们发现少了十几个人，或许是打道回府了。但我舅舅与金某等人坚持到了最后。他们将唱机、影集、唱片等逐一丢弃，轻装前进。 大约有三个月余的时间，绕道江苏、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有时还在一个地方来回盘旋躲避日本军队，在两边交战军队的夹缝里穿行，步行了四千多里路，他们终于到了陕西西安边的王曲。 一路上，整个队伍陆续有人撤离，或失踪，或回家，还有几个被日本飞机炸死。少爷兵步行到达西安的最后仅剩下十来个人。 黄埔军校的王曲分校建在秦岭山脉的主峰—终南山下，位于湘子河畔。这里有最隐秘的原始森林，自古为佛教与道家众多隐士所在。王曲的自然条件是很艰苦的，居住者必须适应那里的诡异天气和阴森荒凉。这也正好是对军人的考验。紧接着，他们开始了一场惊人的铁血军事训练。当时国民党黄埔军校的集训方式是很残酷的，一切都是按照人能接受的极限超强压力来要求的。 他们从吃饭、睡觉、坐姿站势到操练的速度和实弹射击，都有严格的标准和须绝对服从的命令。他们睡地铺、穿草鞋、吃杂粮残羹；他们修筑道路、上山砍柴、行军、野营、种菜、养猪、餐风饮露、缝补拆洗；至于在烈日下暴晒，大雨中长跑和雪地里匍匐前进，更是每日课程。训练主要是针对肉体的，抗气候折磨、抗击打力、抗疲劳、抗饥饿等等。如果你犯了错误，还有加倍的体罚和禁闭。少爷兵们很多都受不了，纷纷被开除或遣回。 铁血与艰苦使我舅舅和金某的感情更紧密，更深入骨髓。 他们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整个一天基本都是肉体的加速度。唯一的休息，就是洗澡。我舅舅很爱洗澡，在这一点上，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准贵族。在瑞安，从小就有仆人给他烧好热水，倒在大木盆里。他浸泡的时候，还有仆人专门给他搓背。而军校洗澡就全是冷水浴，从头到脚一冲，主要是干净。干净是第一位的，就是后来在六十年代最艰苦的日子里，哪怕饥饿得头晕目眩，他也要洗澡。 据说，从黄埔军校走出去的军人，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铁血军事训练留下的气质，一生都挥之不去。 西安离中共军队所在的陕北很近，但蒋介石却能在那里统军指挥，一边抵御日军大举进攻，一边还封锁共军。1939年12月的一天，蒋介石来了。他是来巡视演讲的。全体学生集合操场，刺刀与军帽密密麻麻。 我舅舅说，他当时第一次见到这个领袖时，也很激动，说蒋的目光闪耀如尖刀，咄咄逼人，仍然是当年反清刺客的气质。那天，蒋谈到了西北的重要性，谈到了秦穆公与汉高祖因之而得天下，谈到了三民主义，消灭倭寇以及复兴中华民族，也谈到了附近的“共匪”。 1941年，他们毕业了。我舅舅任第十九补充兵训练团少尉。但他只想着一定要尽快奋斗到将军，然后回瑞安，向卓如求婚。 但是这一切谈何容易？1945年之后，他的人生又一次改变了。 1945年初，连浙江瑞安的人也都闻到了日本即将投降的气味。 有一天卓如在当街，躲藏在一个墙洞里，等待空袭警报过去再钻出来。日本投降之前，这种散乱的空袭很多，但都时间不长，已是强弩之末了。空袭很快就过去了。飞机刚飞走后不久，瑞安大街的另一边，忽然出现了一个背着枪的叫花子兵，衣衫褴褛，浑身都是泥土，头发长得到了背上。那叫花子看见洪卓如从墙洞里出来，突然站住了，接着泪如雨下，轻声喊她。 卓如没有认出面前这个乞丐大兵。 她诧异地看着他，好半天才认出来，是金某。 金某告诉他，他和我舅舅分到不同的部队，我舅舅被派到陕西去了。仗打得实在太苦了。他是沿着中印公路一路要饭走回来的。 望着金从一个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乞丐，又瘦又脏，卓如很难过。她立刻随着金回家。家人见他回来，不禁狂喜。仆人立刻给他里外更衣，进餐，沐浴，剪头修脸……所有的脏衣服都拿到厨房一把火烧掉了，只留下国民党部队的证件。卓如就站在院子里等，她一边摆弄着天井里的盆花，一边想着有好多话要问金。过了不一会儿，秀气的金家公子再次出现在堂屋里了。除了消瘦以外，重新打扮后的金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战争的痕迹。 卓如静静地看着他，有时微笑一下，有时又显得很忧郁。她可能在想我舅舅为什么还不回来。这时，金则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冲到院子里，将卓如紧紧地抱在怀里。 不知道这一过程是否完全如此，不过我想大概这就是卓如最后嫁给金某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我舅舅还在陕西。等他听说金与卓如要结婚时，已经晚了。但是他们结婚那天，我舅舅还是出现在了金家的大门前。他穿着高档的灰色西服，系着一条优雅的黑色暗花德国领带，头发梳理得齐如密林，皮鞋、怀表、手绢、用的都是最好的，而且异常干净。