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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2年《儿童文学》刊出的《杨梅》可以说是最初的连载版。2006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在内容方面，相比于最初的连载版一共修改了92处。2010年出版的扩充本中与2002年相同的部分，相较于2002年，则修改了31处。这一共123处的修改，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对整体情节和艺术效果几乎没有影响的单纯的字词、标点、句子的删改。一些修改如“灰飞烟灭”改成“灰飞湮灭”，“生平”改为“平生”，数字的“14”改为“十四”，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一些修改如“音量小一点”改为“音量低一点”，“趋向完美”改为“较完美”，“到社会上游荡”改为“到大街上游荡”等等，这样的改变却能使表达更为准确。有意思的是，仔细对比这三个版本，我们会发现，这三个版本的这些细微处的变化并不是呈一个逐渐完善的梯级形式，也就是说，第二个版本和第三个版本几乎一样，30处的改变大多都集中在一些标点符号以及单个字的修改上，使其更准确或更符合现代汉语的词汇规范（其中很大一部分修改都集中在“做”和“作”的变化上）。而第一个版本却像是在第二、第三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的，这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是那些使表达更为准确的变化并不是发生在从第1到第2个版本的顺序承接上，恰恰相反，第1个版本反而比第2个版本更为准确和精细。同时，第1个版本更像是第2个版本的缩减版，那些到第2个版本上多出来的句子，并不影响情节的变化，加与不加更多的只是一个字数上的变化，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有的甚至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是在第2个版本的一个句子中硬生生地截去一部分，变为第1个版本。例如第1个版本中的“他又说”在第2个版本中则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问我，就愣了一下。他没有在意我的表情，继续说”，这种变化，与其牵强地说是作者后来在第1个版本上的扩充（因为我们找不到作者这样改动的必要性），不如说是第1个版本是在第2个版本的基础上删改出来的。像这样没有充分理由的句子删改在第1个版本中还很多。对此，作者黄春华给出了答案：“最初投给《儿童文学》之后，杨福庆老师非常喜欢，但觉得结局无光亮，令修改。于是，我就改成了当年杂志上的那样。后来出单行本，我向编辑提出必须是原稿，她同意了。《杨梅》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来信说想知道后来的事。我本没有想后来，编辑一再鼓励让我写续，于是，时隔几年，才提笔写出。前后并在一起，出了2010年的版本。”[2]如此一来，前面的疑惑便不解自明了。原来第2个版本的内容才是最初的底稿，因此，第1个版本与第3个版本都是在第2个版本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第1个版本因为是要在杂志上连载，为了尽量节省版面，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句子删改也的确在情理之中。事实上，黄春华的回答不仅揭示出了这三个版本真实的先后问题，也回答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三个版本在没有实质性意义的修改之外的第二类修改的原因。
第二类修改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修改，因为这类修改涉及到文章的内容变化和主题表达。这类修改在《杨梅》的三个版本中主要表现在结局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物设置上的变化。《杨梅》讲述了一个极度自卑与自闭的女孩杨梅艰难成长的故事。在家里，她没有父亲，遭受着母亲的虐待，在校园里，又因为长相，受到同学的歧视和嘲笑。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终于因为新班主任王老师的出现而似乎出现了转机：同桌高露的帮助，王老师的鼓励与支持……深受生活不公平对待的杨梅是被拯救，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蜕变呢？还是在残酷的生活面前再次受到重创，落入更加不见底的深渊？三个版本的《杨梅》就在这里提供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三种结局。在连载版的《杨梅》中，杨梅在王老师的关心与鼓励下，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也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最终重拾了对自己的自信和对于人生的希望。而在第2个版本中，黄春华却显得更为残酷。那个让杨梅第一次感受到关心与爱的、被杨梅一直小心翼翼当成爸爸的王老师，竟然也对杨梅的精神状态存在怀疑。杨梅最终被王老师和自己的母亲乃至整个社会送进了精神病院。即使在精神病院，杨梅感受到的依然是人世的残酷与冷漠，小说最后，一扇一扇轰然关闭的大门宣告着杨梅的人生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在2010年的第3个版本中，小说在第2个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近15万字。从精神病院回来后陷入彻底绝望的杨梅一如既往地承受着母亲、同学、老师变本加厉的嘲笑与伤害。