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的地图故事

军队行军打仗总是离不开地图。由于地图对于军事的重要作用,军人把它比作“军队的眼睛”。中国工农红军踏上长征路后,这时的地图,不仅关系着红军的命运,而且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指示测绘人员:一要管好现有地图;二要调查行军中道路的情况,并绘制路线图;三要快速测绘新区、重点地区地形略图;四要借助向导,注意兵要地志调查。红军测绘人员坚决贯彻这一指示,和总参谋部的参谋人员一道采取了各种措施获取地图,从而保证了红军长征行军作战用图,为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实现战略转移发挥了重大作用。 充分利用现有地图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11月25日,根据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朱德、彭德怀、毛泽东等15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中央军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军事机构,统辖指挥全国所有的红色军队。其下设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政治保卫局,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若干省、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总参谋部下设地图科,随军收集地图资料并作一些简易测图和标图。 在中央苏区的几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战士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一些地图,加上白区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地图,红军总参谋部地图科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地图资料。这些地图资料,成了后来红军长征地图保障的基础。 红军收集到的地图资料,最早的要数清末魏源采用经纬度制图方法编制的一本地图集——《海国图志》。该图集有74幅地图,选用了多种地图投影,是制图方法转变的标志,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其次是杨守敬编制的《历年舆地沿革险要图》,共70幅,是我国历史沿革地图史上的旷世之作。这些资料为红军测绘人员学习地理和制图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中历史地图集的基本资料。 红军地图资料中较多的还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绘制的地图。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于1912年设陆地测量总局,实施地形图测图和制图业务。到1928年,全国新测1∶25万比例尺地形图400多幅,1∶5万比例尺地形图3595幅,在清代全国舆地图的基础上调查补充,完成1∶10万和1∶20万比例尺地形图3883幅,并于1923～1924年编绘完成全国1∶100万比例尺地形图96幅。除了军事部门以外,水利、铁道、地政等部门的测绘业务也有所发展,绘制了一些地图。上述地图红军都有收集或缴获,成为红军标图、绘图、翻印和识图用图的基础,在红军长征中得到充分运用。 途中快速测绘及作战缴获敌军地图 在中国整个革命战争过程中,革命军队一直十分重视地图保障。长征前夕,地图科就专为主力红军制作了江西南部1∶10万比例尺地形图。1935年1月红军攻克遵义后,红军总部立即指示测绘人员绘制遵义地区地图。测绘人员立即行动,突击测量,6天时间内测绘范围南北长60里,东西宽50里。城区用导线测量控制点,郊区用交会法测绘简易地形。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在这一出色的运动战中,测绘人员绘制的遵义周围的地形略图和路线图,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爬雪山、过草地前,地图科的测绘人员又及时绘制了雪山、草地的“1∶1万宿营路线图”,为红军官兵在极其恶劣的天候和地形条件下行军宿营,不致迷失方向发挥了重要的“导引”作用。 通过作战缴获敌人的地图,仍是长征途中地图的一个重要来源。例如,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地区,由于没有大比例尺地形图,部队作战和行进都非常困难,特别是在准备北渡金沙江摆脱敌人尾追的形势下,却不知渡口在哪里,红军上下十分焦急。一天,红军的一支侦察队在曲靖西北的公路上截获了一辆敌军汽车,内装有云南省1∶10万比例尺地图两包。这是蒋介石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请求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援的地图。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我们应当感谢龙云,是他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红军总部对照缴获的云南地图,迅速查出了龙街、皎平、洪门三个金沙江渡口,并把渡口位置、相互距离和通行路线标绘了出来,发给部队。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三个渡口,全部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广从民间收集地图 从民间收集地图,也是红军长征途中获取地图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十分重视地图,每到新的地区就督促部队收集地图,哪怕是县志、报纸上曾登载的示意图也要收集来作参考。对收集来的地图,指派专人想办法到实地对照,对错漏之处修正补充。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前,徐向前还通过地下工作人员,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赵寿山那里买了一份川北、陕南的1∶30万比例尺地形图,使后来红军长征北上陕甘有了一份重要的地图。在长征途中,每个红军指挥员都十分重视地图。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后,原来在湘赣的地图已不能使用,但部队行军作战离不开地图,他命令部队千方百计收集地图,哪怕是学生课本上的地图也行。贵州山陡河多,地形复杂,教学用的地图满足不了需要,部队行动很困难。正在这时,部队打下旧州,在一教堂发现一张1平方米左右的贵州省地图,可惜图上注释的全是法文,只好请在当地被“俘虏”的瑞士籍法国牧师勃沙特帮助翻译。勃沙特能讲很流利的贵州话。萧克亲自做勃沙特的工作,当天晚上即和勃沙特一起逐一把部队准备行动方向上的地名翻译成汉字,从而成就了一段“红军将领与外籍俘虏”建立友情的国际佳话。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