他带着几根金条，并让一个仆人抬着一箱礼物。最重要的是，他还在笑。 酒席间，我舅舅突然对金某说：“卓如是我让给你的。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结婚的时候，我要吻新娘。” 金说：“好，但只能吻一次。卓如，你同意吗？” 卓如这时低下了头，抑制着自己，却不哭出来。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我舅舅说。忽然，他冲到卓如面前，将她抱在怀里，深深地亲吻下去。 这是一个相当真实的吻，卓如没有回避。所有人都惊呆了。 金说只能吻一次，但是并没有说吻多久。于是我舅舅几乎将整个心灵都融化在这个长吻之中。他尽量地拖延这个亲吻。 这个吻实在太长了，据说将近三分钟。所有的人，包括金，都在旁边干看着，没有说话。而且当时有些老人显然等得不耐烦了，可又不能出声。他们就这样长吻着，现在说起来简直让人觉得很荒诞，不可信。而且，这个吻的意义还长过了人们的想象，因为我舅舅为它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后来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全线大崩溃。我舅舅从尸堆中爬出来，逃亡，被俘进了山东俘虏营，遣返回乡后又历经了镇反的恐怖，度过了灾荒年的大饥饿和血腥的文革…… 这些都是表象。骨子里，他几乎就依靠着对这个吻的记忆生活了一辈子。他总是在我们面前絮叨这件事。卓如的影子像是内战中的弹片一样，嵌进了他的生命中，无法溶解，无法异化，一直到他烧成灰时，她都是完美的。 我舅舅、洪卓如和金，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有一次我在互联网上一搜《瑞安中学师生名录》，居然他们几个都在。我有舅舅生前亲笔写的一份简历，说他是1936年1月至1939年6月在瑞安中学读书，但《瑞安中学师生名录》标明的时间是1940年，或许有误，也可能是他们毕业的时间。 九年后，他们三个人天各一方。金某在内战的大混乱中，不得不随败退的国民党部队渡海去了台湾，而新婚不久的洪卓如则被永远遗弃在大陆。 舅舅晚年大部分在重庆度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长驻北京。偶尔回重庆，仍然住在舅舅家。那时的舅舅老了，耳朵基本失聪，关节炎也日益加重，枯瘦如柴。他每天坐在桌子边上抽叶子烟，什么话也不说。他觉得一旦说话，别人就得回答他，而他又听不见，徒增烦恼。不如沉默算了。打过仗的人耳朵都不太好，据说是大炮震聋的。他的桌子上总放着一打纸。他会指着对来的人讲：要说什么，写下来吧。他的屋子里光线越来越黑，东西越来越旧。咳嗽、吐痰和叶子烟味到处弥漫。所有的柜子、镜子与抽屉都好像是来自一个陌生的旧时代，腐朽而阴郁。他在不断地写信，给浙江老家的亲戚或给卓如，但给卓如的信他从来不敢寄。 唯一不变的是舅舅的习惯：每天早晨必梳头，屋子里窗明几净。 1993年汪辜会谈之后，两岸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夏天，我因拍纪录片到重庆，做了一集叫《余党》的片子。其中的主角的就是我舅舅。不久之后，该片在台湾播出，产生了一些影响。想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有一天，我舅舅忽然接到在台湾的金某来信，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们都看见了！没想到四十多年后，我们居然还能见面，简直是奇迹。 金某这时已是台湾退休高官。他们约好秋天在浙江聚会。 1993年秋天的浙江之行，是我舅舅一生最后的快乐。他去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一身白色西服。以至于浙江人以为他才是从台湾回来的。 当然，我舅舅最想回去看的一个人是洪卓如。 大家都是四十三年没见了。金某在台也已经再婚多年，卓如也再婚了。按照现代的婚姻法来说，他们俩实际上都算是“重婚”，因为金当年并没有正式离婚，就匆忙随国民党军队退到了台湾，且再也无法回来。只有我舅舅一生独身。 而洪卓如呢，她竟然就一直居住在洪家的花信楼里。五十年代以后，她下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工人，过起了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我猜她大概是想找一个保护伞。因为她毕竟属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家庭”的小姐。