但这只是开始，杨梅的人生在偶然遇到“杀人犯”雷子之后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开始逃离学校和家庭，结识了社会人员雷子、耗子以及阳光而富有同情心的体育老师杨老师，在帮助雷子寻找真正凶手的过程中与这三个人的帮助下，杨梅逐渐学会了与母亲和老师抗争，争取到了自己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也获得了他人对其才华的重视，以及友谊与爱。小说的结局与第1版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但涉及的范围更广，过程也更为曲折。按照作者对这三个版本产生缘由的自述，小说结局的演变应该是这样一个顺序：作者设计的最初结局就是将生活的残酷本相无情地撕开展示给人看。但在《儿童文学》最初发表时，当时的编辑认为这个结局太残酷，不能给人以希望，于是黄春华对小说结尾进行了修改。但到了2006年出单行本时，黄春华依然坚持将原本残酷的结局展示给读者，于是读者看到了不同于2002年拥有光明结尾版的《杨梅》，而2010年的《杨梅》，是“众多读者的来信”与“编辑一再的鼓励”下，在第2版的基础上衍生的产物，作者自己“本没有想后来”。由此可见，黄春华心目中真正也最挚爱的版本应该是第2个版本，也就是拥有残酷结尾的那个版本。那么，这三个版本的结局分别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与意义？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和原因又分别是什么？
二2002年连载版的光明结局自不必说。《儿童文学》的受众群体是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期的青少年儿童。在家庭与学校中备受歧视与嘲笑的杨梅已经够博得小读者们的眼泪水了，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的给予了杨梅关爱的王老师就如照进杨梅阴霾生活中的一丝阳光，或是漂浮在杨梅绝望人生中的一根救命草。如果这仅有的一丝阳光和仅有的一根救命稻草最终也被残酷夺走的话，对少儿读者产生的打击该有多大！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具备阅读这篇小说的儿童的阅读心理应该已进入小学后期乃至初中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随着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心理活动的发展，已初步掌握基本思维方式，但客观上并未摆脱稚气，并未形成完整的价值观念和是非准则。”[3]儿童时代读过的书，几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它影响着儿童的发展，并对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作为肩负着引导少年儿童阅读趣味，培养其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儿童文学》，要求对《杨梅》的结局做出修改是情有可原的，而且从儿童的阅读心理来说，这样的结果也更适合儿童的阅读期待与心理承受能力——杨梅的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已经这么冷酷了，如果再不出现一点温暖，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为了从整体上稀释全文笼罩的悲剧色彩，作者不仅改变了结局，还在文中新增了一个人物——一个同样具有先天不足——口吃，却成绩优异的同学赵小菲。“赵小菲”这一角色一共在文中出现5次：“我”在被同桌李强欺负时，她站出来为“我”说话，却因为口吃力不从心反被嘲笑，“我”在合唱中受到不平等的歧视而被迫退出时，本身因为缺陷而不能参加合唱的她却反过来安慰“我”……赵小菲的出现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着“人间”还有温暖的符号，她对杨梅的帮助并不同于杨康那样对更弱小者的同情抑或是高露那样高高在上的怜悯，而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善良与感同身受的理解，这或许也是作者将其设置为“口吃”的用心所在。她的出现柔和了全文的凌厉色彩，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整部小说的人物形象系统，或许也更为贴近生活的本相。但事实上，纵观整篇小说的谋篇布局，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曲终奏雅之嫌，因为作者在文中已经为最后的悲剧结尾铺垫了太多了东西，局部的修改并没有完全改变全文的基调。
2006年版的悲剧结尾，不要说是对于少儿读者，就算是成年读者来说也似乎过于残酷。但它却深度契合了整篇文章的悲剧气质，或者说是整篇文章水到渠成的结果。因为作者为这悲剧结果的到来埋下了不只一个伏笔。《杨梅》之所以能够在众多读者心中都“留下相当大的震撼和影响”[4]，我相信不仅仅只是因为杨梅极度悲惨的人生，更得益于作者高超的表现技巧——文学与音乐在全文中的复调式融入。单纯的悲惨只能震撼人一时，而只有艺术恒久的魅力才能使初读作品时的那份震撼多年之后依旧记忆犹新。文学名著《简·爱》与歌曲《同一首歌》是贯穿全文的两个重要道具，既是全文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作品主题表达和氛围渲染的重要载体。这两个道具的出现代表着杨梅无望生活的转机：王老师赠送给杨梅的《简·爱》使她从与之经历相似的简·爱的身上获得了精神的共鸣与勇敢对抗冷酷世界的勇气。而高露邀请杨梅参加的合唱歌曲《同一首歌》更是让杨梅重新燃起了对于生活的希望与热情。但接踵而来的残酷现实重新给予了杨梅以沉重的打击：她因为不平等的歧视而被剥夺了合唱的资格！当众人散去，偌大的礼堂只剩哭泣的杨梅一人时，她仿佛被全世界遗弃了。小说中弥漫的这两股时隐时现的文学与音乐的复调至此重合：在似乎还萦绕于耳的《同一首歌》美好而空灵的旋律中，杨梅泪如雨下地背诵着《简·爱》中的台词，这是海伦在去世之前对简·爱说的一段极富宗教意味的话，她告诉还在苦难中挣扎的简·爱，也告诉杨梅：“哪怕我们被痛苦和耻辱折磨得要死，鄙视从四面八方袭来，憎恨把我们压得粉碎，天使们也会看到我们的苦难，承认我们的无辜。”此时此刻，《同一首歌》中美好温暖的歌词变得如此虚假而飘渺，而杨梅的巨大悲恸，也由此带上了具有神圣与崇高意味的宗教色彩。