她若想安全地活着，只好依赖那些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谁也不知道这个大家闺秀内心的苦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家很想见面。而真见面了，却忽然又不知该说什么了。我舅舅、金与洪，三人的出身很类似，但后来却过着天壤之别的日子。那一年，故乡的人看见我舅舅和金某都忽然回来了，好像看见了两个往事的幽灵，两个外星人，或两团岁月的旧火。 卓如早已人老珠黄了，大家变得陌生了。 金某回台湾后，又过了两年，我舅舅就说要回浙江等死。 1995年9月，他离开重庆，重返瑞安平阳坑，住在一个朋友家。他还给所有外地的亲戚写信，让大家回去给他“送行”。他感到自己岁月无多。但除了我母亲外，谁也没去。这时的舅舅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疾病深入骨髓，心脏功能衰竭，内循环系统基本失调，不断吐血，整夜失眠，下肢也开始浮肿到膝盖以上。 为了不过多影响朋友的生活，他搬出了朋友家，竟然去租了一间当初谢家祖屋对面的破房子住—那是一间已经完全倾败、腐朽、残破不堪的屋子，漏雨、透风、四壁潮湿……当地人传说：那屋子谁住进去谁死。唯一庇护他生命的，是几块围在墙上的塑料布和编织口袋。 他最后的屋子里几乎像一个山洞，在寒风中显得阴森凄冷。一生的失败与寂寞此时全部变成了肉体的折磨，噬咬着他的骨、肉、筋、血。只有偶尔的晚霞的光辉，会从那窗口的破洞照射进去，温暖一下他冰冷的影子。 有些人的晚霞也是黑暗的，苦的，冷的。 我母亲到的时候，他的情绪已经极其低落，烦躁。大小便都已经不能自理了。他整天坐在一张破旧的榻椅上，奄奄一息，沉默寡言。若说话，则讽刺所有人，包括正在服侍他的我母亲。直到最后他离开。舅舅死之前，让我母亲把所有属于卓如的照片、信件和纪念物品等，全都给卓如还回去。这是卓如没想到的。在我舅舅最后的日子里，他们之间似乎并无太多来往。而当她再次看到我舅舅过了几十年又还回来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后，才不禁大恸。她说：在文革中，这些东西连我自己都没能留下。我太对不起他了。 卓如的事我知道得不多，大概就这些，跟“演义”差不多。 她在“文革”中究竟遭遇如何，后来做的什么职业。她一直爱读书吗？她是否也和她祖父一样，写诗，或许还写了很多，但从未敢拿出来？她大约是在九十年代末期去世的，应该也埋在瑞安墓地。为什么要写她，我说不清楚。写她其实就是写我舅舅。我舅舅的传奇太多，这里只写了一点点。或者是卓如在口碑中有点太美了。听说连我外祖母也很“嫉妒”她的美貌，说起她的名字，就说念起来简直就是“红烧肉”。而卓如的祖父洪炳文，也许更难以想象他的孙女将来会过那样一种寄人篱下的没落生活。 据记载，洪炳文在1918年，曾写有一篇关于科幻小说的文章，其中写道：“撰《月球游》乐府，曾以飞机上升入月球为说，谓世界将来必产一种能出入氧气之物，人类不需此气而能生存，如水陆两栖物类。又能制贮氧气之气球，为在飞行时机中人呼吸之辅助。此为理想小说，系未来预拟之事，诚航空极工开新之绝学。此时尚未企及，先事言之，人多不信，莽莽前途，愿以俟之来者。” 洪炳文可能是第一个幻想登月飞船的中国文人。他期待的似乎是赛先生式的月亮家园。没想到五十年后，洪炳文的这些预言竟全都应验了：1969年，正当中国的文革进入巅峰期时，地球那一边的人类终于登上了月球。 而就在那一年前后，在重庆的舅舅，则把自己民国时期的照片全拿出来撕掉、烧掉。这些照片主要有早年在瑞安的，有穿国民党军装的、戴美式军帽的、在黄埔军校时或战时拍摄的。既然他是“历史反革命”，这些就是他的罪证。可以说，他上半生最有意义的那些往事见证，全都付诸一炬。因为这时红卫兵在到处抄家。当然不止是他，那时，只要是属于可能被抓出来，被批斗或审查的民国时代的旧照片，都被人们扔进了火里。但是有一两张照片，我舅舅死活就没烧。那就是洪卓如的照片。 他不但没烧照片，还继续在给卓如写信。有时到了中秋，他就干脆把写信的纸剪成一个圆，贴在窗玻璃上，代替月亮。 如果说，卓如的祖父洪炳文，作为一个旧式中国文人，其在科幻小说中对月亮这一传统中国诗文的典型意象，已经脱离了古诗与戏剧而走向了新时代的西方科学理想，那么我舅舅贴在窗户上的纸月亮，则是一个中国人对家族与爱人必将团圆的情感理想。他们来自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祠堂边上。甚至说的都曾是同一种方言。所不同的是，洪炳文把漫游月亮的幻想写在了纸上，而我舅舅则直接把写字的纸贴在了窗户上、天上。他们都拥有着各自的“纸月亮”。而那被泯灭在历史中，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卓如，则夹在这两种秘密的纸月亮之间，犹如一个飞过民国记忆的嫦娥。 原载《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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