小说具有如此巨大而深沉的动人力量的秘诀，也许就在于《简·爱》中崇高宗教感与《同一首歌》中音乐精神的融入。事实上，杨梅参与合唱的权利最终被剥夺的结局正是暗示着“同一首歌”的虚妄与不可能性。同样，小说最后，当杨梅揭开《简·爱》的包书纸时的失望与“发誓不再动它一下”也标志着杨梅彻底的绝望。除此之外，作者还在文中多处铺垫了杨梅最终将被送入精神病院的细节：例如杨康对杨梅的告诫，高露异样的眼光，高露与王老师的谈话……由此可见，无论是细节的安排还是文中两条重要线索的发展，最终指向的都是悲剧性的结局，这也正是作者心目中的最初版本。那么，作者为何对这个显得颇为残酷的结局如此执着以致4年后出单行本时仍然念念不忘？在《杨梅》的创作谈中，作者提到了《杨梅》写作的最终目的就是为像杨梅那样在生活中受尽嘲讽的弱势孩子呐喊，帮助他们发声。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在宣扬阳光与快乐的作品充斥的当今，“孩子的世界看似天真无邪，其实里面也夹杂着痛苦，甚至是屈辱。”于是，他选择了将这种痛苦与屈辱的生活本相揭示给人看。他也坦然地承认：“为了增强感染力，我在有意识地强化杨梅的‘惨’”，但同时他也相信生活的残酷“远远超过小说中的描述”[5]。因此，黄春华对杨梅悲剧结尾的安排，是出于一种有意识对抗乐观主义，而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的彻底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意识，相信不仅仅是出于作者对悲剧表达效果的有意识追求，可能也受到作者从小衷爱的《红楼梦》的无意识影响。黄春华在一次访谈中坦言《红楼梦》是导致其彻底改行为作家的原因，并决定了他的作品属于“红型”。[6]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一部具有现代文化悲剧精神的作品，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人的价值的毁灭。这种悲剧精神在《杨梅》中便体现为残酷社会对杨梅那一丝刚刚萌生的人的意识与尊严的无情践踏。
2010年，作者在众多读者的殷切盼望与编辑的鼓励下，又重新提笔，在第2版的基础上又洋洋洒洒增添了近15万字。《杨梅》也由中篇变成了长篇。如果说第2版的《杨梅》还算是校园小说的话，那么新增的部分更像是一部悬疑小说。新增的部分基本上围绕着为雷子寻找真正的凶手进行，情节说得上跌宕起伏，到真相大白的时候更带上了一丝惊险的意味。而杨梅也在与雷子、耗子、杨老师的相处过程中得到真正的关爱和友谊，重新萌生了对于未来的希望与勇气。作者对于杨梅这一系列经历的安排，使杨梅从封闭和压抑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走了出来，接触到更为复杂却也具有更多可能性的社会，从而为其的性格转变铺垫了充分的准备。小说最后，真相大白，竟然是深爱雷子的姑妈杀害了雷子的未婚妻。杨梅和雷子，两个同样为社会误解与抛弃的不幸者，一个是因为缺爱，一个却是因为得到了太多的爱。这种颇具反讽意味的思考引人深思，却也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小说最初的目的设定——为弱势儿童呐喊。事实上，作者也自称“本没想有后来”，《杨梅》的中篇小说版已是自成一体，硬是再接着写下去，难免会破坏作品原有的结构，带上生硬之感。毫无疑问，小说的新增部分与前面的保留部分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乍看之下（特别是对于看过原版的读者来说），实在感觉有点难以“入戏”，这一方面或许是由于作者时隔4年又重新提笔，心境与创作风格也已经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转变，难以完全回到当时的创作心态。因此，尽管小说结尾与2002年连载版中的光明结尾大同小异，但相比起后者修改时的无奈，2010版的结尾却是一种有意识的迎合，毕竟中国读者还是更喜欢大团圆式的结局，这虽然是出于一种美好的期盼，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了作者的初衷。
对比《杨梅》这三个版本的结尾变迁，笔者无意于对它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高低评判。事实上，每个版本都有每个版本的存在理由与价值。《杨梅》关注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教育、成长等这些基本问题的范畴，而是在这些问题之上的，对于人性、尊严、爱这些生命中永恒主题的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性的结尾能够将这种思考表达得更为振聋发聩。但如果一定要将其定位为“儿童文学”的话，我更喜欢2002年《儿童文学》上的那个连载版，毕竟这是给了童年的我以极大震撼，以致10年之后依旧念念不忘的最初版本，也正如一句歌词所唱的那样：“人生已经如此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小孩子的世界，还是少一点阴霾为好。
责任编辑：李榕注释：[1]金宏宇.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修改本[J].文学评论，20035:121 127.[2]笔者为此事特意在微博上询问了黄春华老师，这是他的回答。[3]廖连生.儿童阅读心理探析及其教育策略[J].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2:27 29.[4]杨梅的成长[EB/OL].2013 6 1[2015 1 29].http://book.douban.com/review/5999516/.[5]黄春华.受伤的女孩——小说 /SPAN 杨梅 创作谈[J].儿童文学，20027:29 31.[6]周敏.《东方少年》独家专访——黄春华：作文与文学是一家人[J].《东方少年》（快乐文学），20135:37 40.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一个故事的三种结局”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